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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新的计划没想好，只有写日记。直写了三个小时，才睡午睡。醒来以后，想起执行任务的战士们就要出击了，他们现在在做什么自己感觉没有参加是很大的损失。
晚上，我一边看报告，一边等着攻击开始的时间。慢慢地到了九点三十分，听见阵地后一阵炮弹出膛的声音，忙出去一看，只见火光闪闪，照亮天空，是我们的炮火开始射击了。接着，前后左右的炮兵阵地，像打闪一样全都开始了急袭，炮弹嘶嘶地从头顶上掠过，只是听不见炮弹的落音。天又落下小雨．我想我的战士们现在该是如何紧张地在运动着呀我到了作战室，参谋长方淑玉同志说，九连已经进了三道铁丝网，敌人尚未发觉。我兴奋地走出来站到山头上看，只见前面敌人一线山头，都不时闪着红光。敌人接连打起了一个个照明弹，悬在半空。敌人的探照灯，更把山头照得雪亮。有些炮弹像是空中炸雷，在离地面一丈的空中放出血红的火团。敌人的炮除了某一角外，全被压制住了。这是出乎指挥员意料之外的。接着，敌机出动了，在头上哼哼着，各处炮点的闪光本来目标很大，但是敌机一遇到下面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射出的一串串火花，就转移到别处去了。前面打得很激烈，它就到最后面去转，把炸弹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
又回到作战室，方淑玉同志还抓着电话机。他告诉我部队已经撤回了，歼灭了敌人。我心里兴奋得把纸烟掏出来给每人一支，庆祝他们的胜利。
显然，对敌人炮火的压制是成功的。这是徐信同志用脑子的结果。
虽然无大情况，大家还是兴奋地坐到很晚才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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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六日
晨，蒙 中听见团长陶河同志谈话。知道他回来了，我起来见了他，并不像很疲劳的样子。他认为打得不好脸上无光，因撤出战斗太快没有缴获。他翻来覆去地谈，可听出他深深地遗憾。他甚至因此怨他的下级，说战士见了武器都不拿，连长扛了一支重机枪又扔了。政委也觉得没大劲，特别是连排的干部大部分阵亡了，因他们是阵前指挥。这已是过时的方式，不知他们为什么还采用。
吃过饭，陶河还要到九连去检查。他已经两天没睡了，大家劝他休息，他还是要去。我和他同去，一路上他和副团长还是谈的这个问题：没有缴获。
到了九连，战士都已睡了。没地方睡的在外面谈，其中一个光着膀子，其余几个，脸色发黄，裤子被剐得一片一片的，两脚是泥，裤腿都湿了。我们先找几个战士谈了谈，其中有一个伤员，有一种痛苦的表情，叫他休息，他还说不要紧，尽量在坚持。从谈话中得知，他们副指导员嫌前面上得慢，打了枪，骂了几句，一排就落到敌人绊脚索中间，有了些伤亡。三排又上去同二排一起打了一阵，故增加了些伤亡。战斗开始的动作是迅速的，可是后来撤退仓促，敌人的武器也没有拿下来。我到过的二、三班，三班只回来了一个小江苏。那个自动报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是个麻子，手指有些抖，负伤了。还有那几个站着唱歌的青年团员，也许不在了。二班还回来得多些，但是伤了五个。那个给战士绑飞雷的班长，口头语爱带“方面”，他负了伤。我正想去看他，他和他的副班长来了，因为担架要抬他们到后方去。他面孔没有什么变化，脸色稍黄，眉头稍锁，不让自己露出痛苦的表情。他的右臂上中了卡宾枪子弹。副班长被炮弹炸伤，他也竭力忍受着，但却显出痛苦的神情，像病人的样子。我给了他一支烟，他还客气。我问副班长是怎么伤的，是不是咱们的炮弹皮炸伤的一个战士接过来说：大概是咱们的炮弹皮子炸伤的。班长张绪坤瞪了一眼说，怎么是我们的炮弹皮子炸伤的呢……这些战士确实是唯恐我们的党受到一点损害。我正想找话说，忽然听见他叫：“沈廷贵！”沈廷贵是一个小鬼，四川人，坐在交通壕里，班长坐在壕沿上，就吩咐说：“我和副班长都负伤了，我顶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你是个青年团员，在家里要好好工作，首先弄好团结，让负轻伤的同志少做点事，自己多做点；再一个，给大家解释，不要散漫，不要说打了仗了，就吊儿郎当。”最后又说，“如果不弄好，等正副班长回来，就不好了。”末尾又叮嘱把他的裤子等给包起来，把鞋拿出来换上。以后他又去取党的介绍信，给指导员汇报思想情况。据说他以前对战士很好，曾有战士母亲之称。他是在兰州被解放的。什么时候都记挂着工作，这就是战士共产党员的形象。
接着，又开了两个座谈会。坐在我面前的几个人，裤子都被剐破了，有些疲劳。二排只剩了六个人，很没有精神，这是新战士遭受了战火以后的样子，衣服也穿得不整齐。但老战士就不同，声音还是那样清爽洪亮。团长、副团长在那里分析着事情的原因。
最后，我又到了二班，他们见我亲热了些，给我讲战斗经过。我让他们讲昨天到了工事掩蔽时的心情。他们说有的睡了觉，有的睡不着，只是想怎样抓俘虏，怎样炸铁丝网，遇到敌人多了怎么办，敌人少了怎么捉，俘虏不走怎么喊话等等。我又问他们是否恐慌，其中一个说不恐慌，其他则说开始时恐慌，后来不恐慌了。
谈得很热烈。他们有的还唱着歌，一点也不沮丧。是他们因为自己活着而欢乐吗？还是对死满不在乎呢？一个叫高圣文的战士说了两段快板。和战士一块吃饭，大家吃得很饱很香。
晚上到连部问了一下，共伤亡九十二名，加上侦察连的伤亡，共有一百名。这个战斗，组织是好的，只是不该使用这个一年来都没有打仗的九连。
黄昏，从运输排调来的战士，还有从其他处调来的干部，坐满了连部门口，热热闹闹、吵吵嚷嚷的。指导员忙着编队，队编成后，大家就背着枪和背包漫不经心地唱着歌子走去了。
战士的英雄气质是这样的高，甚至比慷慨悲歌都高出一步。这正是中国人民视死如归的伟大气概。
今天见到了钱光海，他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号目，一赢赢七八个金镏子，后被我解放，因幻想腐化生活，又不能赌博就开了小差。他穿着解放军衣服大摇大摆地走到静海，见这里很热闹想进去看看，被警察逮捕。他大骂，被关到天津监狱，后又被编入敌92军，在上下店被我军解放。后来，在战斗中因误会他打了副指导员，被逼供，罚了苦工，到牢里才弄清楚。以后，给我背行李，在长安岭吐了血。因此，我一见他非常高兴，两只手握住他的手。他现在当对空联络员，教导员对他仍有怀疑，又放入九连当战士。我极力给他证明，然而年轻的教导员仍将信将疑。有些政工人员思想总有点“左”。
我想住到班里，教导员又把我拉回。让我住到另一个小洞里，还派了一个通信员陪着我，又把我和群众隔离了。
今天的主要收获，是体会了战士的英雄气概。
七月七日
早晨，罗金友营长回来，他的一条腿，被铁丝网剐出一条条红印。
坡上面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战士，四川口音。他在前天的攻击中迷失方向，曾摸到敌炮阵地，在稻田的小水沟里躺了一天。也许是经受了过分的惊吓，声音都变了。但他却背了三支枪回来。
饭后，正准备到九连，霍然一炮正打中了山坡下的一座朝鲜人的小屋。通信员急问：老乡被打中了吗接着一个朝鲜人从屋子里跑出来。敌人的炮又接连不断地落到我们山上，每隔一分半钟打一发，共打了十二发，臭了九发。我想，也许这是美国工人的暗中支援。此事虽小，却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美国的工人。
在我和年轻的副教导员同坐时，他谈起九连的副指导员。说他坐担架下来时，还唱歌，兴奋愉快，不像负伤人的样子。他经过自己的阵地洞口时，还说：“你们不要当我昏迷了，我知道这就是我住的屋子”副教导员怕惊动他，没说话，他就喊：“副教导员我没有关系，保险过不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他平常很羡慕559团的两个英雄，一个是爬行九昼夜归来的伤员张渭良，一个是被堵住了洞口从容牺牲的副连长李江海。李江海在被挖出来后，人们看到他率领的一个班，都穿得整整齐齐地，在炕上身子正正地躺着，像班里晚上睡觉一样。他自己在桌前坐着，面前摆着他的遗书。遗书的字开始很清晰，最后几个字有些模糊。人们判断，在死之前，他一定对全班都进行了热烈动人的号召，而后从容死去。它告诉人们什么是视死如归。
这就是我们的阵地不可战胜的力量啊
和副教导员同去九连。九连已经恢复起来了，新的干部又忙碌着，又开起了战评会。有一个叫李江州的战士，他说自己打死了十一个敌人，声言有人证明。这人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指导员说，他是五次战役后逃跑被抓回来的战士。
午睡，睡了三四个钟头。时间不够，没有到九连去。下午参加了他们的营党委会，主要是布置交接工作，对兄弟部队要如何热情。不要把好东西、好吃的带走，把坏的留下。还要把潮湿的粮食晒一晒，把用坏的桌椅修理好。叫人家老大哥。我觉得有一股无产阶级的思想在会场上流动。
开完会，我要去最前沿的七连，教导员立刻气喘吁吁地赶来，建议我到八连。后来我还说要去，他就说要向团里打电话请示，我估计不行，也就算了。睡在我旁边的通信员到七连去了，又来了一个东北青年，那样温和，我真想搂搂他，可爱的青年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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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
早起补昨天日记。饭后到九连，找了陈泽、会说快板的战士高圣文等五人，从十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