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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这时要召开《人民日报》编委会的生活会，事先要向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征求对编委会成员的意见。艾丰是编委，自然也在其中。意见征求上来了，对艾丰的意见集中在汽车问题上。“听说艾丰买了一辆汽车，只花了5000元钱。”“听说他的汽车是人家白送的。”“钱从哪里来的？”“希望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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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4）
编委会的生活会很郑重，除了编委会成员之外，中组部、中纪委、中直机关党委、报社机关党委都派人参加。轮到艾丰发言了，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说：“别的你也就别说了，就说说汽车的事情吧。”
艾丰围绕着买汽车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买汽车。因为开摩托车习惯了，觉得自己开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办事也方便，但摩托车开的时间长了，岁数大身体受不了，所以就想换成汽车。第二个问题，汽车从哪里来的。是一个水利部门要报废准备卖给个体户的车，他给接过来了。第三个问题，价格怎么定的。到公开的旧车交易市场请人家定的价。一万到两万都合理，他给了最高的价钱两万，对方要一万，后来说一万五，他都不同意，非给两万，就怕人家说占便宜。第四个问题，买车的钱从哪里来的。他出了六本书，六本书的稿费共存款三万多元，买车、修车用了两万五。第五个问题，买了车做什么用。因为他住在报社，上下班不用开车，所以百分之九十是用于办公事、采访、开会等。五个问题说完了，艾丰说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束语：“用公车办私事，天经地义；用私车办公事，要说清楚。”
艾丰说完，人们也都笑了起来。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又找艾丰谈话。“听说你开汽车？”艾丰明白他的意思，就直说道：“不仅是开车，是买了一辆车。”于是又原原本本地把生活会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车子的事算是过了，不过艾丰很长一段时间内心里却是酸溜溜的，说不出的滋味。
也有人对艾丰买车表示赞赏的，那就是一直积极提倡轿车进入家庭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他知道了艾丰买车的故事以后很兴奋，就在他的新闻报道中把这件事情写进去了。他认为，新闻界终于有人买车了，买车的人居然是公家可以保证用车的《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这个领导干部带了个“以私济公”的好头，这是应该肯定的……（几年后，李安定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轿车进入家庭》，特意请艾丰写序言。艾丰欣然同意，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序言。）
“拉达”太旧了，艾丰常常要修车，许多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修车上了。他对别人说，除了发动机没有拆过之外，其他的部分他都拆过了。但旧车就是旧车，仍然常常坏在半道上。一些坐过他的车的人，至今还记得由于半路抛锚而狼狈不堪的经历。一次到###去开会，因为车在半路抛锚而迟到了。一进会议室，艾丰看到在显眼的地方给他留着空位子，赶忙坐下。看着十分狼狈的艾丰，主持会议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打趣地说：“是不是你那辆高级车又坏了？”
艾丰的再一次轿车风波，发生在1993年，那是一辆崭新的捷达车。
为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国一汽赞助了一辆捷达车。赞助对象是发起“质量万里行”的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有正式的赞助手续，并举行了捐赠仪式。但传说起来就邪乎了，说艾丰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跟一汽为自己换了一辆捷达车。一辆捷达车当时的价格是18万元，这还得了吗？！中纪委来调查，到报社调查，到新闻文化促进会调查，到一汽去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调查清楚了。最后中纪委的同志问：“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向会长报告就做主了？”艾丰说：“因为我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又是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有权处理这些事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到处寻找，把中国文化促进会成立的文件找出来了，文件中艾丰名字后面有个“括号”，里面写了“常务”两个字。后来他解嘲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括号’救了我的命。”
与此有联系的还有一件事：1993年，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都登出了一条消息，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是国家拨款，但钱并没有用在采访活动上，都让组委会主任艾丰用来为自己买车了。看了这条消息，艾丰着实地大吃一惊。这又是从何说起呢？香港、台湾的记者从哪里来的信息？是不是大陆的新闻界里有人说不负责任的话被他们利用？这不仅是给他个人抹黑，也是给整个“万里行”活动抹黑，必须加以澄清。于是组委会特别请来了国家审计署最有资格的审计师来为“万里行”活动审计。审计报告出来了，报告说：“‘中国质量万里行’不仅社会效益很好，也是少花钱办大事的典范。”组委会特意把这个审计结果发了一条消息，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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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5）
这些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到现在不过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历史的脚步实在太快了，新闻界普通记者拥有一辆私家车已经像过去拥有一辆自行车一样平常了。北京的私人汽车已经超过了200万辆！再说起艾丰与车的这些故事，许多人仿佛是在听笑话。艾丰则解嘲地说：“我就是买得早了点。不过万事总得有人带个头，我就带了这个头，大家得感谢我。”
房子和车子这两样生活和工作中最基本的待遇，就是这样纠缠了艾丰几十年。1999年，在艾丰卸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他的住房问题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他的级别解决了。现在艾丰的车也“改善”了。退休以后，他除了继续忙一些社会团体的工作之外，还开了三和智业咨询有限公司。2002年底公司有了点收入，离不开历来的偏好，他首先就买了辆奥迪A6自己开。用了十几年的捷达退役了，他的学生们高兴地说，现在的车才和他的名人身份相称。
从车子、房子的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他个人经历的一个侧面，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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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傻艾丰：“名满神州一奇星”
第一节人生三次选择
“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艾丰
艾丰写过一篇短文《权钱名德傻》，对权、钱、名、德分析之后，专门谈到“傻”。他认为，要做事，首先是要有“傻”劲，而不是首先要“精”。所谓“傻”就是认准一件事有意义，就埋头努力干下去，并且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得失。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他举了个农村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过去农村是睡炕的，冬天取暖就是靠烧炕。傻小子往炕上一躺，觉得自己这里热乎，就呼呼地安心睡着了，一睁眼，天亮了，睡了一宿好觉。精小子好计较，躺下来刚要睡着，忽然觉得自己睡的这个地方不够热，就翻身转到另一个地方，刚要睡着，又觉得自己的地方还不热，又翻身转到别的地方，结果他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一夜也没有睡觉。艾丰一生做事，常常像“傻子睡觉”一样。
美国以指导他人策划人生而闻名的卡耐基说：“机会是一件不可捉摸的活宝贝，无影无形、无声无息，它有时潜伏在你努力工作中，有时徘徊在无人注意的境地里，你假如不用苦干的精神，努力去寻求，也许永远遇不着她。”
艾丰的人生“策划”走过了一个由懵懵懂懂到比较自觉的过程。60岁以后，他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说：“人生选择是现代意识，现在许多人不是都在谈‘人生设计’、‘人生策划’吗？我这个人的毛病就在于不会选择，放在哪里就知道努力干，当然那个时代许多事也没法选择。如果要说我出自自己的选择，主要有三个：考新闻系是一次选择，读研究生是一次选择，后来在新闻岗位上下力从事经济研究是一次选择，其他的选择都是社会裹胁的。”
艾丰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的，最紧迫的事情是安全和填饱肚子。解放以后，环境安定了，他有了求学的机会。在北京，他先是读了一家私立小学——惠我小学，念到四年级，高小两年是在公立营房宽街小学读的，初中、高中都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度过。三个学校都没有离开过劳动人民集聚的崇文区。做手工业的父母希望儿子做学徒，帮助家里干活，但因为艾丰太喜欢念书，用不了太大的力气，学习上总能拿第一、第二，后来父母也就作罢了。
在学生时代，艾丰就爱搞社会活动，初中当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高中当青年团的支部书记、校团委副书记。课余时间，艾丰组织同学搞各种社会活动，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做报告，办剧团、开辩论会、写黑板报、远足……课余精力分配，社会活动占百分之八十，做功课不到百分之二十。
《中国高层智囊》一书曾这样描写艾丰：
这个人，唱歌跳舞，抽烟喝酒，打球开车外带诗朗诵，永远的精力充沛，永远的“侃”兴勃勃。据他自己交代：年轻时演过话剧，与韩善续、赵汝彬、刘锦蓉等著名演员同过台，跳过水兵舞，至今扭起来还方寸不乱，大型联欢会上朗诵过马雅科夫斯基的《苏联护照》……
艾丰回想起上中学时的剧团，余兴未已：“当时的十一中学生剧团非常活跃，有职业演员定期辅导我们，剧团团员经过那个阶段的磨炼，表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后来不少人走上了专业演艺道路，成了知名的优秀演员。像北京人艺的吴桂岭、韩善续、刘锦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