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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棍——硬（1）
有明一代的官私文献里，颇多京师“光棍”的记载，乃至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均有反映。如《警世通言》上即有“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的说法。《闲评》中也说：“京中光棍最多。”多到什么程度，谁也没做过准确统计。明末时，刘宗周的估计是“不下数万人”，或可作参考。
齐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语》一书里，对光棍有个解释，指作“强索人钱财，占人便宜者，则名之曰‘光棍’”。又说“既名曰棍，则决非柔软之物，故以形容硬而不讲情理之人”。可知光棍的特色在“强”，在“硬”。观诸史料，确实如此，甚至连本当心虚胆怯的偷贼一类，居然也有这等气焰。如《燕京杂记》称，京师里的“小利”（即在闹市中用利器割取他人佩囊者）在人丛中行窃时，旁观者不敢叫破，否则他们就用暗刀子捅你。这种“传统”到清代时仍然保存。《清稗类钞》上就举过一例：一女郎坐香车，一书生行其旁，正眉目传情时，一个“小利”来到书生后面，想用利刃割取其盛钱的荷包。女郎瞧见了，不敢喊出声来，便用努嘴方式向书生暗示，书生忙回头看，“小利”遂不得下手。一会儿，女郎所乘香车折入曲巷。“小利”竟跟踪而来，用利刃将她的嘴划破后，逃逸而去。
比小偷剪荷包更厉害的，是光棍的公然聚伙打劫。《查浦辑闻》说，明末京城玉河桥一带，每到夜晚，即成恶少出没抢劫行人之地，有的还“身蒙驴皮，黑面利爪”，扮成恶鬼模样，恐吓夜行之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一书中的描绘，还要恐怖，道是“京师之六街九衢市有劫夺，居者、行者相视而不敢救！”大家都成了“看客”不算，甚至连被害人也因受到威胁，不敢报案。如《五杂俎》称，有个叫陆炳的人，被一伙强徒从家里劫去珠宝，不敢声张。一日遇到负责京师治安的巡按御史，偶而提及此事，当晚便有人上门，怒责道：“警告过你不许多话，你忘啦？”继而嬉笑说：“就是有一百个御史，又能拿我们怎样？”不难想像这伙人在御史衙门里有内线，所以报案的结果，往往是自招新的祸害。
暗偷明抢以外，京师光棍的日常功课是三五成群及至数十结伙，在街市中肆逞凶恶，随时捕捉硬诈横，从《明实录》、《皇明条法事类纂》等官方存档和文件里的披露来看，他们的拣肥门径，大抵有以下几类：
强充“揽头”。当时各地方衙门向京都起解各项钱粮，多委派大户代办，称“纳户”。纳户虽然有钱，却是平民身份，出这种“公差”，既是不得已，但也有趁机揩油的机会，关键在于能否走通京师中各接收粮仓库房的门路，否则就会遭到他们刁难和敲诈，反使自己亏赔。所以，许多纳户到北京后，多投同乡中在京当官者，央其通门路打关节乃至全权委托代办，称为“揽头”，代价是另送“人情”。北京的光棍，借此地面与人头熟的优势，强充这种“揽头”，趁机向外埠来京的纳户讹取财物。倘纳户不愿意，就会受到他们的报复，轻则拳脚相加，重则勾结接收库仓里的蠹吏恶胥，一起使坏。纳户们在京孤立无援，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他们的盘剥。
行凶“护送”。京师是万商云集之地，从各地来京的商船商货，例须经正阳门宣课司验物上税。光棍们当然不会放过这好机会，辄以“护送”过关为名向客商诈取，想逃税或作弊的客商，也会主动勾结光棍，通过他们向税务部门行贿，或以蒙混、霸道方式“闯关”。有明一代的国家财政收入，被这种税蠹、光棍和商贾三位一体的侵削吞没极多。
北京光棍——硬（2）
告讦诬陷。这又分多种手法。有的叫“拿讹头”，就是刺探别人阴私，甚或无端捏造，然后以此为胁强行勒索。有的叫“取白状”，就是客商富户诱骗至花街柳巷或僻静处，用暴力威胁，强迫订立借贷文书，再借此讹诈。更阴毒的就是杠尸图赖，如《涌幢小品》记，明孝宗弘治年间，曾破获过一桩大案：有以孙腾霄为首的一伙游食光棍，约30余人，一向在京师各街市横行取闹。其惯用伎俩是，先物色一个贫老无依的流丐，骗在窝里。令其看门煮饭，然后结伙找一家富商巨贾开的店铺，以买东西的名义挑衅，激怒对方与之发生争吵，互相殴骂，随即号啕而去，让旁观者留下他们是吃了大亏的印象。当晚，将流丐弄死，把尸体扛到富商门前，一起号哭，指为在白天被打伤的同伙，因伤重不治死去，且扬言要告官偿命。商家大恐，恳求“私了”，往往听任他们开条件，拿出一笔钱财来消灾。他们收下钱后，便将尸体焚化。挥霍完了勒索所得，又去寻找新的牺牲品及勒索对象。就这样，前后杀数十人充当诬赖用的“尸证”，最终引起他人怀疑并报官，方得破案，虽说这伙灭绝人性的渣滓都被处死了，但光棍之凶狠狡诈，令人震惊。
北京又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及“天牢”所在地，京师光棍以“歇家”，“代投（状纸）”等名义拦截上京告状者以行榨取，或勒逼乃至强奸探狱之囚犯家属，此等罪恶在明朝官方文书里亦多有披露。其他如窝赃开赌、诱嫖做局等，则为各地流氓通习，不在话下。
四川嘓噜——横
熟悉旧中国流氓史实的，都知道，川康“袍哥”为一大流派。“袍哥”的历史，又当从清代的“噜子”溯源。
“嘓噜”亦称“嘓噜子”，早在乾隆初年已见诸政府文书。当时四川巡抚方显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四川经明末兵燹，人口锐减。及本朝克定祸乱，倡导移民四川。但各省移民进川后失业者甚多，遂以作奸犯科为生，即所谓“嘓噜子”。其后金川（四川土司名）用兵，甘肃凉庄道顾光旭奉命入川，署理按察使，《清史稿·顾光旭传》记：“蜀民失业无赖者，多习拳勇，嗜饮博，浸至劫杀，号嘓噜子。”顾光旭曾严加捕治，并收编了许多悔改者为运丁。不过此为“治标”一时，直到清末，“嘓噜子”始终是治川官员引为最棘手的社会祸患。如咸丰时四川总督王庆云便指出：“四川旧有匪，盗案多于他省。”光绪初四川总督丁宝桢亦一再重申：“川省向多嘓匪。”最后演绎为袍哥，流入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为患200多年的区域性公害，才得彻底肃清。
嘓噜的意思，有人解为四川土语。清人李调元曾作《噜曲》，其序云：“嘓噜本意国鲁，骂人呼赌钱者通曰嘓噜。”也有人认为嘓噜极可能是满语的音译，其意是对散兵游勇与失业游民团体的蔑称。两种讲法，都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但游民、博徒、兵痞之类的成分认定则相一致，这与官修正史上“失业无赖”的记述也能吻合。大致的线索就是，起初发端于客籍移民失业者间，后来土著也渐次混入，最终形成为巴蜀游民无赖乃至“乱民”的通称。
嘓噜的寻常活动，以结党横行和公开持有武器为特色，即便是以偷窃为业者亦如此。如《清仁宗实录》称“川省有红、黑钱”，《蜀燹死事者略传》谓“川省红、黑两党家暴子。”都指偷窃型嘓噜。“红线”即白昼剪绺辈。“黑线”即漏夜穿墙辈，一概带刀在身上，随时拒捕。但这是起码货，多数噜都靠开赌、诈欺和拦路抢劫为业，并以流窜为对付官府兜捕的基本法门。如清人张汉在《请禁四川匪疏》里，就有概况性描述，略谓四川各州县均有此辈盘踞，没有固定的住所，逢到赶集开市的日期，便纷纷出动，或纠合在一起胁迫商民，强取横夺，或酗酒开赌，或持棍棒、刀刃公然抢劫，“甚至火人房屋，淫人妻女，常有其事”。贫弱的民众不敢同他们较量，地方官府也怕他们的凶强，往往睁只眼闭只眼，只图无事。“万一民不得已，告诉有司，一经缉拿，则此县逃之他县，积年屡月不获到案”，倘兜捕稍急，索性进行武装抗拒，这就升为“匪”了。
嘓噜之所以能够形成连官府也害怕的威势，并非仅在于他们身怀武器一项，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结伙方式相当牢固。据嘉庆时编纂的《三省边防备览》称：“凡数十人结大伙，先约：遇难不许散帮；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戮之。（故）其党极为坚固。”其结伙手续是焚香拜把，还要割下头发烧成灰烬，搅拌在酒里轮饮，谓“烧会”。
和许多流氓帮伙的行为特征相似，嘓噜间也有不少约定俗成的黑道规矩。比如无论是在草野间打劫的嘓噜，还是在市井中“开山”占码头的噜，都恪守“分槽吃食”的规矩。《类钞》中有一则故事，道是有个湖北人在四川打工，积攒下笔钱后回乡，惟恐遭到拦路抢劫，便将钱藏在破棉絮里，自己则扮成穷丐，一路行乞。经过重庆一家酒店时，他向七八个围坐在一块的豪饮者乞食。座中有人斜看他一眼，便说破他棉絮里藏有银子，吓得他马上跪下来求饶。另一个蓄着长须的酒客便让他递上破絮，拿出一条长绳，捆扎一番，随后扔给他道：“你走吧，千万别动我打的绳结。”原来这绳结就是个暗记，这个湖北人离开重庆后，沿途遇见好几起欲向他打劫者，一见这“食已有主”的暗记，无不束手。“守道”如此，确为它埠所罕见，这大概也是噜得以顽强生存200余年的原因之一吧。
津门混混——泼（1）
混混儿，又称混星子或锅匪，是清时天津地区一种以撒泼白赖为特色的流氓帮伙通称。据说起源于清初，但鼎盛期则在嘉庆以后，直到光绪后期，方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严厉镇压下，归于销声匿迹。
锅匪，是官方文件上的叫法，源于混混儿同食一锅的组织形式。这些有力气不干活的游民无赖，喜欢十几个或几十个人聚合成为一伙，在闹中取静的地方，半租半借几间房屋，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