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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办法，或者那时处理硝化甘油的其它途径所进行的无数计算，简直要使后来的专家等毛骨悚然……曾经有过很多用硝化甘油来点灯、擦皮鞋和润滑马车轮的先例，但却几乎没有肯干第二次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处理一桶结了冰的硝化甘油时，他用木匠的锛子将它掘了出来。然而，“事后却严重地头痛”过。他说：“有一天，车站站长通知我们到火车站去看一个漏油的硝化甘油桶。我们告诉他将那个圆盖桶竖立起来，等第二天早晨再去看。当第二天我们到车站时，站长说：‘桶漏得太厉害了。我没法等到你们来，只好请一个管子工在桶上打了块补钉。’”
由于事故多，进口被卡在运输阶段。此外，这项产品还遭到美国大军火制造企业，如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杜邦·德奈穆尔等的激烈反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固定市场，如果不是受到爆炸油的威胁，那将是一个兴隆时期。这家企业的头子亨利·杜邦将军在报刊宣传和讲话中，曾大肆宣称他的明确意见是：“谁使用硝化甘油，谁就必然丧命，只不过是早死晚死的问题。”
然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他在一八六六年开设了一家大公司——“美国爆炸油公司”，入伙的是纽约的一些股东，计划股金资本为一百万美元。诺贝尔接受了他们提供的四分之一的免费股票，外加发明专利权的两万美元现金。但由于股票远未全部卖出去，加之长期来对能否保持垄断地位的疑虑，阻碍了这家公司在纽约完成建厂的首要任务，于是，他便将在整个美国的这项专利权转让给一家新的公司。这家设在旧金山的“大火药公司”，打算由当地的工厂供应有前途的加利福尼亚市场，而不需象从前那样从克鲁梅尔进口爆炸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来供应市场。公司的名字，取自加利福尼亚金矿工人给这种效能大的爆炸物起的绰号：“大火药”。
此后不久，又在旧金山西郊的里士满，即现在的“金门公园”，建立了另一座工厂。工人是些中国人，日产量为半吨左右，售价是每磅一点七五美元。生产是由几名从克鲁梅尔派来的瑞典工程师负责的；公司的管理和销售业务，则交给了精力充沛的商人朱利叶斯·班德曼；诺贝尔的这位商务代理人住在加利福尼亚，是他在汉堡那位同伙的弟兄。
诺贝尔的爆炸油在美国的首次爆炸，是于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五日用进口材料进行的。那时他还没有在美国取得专利权，但是，对于这种产品几乎不可思议的威力，很快便成为有口皆碑和各种报纸均刊载的话题。几乎所有需要炸药的人，都在不择手段地寻求以尽可能低廉的代价掌握它的秘密，以便为他们的企业节省金钱和时间。因此，不久全国各地便程度不同地出现暗中制造的现象，而当时法律界的状况又长期混乱。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硝化甘油在美国开拓市场时，人们需要有现在难以想象的勇气和胆量。他们必须以精力，信念和坚忍精神，来对付和克服各种抵抗。很多人在这场斗争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故事是美国历史上一段阴抑有趣的篇章。
为了供应纽约和东部几个州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创造条件，一八六八年在纽约成立了另一个公司——“大西洋大火药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接管了“美国爆炸油公司”的全部股票，并且接受加利福尼亚的“大火药公司”作为合伙人。这两家“大火药公司”分别在落矶山脉两边从事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多初步成功。但是，在“美国爆炸油公司”由于逐渐被一些无耻的股票经纪人控制，从而变成一家诈骗性的企业之后；以及在许多不讲信用的竞争对手公司，通过各种狡猾手段取得了大批不爱挑拣的顾客之后，依靠法律途径与它们进行斗争的前景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因此，只好成立一个由各家公司参加的合作与利润均摊的卡特尔。“大西洋大火药公司”的股金这时已增加到三百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按百分之三十的比例，转让给各联合公司，其余的则由原股东按比例持有。
值得在这里顺便一提的是，“大西洋大火药公司”曾有过长期成功的历史，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死后，合并到“杜邦·德奈穆尔公司”。前面已经说过，这家公司在一八六五年曾激烈反对诺贝尔和他的爆炸油，但这时已经突破了最初的规模，成为一家业务广泛的军火企业。长期以来，杜邦公司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化工企业，生产各种炸药和尼龙等产品。一九五六年，这家公司有七万五千名职工，其中一千五百人是科学研究者，并且把“大西洋大火药公司”，说成是“我们在烈性炸药方面大发展的主要原因，这种烈性炸药，是以诺贝尔首先引进美国的硝化甘油为基础的”。通过改进现代产品的质量及逐步提高生产能力，杜邦公司继续发扬诺贝尔的传统，为美国和全世界取得了巨大的利益。
然而，这只是目前情况的一瞥。当九十年前诺贝尔为建立公司而进行斗争时，情况却就大大不同了。由于某些海盗似的股东的诈骗行径，诺贝尔和他的几名可靠助手，对第一家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经济所进行的整顿，很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仅以奥托·伯斯宾德、谢夫纳和卡尔·迪特马这三个臭名昭著的股东为例，他们用欺骗狡诈的手段来巧取豪夺的冒险勾当，就曾导致没完没了的官司。根据诺贝尔的配方略加变动而冠以新名称的炸药（例如高效炸药、硝基剂、双硝炸药、劈石粉、大力士、铁路炸药等）竞相进入市场。它们也有买主，从而不仅抢走了诺贝尔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且威胁到他原来的发明专利权。这种行为在他后来发明的黄色炸药进入美国之后，变得更加明显。
此外，各卡特尔公司之间的纠纷，使得诺贝尔这位习惯以正派方法处事的人，对于美国的状况越来越感到支持不下去了。带着装满全无价值的“爆炸油公司”的股票，以及这时价值尚未分晓的“大火药公司”股票的公文包，然而经验却比美元更富有的诺贝尔离开了这个国家，并且从此没有再去那里，对于美国，他经常以批评和尖刻讥讽的语调来提到它。
在写给他在纽约的一位律师的信里，可以看出他不愿将自己淹没在那种冒险、暧昧的“美国方式”交易里。信中写道：“我不愿巴纳姆来此访问，并且作为一个骗子死乞白赖地与我握手。”
他对这个国家的意见，在给他的一位工程师的信里写得清清楚楚：“我终于发现美国的生活决不是愉快的。对金钱的过分追求，是一种破坏人间交往乐趣，以及为了那些想象的需要，而毁掉廉耻心的玄学。”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种或者成功，或者毁灭的环境中，诺贝尔为正义与进步，而同狡猾的金融鲨鱼、冒险家、骗子及他们无耻的“律师”进行的顽强和不妥协的战斗情况，在诺贝尔基金会保存的档案文件中，有着极为详细的描述，他的这些文件可以成为一部冒险小说材料，而其真实的故事比虚构更有力量。
直到一八八五年，他才知道自己在“美国大火药公司”里所有的股票，只有二万美元。在这之前，我们发现诺贝尔是一位仅仅表示怀疑但却默不作声的股东。
的确，这位欧洲商人在纽约被这个“新世界”的不正当方法暂时击败，但这位发明家在一八六六年赶回克鲁梅尔的路上，已经有了克服他所面临的困难的新主意
第十章 硅藻土炸药
当他在纽约逗留期间，克鲁梅尔工厂被一次爆炸所摧毁。这在难办的硝化甘油事故历史中，是对这位发明家打击最为严重的一次。当一八六六年八月他回到欧洲时，情况是严重混乱的。尽管有很大的经济和技术困难，他还是把自己的企业恢复了起来，从而使体力虚弱的诺贝尔，再次显示了他的性格力量。这是一种绞脑汁的工作。但那个时候，他并不把工厂的重建及商业化的组织，看成是他最重要的任务。因为经常出现不可容忍的事故，急迫需要对这种炸药的性质来一番根本的和立即的改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爆炸油的浓度。诺贝尔说过“早在一八六二年，我就完全知道流体形式的硝化甘油的不利情况。”因此，现在他把自己的一切精力，都用在寻求一种办法，使它在运输中比较安全，同时又不至于把它的爆炸力减少到可惜的程度。
在纽约他曾登记了一种专利方法：在硝化甘油里加进木酒精，当爆炸油使用时，再用水很容易地将木酒精洗掉。最初的时候，他还以为他已经解决了这个敏感和冒险的问题。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够的。很快，他便将注意力转到固体的、粉状的或者纤维性的物质上去了。他首先提到的是“用黑色炸药、火棉或纸粉混合起来”；后来又说“用对硝化甘油没有化学影响的多孔的非爆炸物质，例如多孔的砂土、纸、纸浆、木屑、砖灰、煤、干泥、石膏块、粘土块等，将硝化甘油吸进毛孔里”。最后他说：“我很快就决定用硅藻土”。这是一八六四年的事，不久，他的劳动就获得报偿，并且证明是走向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