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公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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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公关学- 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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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不疑跟贪不贪无关
人人都知道,皇帝是天底下第一号疑心动物,倘他手下有个大将带兵远征,打了胜仗,或灭人国家,或占了地盘,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带着几万十几万重兵,在天高皇帝远的地儿占了几个十几个的州县,他那心病是绝对不会轻的,一准儿琢磨怎么才能把您给收拾了。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贼惦记都那么可怕,何况是皇帝惦记?这对您的政治前途、乃至最宝贵的*—生存权,都是莫大的威胁。
  有人会对您说,您得想办法贪污一些,因为一个人的欲望总是有限的,在金钱美女等方面显得贪,在江山社稷方面那就会让人觉得没啥念想。皇帝要的就是江山社稷不丢,金钱美女他老人家要多少有多少,丢点儿芝麻,换得西瓜平安,对他而言那也是如释重负不是?
  要说能支持这一论点的例子,那还真有不少。
  比如北宋大将王全斌,受命攻打后蜀,打下后蜀之后大搞“五子登科”,闹得当地安定团结问题一直解决不好,被迫内调反省。可这老王反省了没几年就异地当官,东山再起,照样带兵打仗。人家大宋皇帝说了,干部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因为小节问题就把人一棍子打死。
  再比如东晋末年“影子皇帝”刘裕(后来的刘宋开国皇帝),手下有个大将王镇恶,带兵灭后秦立下头功,而且赖在离首都建康(南京)好几千里的关中就不肯回去了。他是关中人,而且是当年前秦大丞相王猛的孙子,您说这够多可疑?可刘裕亲自跑去一考察,发现这位王镇恶贪污成癖,甚至把后秦皇帝的豪华公务车都拆了,把车上的金银珠宝、高档家私都搬自个儿家去,一下就放了心,让王镇恶接茬在关中猫着,自个儿回建康筹备篡位去了。
  您要真照着学,估计不倒霉的概率是绝对不高的:您光看着这些位贪污避祸了,没琢磨他们为什么贪污还能避祸。
  王全斌跟王镇恶之所以能用贪污搪塞猜疑,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的乱世掌兵。北宋灭后蜀那会儿,东南有南唐,北边有北汉,其他旮旯还有好些个小国割据。刘裕灭后秦那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北魏、大夏、北燕、西秦、北凉,五胡十六国还有三分之一活得好好的,刘裕自己的篡位大计才进展到一半,还不知东晋版图内有多少人正憋着算计自个儿呢。
  这种情况下,外将只要没篡位野心,没独立欲望,贪点儿就贪点儿,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此而已,这可不是放心,那叫没辙,一旦有更好的选择,这贪的也还是能靠边就靠边的。就拿王全斌来说吧,他固然没受什么大处分,很快就又获重用,但跟他一起打后蜀的同僚曹彬(唯一没贪污的一个)却被火线提拔。可见如果有既没野心也不贪污的人选,没野心却贪污者就只能退居其次了。
  事实上,所谓“不疑”,不过是表面上不疑,或者不便疑、没法疑罢了,您带着人家那么多人马,占着人家那么大地盘,又是拿又是贪的,那皇帝也是人啊,他能真个不疑吗?您别看那个刘裕到处跟人说“我不疑王镇恶”,他留着后手呢——把自己二儿子刘义真跟一帮亲信留下“帮助”王镇恶,而且偷偷下了密令,王镇恶如果不老实就干掉他(后来也果真干掉了)。您说,有这么“不疑”的吗?小心点儿吧。
  这还是兵荒马乱,拿小节换大节的把戏,至少表面上还是好使的,要是天下大局已定,用兵只是偶尔为之,您别说想靠贪污换信任,就算真的就是想多贪多拿一点儿,那也得吃官司,让您把多吃多占的给皇上吐出来。唐朝一统内地之后不久,唐太宗派了几位大将去攻灭了吐鲁番一带的割据小国高昌。有个叫薛万彻的将军,贪了点金银珠宝,还跟高昌某个贵妇人弄得不清不楚,结果庆功会还没开,就先给送上法庭,差点弄个公审:天下太平,皇上已经不担心您能夺得了他的江山,这会儿您若夺他的财宝美人,他是绝不会跟您客气的。不信?您要有胆子,不妨试试看。
  

让皇帝降低对您的期望值
都说西汉对异性王的猜忌很厉害,汉高祖甚至带着群臣去赌咒发誓“非刘姓不王”。可就在这一片痛打异性诸侯王的白色恐怖气氛(8个异性王给弄掉了7个)之中,长沙王吴芮却跟没事人一样,安安分分地传了5代47年,最后因为末代长沙王没儿子,才寿终正寝。
  事实上西汉的异性王严格说起来还不能就这么算完了,今天广州一带的南越王、福建一带的东瓯王、闽越王,直到汉武帝时代才灭绝;而贵州、云南的什么夜郎王、滇王,则几乎贯穿整个西汉,汉朝皇帝赐给滇王的金印,今天还在博物馆里藏着呢。
  要说皇帝最在乎的,就是这“名分”俩字,君无戏言,说了“不王”那就该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何况这个王跟皇帝就差一级,弄不好就得出事,怎么能随便让这些来路不明的家伙一“王”几十、上百年不销号?
  其实道理很简单,皇帝对这路外来神仙,期望值原本就不高。
  您看这长沙王,原本是秦国一个小小的县令,不论是项羽灭秦或刘邦灭项,他都是个躲在旮旯摇旗呐喊的拉拉队角色,他的长沙国在当时也是个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对于西汉初年的几个皇帝来说,对这样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臣子”,那期望值也就是您不造反、不当皇帝,保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至于服从命令听指挥什么的那是想也不敢多想。期望值如此之低,那就一动不如一静,既然您这王也叫了好几年了,况且又没什么过错(其实也没什么贡献),那就接茬这么叫吧,反正又不用中央发一分钱工资。那些个南越王、夜郎王关系更疏远,皇帝对他们期望值更低,那也就更是爱王不王了。
  说白了,皇帝就没把这路王给正经当回事,长沙王还算是正宗诸侯王,可人家发誓“非刘姓不王”,就愣把个老吴家给忽略不计。汉朝的礼法规定,诸侯王的大印上应该铸一个乌龟,可保存下的滇王金印,该铸乌龟的地方,却铸了条不伦不类的蛇——什么王,逗你玩儿呢。不过话说回来,您要是当这样一号王,不也是又太平又威风?
  做一个扎根边疆的好青年,让皇帝降低对您的期望值,就算当不上王,那日子也能混个不错,弄得好了,能整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南朝时候岭南有个少数民族先进妇女典型,叫冼夫人的,她先后当过梁朝、陈朝、隋朝的大官,而且都是和平交接,却在三个朝代皇上那里无一例外得到“忠直”的高度评价,这是什么道理?还不是因为三朝帝王对这块地、这位地方实力派期望值不高,只要能挂上中央的旗号,顺带和政府机构、军队做些战略配合,就万事大吉?冼夫人要是徐州、兖州之类内地地方官,也敢这样“城头变换大王旗”,还“忠直”?不给当墙头草严办了才怪!
  看见降低期望值的好处了吧?因为期望值低,还会形成惰性和惯性,让您不但自己得实惠,子孙几代都能得好处。王莽因为不理解这个奥妙,派人去把周围那些什么夜郎王、滇王都给改成侯,连匈奴都给连累了,结果弄得天下沸腾,一塌糊涂,什么道理?他的期望值提高了,可整个社会还没跟上这新形势呢!
  不过话说回来,形势那是迟早都会变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旦王朝稳固,原本的边疆变成内地,皇上对您这地儿、您这官儿的期望值就会立马提高。前面提到的南越王,在汉高祖、汉文帝那会儿,只要送点儿土特产,就准能得到中央通报表扬,可到了汉武帝时候,就怎么瞅怎么不顺眼,天天找茬逼人家回中央汇报工作,最后弄到刀兵相见的地步。
  一句话,皇帝都是贪婪的,他对任何东西要是没念想,那就是暂时够不着,等够着了那就准不会客气。五代十国的后周,甚至主动允许归降的南唐国主称皇帝,可到了江山庶几乎一统的宋太祖时候,人家南唐自贬得连“唐”字都没了,把半个国库捧过来哀求放过一马,宋太祖怎么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这下总该明白了吧?等到您从“蛮荒之地”变成人家的“卧榻之侧”了,那么您的梦也就该醒醒,赶紧学吴越的那位钱俶,趁中央军还没出动,赶紧收拾金银财宝、档案材料,去资料室拿补贴、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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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许帝王有党,不容臣子有朋
要说帝王最喜欢什么,这恐怕一时半会儿说不全,但帝王最讨厌的物品清单中,有一样是绝少不了的,那就是朋党。
  打汉朝那会儿,皇帝就咬牙切齿跟朋党作对。要知道东汉末了那几个皇帝,贪的贪,笨的笨,未成年的未成年,差不多没一个像样的,可他们就都知道要打击朋党,凡是沾上“党人”二字的,这公务员就算当到头了,不逮捕法办那就算宽大处理。到了宋代,号称知识分子政策最宽松,可也跟朋党过不去,北宋的几个皇帝天天神经过敏,折腾与自我折腾相结合,一会儿抓这个党,一会儿抓那个党,弄得各级政府编制内干部翻烧饼般见天大换血。
  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皇上讨厌朋党,大臣们也只能各想各的招儿来应付。
  比较稳健的办法是自保,朋党嘛,自然有朋才有党,咱一个朋友都不交往,整天独来独往,这总朋党不起来了吧?唐朝后期朋党闹得最狠时候,宰相有个不成文的自律条款:不在自家客厅接待客人,甚至连立下赫赫功劳的名臣裴度也不敢例外。他最后一次拜相年纪已经不小了,没办法天天上班,只能在家里办公,又怕沾上朋党嫌疑不敢在家见客,结果朋党嫌疑倒是撇清,这文牍主义的害处也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果差点因此耽误了平定叛乱的军机。
  比较主动的办法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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