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应，手中掌握了一点小权力的人物，对于陌生人可能严肃得很、正直得很，这个规定那个规定的，事情不能办就是不能办，绝无通融余地，但在亲朋好友前来办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掌权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变通，能办的事当然无话可说，不能办的事也要设法变通，使之变得能办。某些制止违章的交警就是这样，如果发现违章人竟然是熟人酒友，那一脸严肃的表情马上就变了，怎么也要挤出点笑容，笑过之后，很可能什么话也不说挥挥手就放行了。
在城里，插有禁止倒垃圾牌子的地方，往往垃圾堆积如山，因为禁倒的地方，一般都是最方便倾倒的地方。在城郊，竖有基本农田保护石碑之处，往往农田被围墙圈了起来，墙里面是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因为基本农田，多是平坦宽广的沃土，最容易被开发商看上。
在将要被拆迁的村子，往往大兴土木，村民们即便是借钱，也要把家里盖得满满当当，盖起房子，目的就是为了被拆，因为拆房子是要赔钱的。在将要被征用的农田里，一般不种庄稼，种的是密密麻麻的树，因为树值钱，赔得多。还有给地上到处打井的，井更值钱。
这是农民的聪明，不过他们怎么也聪明不过开发商，聪明的开发商在征地时，往往委托政府替他们征，虽然需要付给政府一笔费用，但比起自己征，还是要省钱得多。政府也很聪明，农民的地上种树很少时，是数树的个数，按个数赔钱，当农民满地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木时，政府就改变政策，不数个数了，一律按苗圃对待，论面积进行赔偿。
这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看到的风景，至于行政上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对策都很隐秘，能听到但很难看到；食品中添加有害东西以促销赚钱的聪明，则只能在事情败露后，其技巧做法才广为人知；而走近路、闯红灯，这种聪明太普通了，普通得就像一日三餐的稀饭面条，引不起人的半点联想。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现象，看惯了，大家也都习惯了，不觉得其中含有非同寻常的“聪明”元素，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这就是所谓的见怪不怪吧，不过这些现象，每一种都隐含着深意，都是聪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儿子上高中时想报考国外的大学，按规定，必须向报考的学校提供高中班主任及代课老师的推荐信。他向班主任说了，班主任很慷慨：“你自己写，写好了拿来我签字。”问了几个老师，几乎都是这样说的，我儿子也演绎了一回聪明，举一反三，没有再问其他老师，便窝在家里闭门造车了，用了周六周日两天时间，连写了七八封推荐信，周一拿到学校请各位老师签名，大多数老师是大笔一挥就签了，这让小家伙非常感激，可当他将信拿到信赖的外教老师，一个外国佬那儿时，事情不顺利了。那个外国佬睁大了眼睛：“这信不是我写的，也没有表达我的真实意思，我怎么能在上面签字？”哀求无果下，我儿子只好请他按自己的意思写一封，可那外国佬说：“我来这个学校时间不长，对你也不够了解，怎么能说谎话推荐你呢！”坚决摇头不写。
这个外教想来是刚入芝兰之肆，还不习惯任何力气也不费就能让别人心存感激的做法，糊里糊涂就得罪了人，真不聪明，与他对比，中国的老师在自己不受麻烦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就能示好于人、施惠于人，这份聪明他们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感觉到，却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按林语堂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是“超脱老滑”，我想，这个“超脱”，大概是指超脱于是非之外，超脱于规则之外，而“老滑”，是老奸巨猾的意思呢，还是老练油猾的意思，都差不多。林语堂解释说：“一位超脱老猾者是有许多生活阅历的人，他是实利主义者，麻木不仁，对进步持怀疑态度。超脱老猾的最大优点是能使人老成持重，性格温和。”林语堂又强调说，和“超脱老滑”比起来，“西方文明的整个模式看来都极为原始和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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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人的聪明是这样炼成的（1）
一、聪明的源头
聪明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奇怪，不过将这个问题分解开来，变成好几个问题，就不奇怪了。中国人的聪明为何大多体现在人际关系领域？这种聪明是因什么原因萌芽、生根并疯长的？持续几千年的聪明，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动力？
先哲庄子曾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脖颈交摩，生气时相互踢撞，马的智巧就是这些了。可等到后来把车衡和颈轭套在它身上，把辔头戴在它头上，马就会侧目怒视，僵着脖子抗拒轭木，暴戾不驯，或诡谲地吐出嘴里的勒口，或偷偷地脱掉头上的马辔。所以，马的智巧竟能做出与人对抗的态度，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上古赫胥氏的时代，黎民百姓居处不知道做些什么，走动也不知道去哪里，口里含着食物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玩耍，人们能做的就只是这些了。等到圣人出现，矫造礼乐来匡正天下，标榜高不可及的仁义来慰藉天下百姓的心，于是百姓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求智巧，争先恐后地追逐私利，聪明一经启动，就难以终止了。这也是圣人的罪过啊！”
按庄子的说法，是圣人造了规则，用规则来约束老百姓，因为圣人的规则是超高标准的，百姓们达不到那个标准，于是就想办法避开规则、变通规则或者对规则阳奉阴违，这样一动脑子，各种办法都有了，人自然也就变聪明了。庄子的意思很明白：人的聪明是在与圣人的较量、斗争中产生的。
在庄子之前，中国的圣人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人了，那时孔子还仅仅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没有人承认他是圣人，因此庄子口中所称的“圣人”，应该就是尧、舜、禹、汤等人，这几个圣人的言论事迹流传下来的不多，他们圣在何处知之不详，但他们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全是首领人物，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是高高在上的。
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订了规则，而下面的人用自己的聪明来对抗规则，这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一个可能：这些规则不公平，很可能它只限制下面的人，而不限制首领，下面的人以这种限制为苦，这才不得不开动脑筋，想尽办法破坏、变通规则，对规则阳奉阴违。
如果联想到在中国的古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直是一种理想，一直没能变成现实，那么，上面所说的可能就很接近真相了。庄子先生特意用马的勒口、辔头来比喻规则，想来也是有深意的，暗示着那些规则将圣人以外的人当马看待，于是用规则做辔头，让大家听指挥，用勒口做规则，让大家不许乱说话。“圣人”当初做规则，其原意想来只是为了方便驱使众人，并钳制众人的耳目口舌，以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可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限制众人的规则，竟开了中国人聪明的先河。
遥想远古时代，在规则还诞生不久的时候，那时民风还相当淳朴，老百姓的智力还不是特别发达，大部分百姓还是规规矩矩遵守规则的，不然的话，“画地为牢”这个词就不会流传下来。按照传说，那时候人犯了罪，当官的在地上画个圆圈，说那是牢房，推犯人进去，不许他私自出来，犯人就真的以为那圆圈是牢房，乖乖地待到里面，不敢出来了。那时候，这个圆圈很神圣，虽然它只是一个虚拟的牢房，但百姓心甘情愿受其束缚，这圆圈就和铜墙铁壁的作用一样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中国人的聪明是这样炼成的（2）
但至少到了庄子生活的时代，百姓就已经非常的聪明，画地为牢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其他规则也应该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破坏、变通。旧的规则不行了，圣人只好再立新规，新规在严谨性、执行时的督察、犯规后的处罚等方面，肯定要吸取旧规的经验教训，让众人难以破坏、变通。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破坏不了的规则。只要有足够的聪明和胆量，越严谨的规则，对想破坏它的人来说，越是智力上的挑战，或许大家短时间没想到用什么办法来破坏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就这样，圣人订规则，众人破坏规则，在不断的循环中，圣人与众人的智力都在不断地提高，于是，中国人便越来越聪明了。
二、是什么人首先破坏规则？
说有了规则，众人都破坏规则，这个说法虽然是事实，但明显不准确。破坏规则，不可能众人一开始就万众一心，都去破坏。对于制定规则的圣人，众人还是有相当的畏惧情绪的，另外，对芸芸众生的老百姓来讲，即便规则不很公平，如果大部分人都遵守这个规则，那老百姓还是会忘掉或者忽略规则的不公平，一心一意遵守规则的。中国的百姓是最能忍受的，不公平的规则、规则之外的特权阶层，在古代，绝对在百姓的容忍范围之内。
所以首先起来破坏规则的，不会是普通的百姓，而应该是介于圣人和百姓之间，比圣人的地位低，而比百姓的地位高的人物，比如诸侯阶层、类似于诸侯的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握有实权的人物。
在规则还没被破坏之前，普通百姓如果首先犯规，立刻便会遭到惩治，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而诸侯、大吏犯规，则不会这样，这是因为：
1。 诸侯大吏比老百姓的力量大得多，惩治他们比较难。
2。 诸侯大吏本身就肩负着惩治犯规的任务，自己当然不惩治自己了。
3。 诸侯大吏由于身居高位，对形势的了解比百姓要清楚得多，他们会在犯规的时间上有所选择，选择在朝廷暗弱或其他难以惩治他们的时间里。
当然，诸侯大吏也不会一窝蜂地去犯规，首先犯的，必是诸侯大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