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父亲住院是由母亲和我大哥陪床，二哥带着我和小弟在家混日子，随着时间的流失，便是我二哥、我及我小弟接替着到医院“上班”。那些年，我们基本是以医院为家，和医院的大夫护士熟得很。小的时候不懂事，总盼着星期天快点到来，便可以到医院去看望父亲，中午在那里吃一顿饭店买的猪肉韭菜包子，十分惬意。后来回忆，吃饭时总会感到父亲、母亲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瞅着我们，但却从未想过那目光里包含有多少复杂的内容。直到我后来在省城读研时的一天，由于过度熬夜，突然晕倒，刹那间，一种濒临死的感觉涌上心头，许多个平日想都不曾想过的问题一遍遍在脑海中翻腾，孩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白发亲娘怎么办？我这才领悟到，当时身患重病的父亲母亲的目光是多么的无助，他们是担心有一天自己突然撒手西去，几个尚未成年的儿子由谁来抚养成人呢？
母亲就这样一天天苦熬着，在相夫教子中渡过了漫长的十年光阴。再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个出生豪门的富家小姐，再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天之骄子，再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位英姿飒爽的部队军官，在北方小城人们的眼中，母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没有工资收入的随军家属。
时光似水般地无声流淌。不知不觉，我们兄弟四个在父亲、母亲含心茹苦的抚育下渐渐长大成人。大哥参加工作结婚了，二哥参加工作结婚了，恢复高考之后，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以当年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取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记得我临行前的头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身边，将一块精制的瑞士梅花牌手表递到我的手中说：“大学不比家里，从此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没有手表在学校上课是非常不方便的。现在家里比较困难，拿不出闲钱为你买新表，妈妈老了，在家闲着也用不着了，你拿去戴着，以后条件好了再买新表。”
接过带有母亲体温的手表，一时百感交集。
母亲闲散在家之后，只有两件使用多年的珍贵物品始终不离左右，似乎昭示着她曾经有过的工作经历。
一件是一辆红色的凤凰牌26式坤车，那是母亲转业时父亲专门买给她的，母亲骑着它渡过了在南昌工作的最后几年，带回北方老家后，这辆坤车一时成为稀罕物品，被人们争相目睹。那时候，谁家里有一辆大型金鹿或国防牌就非常神气了，整个小县城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鲜红的26型凤凰牌女式坤车。于是，邻里乡亲逢年过节走亲戚，结婚娶媳妇做满月都来借，又赶上母亲有求必应的大方脾气，很快小坤车就被骑成了一堆废钢铁。
另一件珍贵物品是母亲结婚时花了270元钱买的一块瑞士梅花坤表。
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块小巧玲珑的进口女表依旧崭新如初，分秒不差。我的心一阵阵酸楚，这是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唯一纪念。小坤车骑烂了，手表再送给我，母亲的记忆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那年初秋，我就这样戴着母亲的手表，提着父亲在金门炮战中被炸了几个窟窿的牛皮箱，独自一人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列车很快驰离了鲁北平原的小站，我知道，从此我便带走了父亲、母亲辉煌岁月的凭证和记忆，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沉甸甸的期望。
两年后，我四弟又考上大学，这时家境稍有好转，母亲便花了120元钱为我买了一块上海牌男表，于是，这块梅花牌坤表又陪伴我弟弟渡过了大学生涯。当我摘下这块手表郑重其事地送到弟弟手里时，心里突然腾地升起一种历史传承的神圣感。
九 磨难
也就是在我考取大学的那一年，喜事开始接连降临我家，江西省南昌市人事局寄来了为母亲落实政策的通知书。母亲终于苦尽甜来了！
实际上那已经是打倒“四人帮”的第四年了，南昌市人事局正式发来信函，信中大意是：当年对母亲做出了退职处理是不公正的，母亲是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等等，经研究决定为母亲恢复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补发十年工资。但是信中又提出，鉴于当时南昌市需要落实政策的干部太多，而且母亲的档案已在“文革”中丢失，因此补发工资，需要等到半年以后手续完备才能办妥。如果只恢复公职，放弃补发工资，马上就可以办理，做何选择，请母亲决定。
许多热心人马上为我母亲算出一笔帐，补发10年工资的数额应该是1万元。
1万元呀，1980年的1万元，是一个足以让所有人眼睛发绿的数目。在此之前，我从来也没有梦见过我的家里会有1万元的存款，可现在，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数额突然成为现实摆到了我母亲面前。
当时我家的外债已高达是3600元。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认为，10年磨难都挺过来了，为了这1万元，再忍受半年又有何妨。
然而，母亲再次做出了一个让外人瞠目而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决定。
母亲说，她准备放弃补发的1万元工资，马上恢复公职。
母亲的这一举动立时遭来一片质疑声，亲朋好友说什么的都有，但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放着垂手可得的1万元钱不要，真是傻到了极点。
母亲却说，我象一只孤雁一样远离组织整整10年，别说再等半年，就是一天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没有人能倔的过母亲，何况父亲自始至终笑咪咪地站在一边不表态。很快，组织上为母亲办完了平反昭雪的手续，母亲摇身一变，从一个随军家属成为了一名离休干部。
母亲领到第一个月离休金时，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不再需要你来养活，我又可以自食其力了。”
不久，大姨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小城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原来还有着众多日渐吃香的海外关系。这使那些梦寐以求的出国迷人羡幕不已。于是，有的好心人便劝母亲：“加入个民主党派吧。现在民主人士地位高，凭你的学历、出身和经历，在政协里弄个一官半职非常容易，政治上遭了半辈子冷落，到老了也应该风光一把。”
父亲也开玩笑地说：“怎么样？一辈子没有入上党，现在入个什么派还来的及，看行情肯定比我这正牌共产党吃香。”
母亲却很认真地回答：“我从参军入伍的那天起，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的事业。虽历经坎坷，不曾被党组织吸纳，但也绝不会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而追赶时髦，丧失晚节，放弃追求了一生的理想和信仰。”
此后，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我们党越来越重视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党派合作，越来越重视海外关系。但母亲始终没有入过什么民主党派，无论是身边的什么人，因为冒出了什么海外关系，加入了什么派，一跃成为了党外的什么长，她从不为之心动，只是依旧平静地看她的书，读她的报，写她的日记，带她的孙子，生活的充实而有规律。似乎培养第三代接班人，比入什么派、当什么长都来得重要和实惠得多。
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和母亲漫步在州城的新湖岸边，进行过一次随意而又严肃的关于人生意义的探讨。
我问母亲：“抛弃了所有尘世间的荣华富贵，用毕生的精力去虔诚地追寻着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最终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亏不亏？值不值？悔不悔？这一辈子过的幸福吗？”
母亲沉吟了半晌，才认真地说：“那要怎么去理解这个亏与值。如果你追求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和索取，当你付出一片真情却就一无所获时，自然会觉得委屈，自然会觉得不值。可如果你做这件事时根本就没想要得到什么，你只是跟着一种感觉走，你有这样一种冲动，从心底里觉得不做这件事对不起自己的良知，你就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平衡也要去做它，根本无所求，那么，当你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时也就无所谓亏与值了。”
其实在一个国家大变革的年代，个人的命运永远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母亲当年所追求的看似虚无缥缈的理想实际上又是真实存在的。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了，贫瘠的土地旧貌换新颜了，昔日的东亚病夫如今骄傲的挺起了脊梁，这就是母亲毕生的追求，这就是母亲为之魂牵梦绕的理想。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方式而不是结果，是一种天赋而不是目的，你为你的过程尽力了，你为你的目的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你就是幸福的，你就是值得的，你就不会觉得亏，你就永不后悔。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为了信念赌上了青春和毕生的殉“道”者。
其实殉“道”者需要一种比烈士和战士更大的勇气。因为在战场上，即使是最懦弱的胆小鬼也能感受到战友们的热切鼓励以及军中楷模的力量，只要有了勇气就可以成为烈士或者英雄，而殉“道”者则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在一种无人理解的孤独里，生活在一种任人嘲讽和不屑的气氛下，对于他们来说，光有勇气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足够的毅力和耐心，他们必须温驯地忍受一切不公正的遭遇。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他们没有退却的底线，他们唯一尽存的就剩下了政治信仰，如果再放弃了信念，无疑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乞丐。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最坚强的战士和勇士。
那天日落的余辉已经完全消失，华灯初放代替了刚才的夕阳，点点的星星和细细的上弦月因为城市的灯火而黯淡。中心广场的人们随着夜幕的降临和凉风的轻拂更加喧哗，惟有新湖边的曲径小路因为我和母亲的沉思而愈发通幽。
在这寂静的夜晚，我的耳边仿佛响起海恩泽曼那段不朽的传世名言：
当你周围的人们通过种种欺诈手段和不诚实的行为而暴富起来的时候，当其他人摇尾乞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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