不肯。我猜她是惦着伤员，指导员还是不让，急得她要哭了。我说你回去干什么，是否要开会？她说：“不是，我还有工作呢，有三个才开过刀。”指导员说：“有人护理呀，已交给别的人了。”她还是不肯，显然她不放心，伤病员是如何系着她的心！我看这情形，才提议让她回去。她敬了礼马上出去，我很想看看她的情形，就推门出去，见她小跑似的走着，走几步还小跑一下，已经走出好远了。我跟在她后面，到了她的病房，我看见她一进去，就忙跑到严重的伤员那里，这时有几个伤员问：“小白，你到哪去了呀！”这亲近之情，简直像儿子对母亲的感情，真像一个老鸟回窝一样。她一个个地问着，她一来，看出伤病员像增加了许多安慰。她用极其温柔的声音俯在伤员的脸上问：“吃饭了没有？”因为她要吃饭，又给伤员说：“我去吃饭了，晚上还是我值班！”“唉，怎么白天值班，晚上还是你值班呢，不会把你累坏吗？”伤员也在担心她。
她出去后，一个伤员说：“她真耐心呀，不知道累，给她立功吧。”
有一个伤员刚行过手术，取出的炮弹皮还在怀里放着。我说：“你还保存它做什么？”“我要好好保留，我伤好了回来再还给他们。”显得异常仇恨。
晚上，开五个朝鲜女护士的座谈会，只是语言不通又拘束，几无结果而散。她们个子都很低，穿着厚厚的棉军衣，真像一个个的小炮弹。一个姓沈的女孩子，脸胖胖的只是笑，她在战争前两年就参加了游击队。我问她愿不愿到中国，她说，朝鲜解放后去看看。我开玩笑地说，现在去看看好不好，她说不去，祖国现在战争呀。问起她们去年的困难，她们都说不困难，只是话不懂，困难。我问：“别的没有困难吗？”“没有。”我问：“嫌脏臭吗？”“嫌什么脏臭呢！”可见朝鲜人，是有着比我们更焦急的心境，更沉重的担子。他们似乎没有我们松心，虽然我们也担着这个担子。
有一个姓安的女孩子十七岁，她唱得真美极了，叫她留在这里唱一唱，她不愿，可见朝鲜人也不太开放。
今天本是专访朝鲜护士，但收获不太大。只是白孝玉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她不是任务观点，完全是一种坚实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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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日
晨，起得晚。下午和晚间与手术队的几个女护士谈话，颇有收获。她们过去是被人称为小姐的，而现在如果有人这样称呼，她们会感到是一种侮辱。曾几何时，不这样称呼，是她们所不满意的呀，变化得多快。
热情，爱笑，是现在她们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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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
今天和于桂芝谈话。这位姑娘是一个苦命人，她跟一般的战士相同，时时想着以前的苦，觉得现在并没有怎么苦，比以前强得多。从心底里感觉如果不是共产党、毛主席，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她是这样的老实，话也不爱多谈，这是在她姑姑严格管教下和苦命的生活中养成的。一直到今天，还是只会苦干而不擅言谈。不知怎的我对她有一种衷心的同情。谈完后，我要她一张相片，她答应只有一张也送给我。我问她要什么书，她说考虑一下再答复我。
她的形象将保持在我的脑中。谈过话后，她站起身来。她的绿色的袜子破了两个洞，又套上那双单薄的黑胶鞋走了。这时我听说施行手术取弹片，我去看看。一看又见到于桂芝，已经穿上护士衣，戴上口罩，悄悄地站在手术台的旁边。她什么时候愿意休息一下呢。
昨天我和肖作信等人谈过话后，我一看也是这样，她到了手术室里，她要桂芝去吃饭，而桂芝（穿着白护士衣，细细的身材，显得美丽）不肯。她就抱着桂芝去解她的护士衣，解下一半，桂芝又穿上了。都是祖国优秀的女儿！而桂芝不同的是，她完全是朴素的化身。
夜，大雪。我和杨桦串了几个病房，给伤员拜年。归来，我和杨桦想检讨一年来的工作。因为太疲劳了，不能再多想了。
一九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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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日
晨起，雪停，昨夜雪下得很厚。和杨桦去给工作人员拜年。有两个男护士，衣服很脏，在那里洗。他们是很艰苦的。今天虽说过年，但过年的气氛不大，可能是忙于天天如此的工作之故。
饭后和彭医生谈话。可以相信，他是个诚实的人，他讲了他参加手术队的真实经过。他，上海某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在重庆某医院，抗战中也曾被国民党征调做过战地手术工作。但那时他纯粹为了应付和混文凭。他的家庭是三代基督徒，祖父是一个牧师，从小很害怕共产党。一方面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的“恐怖”。解放时，听说不杀害知识分子，所以没有到台湾。政委去后，开始自己课也不想听。但共产党的行动感动了他。例如他岳母的儿子因参加革命被杀，岳母生活十分困难，而医院正在扩大，十分需要技术人才的时候，牺牲了公家一部分工作，把他调到岳母所在的武汉，这事给了他很大的感动。逐渐地看到新中国的可爱，激发了爱国思想。在护士们报名热潮的影响下，他也报了名。
这位医师谦逊、和蔼，有时给他的下级开个玩笑，对大家争论的问题，不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
正在谈着，这些护士女孩子们来了，头上、小靴子上，挂着一圈白雪。她们蹦蹦跳跳，把屋子吵闹得什么似的，医生分给她们一个人一块糖。她们就又簇拥着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教导员来给我们拜年，并说罗克贤、李泰顺、袁刚都来了，这是一号我们计划的座谈会。这样的采访，是我今后应竭力避免的，因为这很不合理。她们几个就是踏着雪来的。罗克贤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瘦小得很，脸又黄，你真很难想像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照顾过一百八十多名伤员。这个曾经是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儿，显然是十分脆弱的，现在竟然转变到这样，真是不易。她很聪明，说着带湖南音的普通话，十分快，使你的听觉有点赶不上，而且她说得十分有趣生动。可惜我问起她开始不愿做这个工作的情形，她不愿多说，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如桂芝这样人的地方。
谈过话后，我们到大队部会餐。我向功臣们敬酒，而她们向我敬得更多。我是一个酒闹儿，但又没有酒鬼的酒量，因此喝得晕晕的。会上大家要李泰顺唱个朝鲜歌，她扭扭捏捏，怎么也不肯唱。只是红着脸，眨着黑黑的眼睛。晚上和她谈，我以为一定谈不出，但结果她用朝鲜式的中国话，直谈了四个钟头。罗克贤微笑地看着她。我和杨桦怀着极大兴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竟能说这么多的中国话语法上的颠倒，太叫人感兴趣了。例如说，在飞机场呆了几天，就说“在飞机场三天的干哪”！她的形象也深入到我的脑中。
最后我还征求了她对中国女同志的意见，她直爽地提出了三点：1。不是全部同志都工作得那么有劲 还有闹个人问题的。2。小圈子。3。看人好一切都好，坏一切都坏。她提出以后引起我深深的思索。她们的全心全意为祖国（甚至全班分不出高下）和团结一致确实是很好的。我问起她的婚姻问题，她说：“现在不是谈幸福生活的时候。”谈起困难就说，“一切困难的没有。”她的形象也进入到我的心中。我在给她签字中写道：“我尊敬优秀的朝鲜女儿。”
罗克贤自从祖国回来后，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爱与荣誉，感到自己贡献太小，这次回朝鲜是带着心甘情愿的献身精神，这种心情，我是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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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日
又继续和罗、李谈了两小时，和袁刚长谈了一小时，和袁谈得太少，院部急着来慰问伤员，我们一同离开。给他们功臣同志合了一个影。临别时，于桂芝也不说什么，她是含着深厚的内在真情。我握了握她的为无数伤员操劳过的、现在变得粗糙的手。
小吉普车过了松街里。公路紧挨着铁路，路侧有几间歪斜的小空房子，据说这里曾经是一条繁华的大街，现在成了这样。这是敌机轰炸最厉害的地区。政委说，过去罗克贤等就在此处接伤员，伤员没地方放，就搁在这路边的小房里，和火车道的桥洞子里。那时伤员该多受苦啊。
席忠排除定时弹也在此处。
天黑时，又穿过黑岭车站到了内科队。闷了一天的火车从山洞里爬出来，像深呼吸似的冒着黑烟，还叫着，附近是散散落落的物资和搬运人员。
我们准备爬山。政委说，这里有“户外电梯”——电力操纵的轱辘马。可装五六个人，和缆车差不多。山地异常陡。我们坐上，沿着山涧悬崖边，徐徐地上去了。约有三四百米，才到了洞口，洞口修了一个门，门搭彩坊，写着“庆祝新年”的字样。再往里即电灯辉煌，电炉通红，人们吵吵嚷嚷。原来这里是一个大自然洞，成螺旋形，他们根据自然地形，用木柱和木板搭成了六层高的楼房。里面有药房、有门诊（还给老百姓看）、有办公室，都分成单间，井然有序，用白布将板壁蒙上。我们沿梯直到第六层，上面都是休养的伤员，只是空气差些，我们向伤员问了好。最后又到下一层看，过了一个小桥（夏天有流水），小桥还有栏杆，颇有公园小桥味道。凭栏下望，又有一大洞。政委说，下面有多深多远，还不知道，端蜡烛去探过几次，到里面灯就灭了，点不着。过了桥，下面是一个剧场，党员们正在开会。临时将我一军，我讲了几句话，他们很欢迎。还呼口号回答我们。
我仔细看了一下钟乳石，有的宛如流水状，有的如海中珊瑚，颇为可观。
临行前和一个陆教授谈了话。我很想了解他的情形，但时间不够了。只知道他在入朝时，因为先得到了消息而保守秘密，才捷足先登报名来的。来到这里还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