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说：“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以后，把主要研究方向转向经济，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经济宣传工作性质本身‘逼’着我下决心研究好经济，自己对经济一点都不懂的话，怎么能组织好新闻报道呢？新闻工作就好像庖丁解牛，解得好，必须掌握两个方面的规律：一个是刀子的规律，这就是新闻手段；一个是牛的规律，这就是被报道对象的规律。新闻工作做长了，刀子是熟悉的，而报道对象却是不断变化的，必须花更多的精力熟悉他们。另一方面，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一些报社老同志退下来以后，不止一次找到我要求返聘，继续做记者工作。他们身体还很好，总要找些事情干，但做别的事又困难，还是当编辑、记者比较适合。我想，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活到这个年纪，到那个时候，找哪个主任来返聘我？返聘又能有几年？所以，一定要学一点‘离开版面能活’的本事。经济学知识就是这种本事。”
艾丰心里藏不住话，有了这种想法就表露出来。一次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新闻培训班讲课，艾丰就在开场白中说：“我现在到各地都受到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艾丰’。其实我明白，这8个字中，人们欢迎的主要是前面6个字‘《人民日报》记者’。欢迎前面这6个字，实质是欢迎《人民日报》的版面。如果没有前面6个字，只剩下后面两个字‘艾丰’，那才是欢迎我。”
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一直在业界奉为经典，培训班的学员们早就通过这些书和其他渠道对他的业绩耳熟能详了，因此异口同声地说：“你没有前面6个字，我们也欢迎你！”
“我知道，你们的话里有礼貌的成分。将来我真正再来了，你们可能也会对我表示欢迎，但那是礼貌性的，因为我对你们再没什么贡献了，所以我现在就要解决离开版面也能活的问题。我发现新闻界有一个悲哀，老记者到非常老的时候，特别是到退下来的时候，往往做其他工作很难，好像转转悠悠最后还得写稿，不好做别的事。不像老大夫，老了很值钱，记者老了不太值钱，和小青年一块儿去争版面很尴尬。老大夫不同，白胡子往那儿一坐，大家排队找他看，因为他有经验，而老记者就不是。能不能想一种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稍作停顿后，艾丰接着说：“这种情况根本的要害在哪里？要害在于记者离开版面不能活，不管你是多大的记者，闻名世界的记者也在内，离开版面不能活，你多好的东西都要体现在版面上。大夫没关系，大夫看病用不着什么版面，告诉你怎么抓药方就得了。我将来也会老的，现在我当个头儿，可以指挥版面，将来老了，没权指挥版面了，怎么活？所以，现在就该学一点儿离开版面能够活的本事。我发现经济可能是，你懂得经济，懂得企业，你不给人写稿，可以给企业进行诊断，给企业出战略……”
于是，在知天命之年，艾丰在新闻“把关人”的岗位上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经济和经济报道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关乎国家宏观决策的建议，并且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包括“中国质量万里行”、“名牌战略”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型活动。
艾丰之所以能在“年事已高”时重做学生，并且迅速取得重大成绩，其高人一筹之处在于善于学习。他说过：“回想我的前半生，如果说长处的话，就是从小就喜欢学习，除了向书本以外，主要是向社会学习，向他人学习。我不看别人有什么缺点，也不要求别人有多高的水平，更不要求别人都正确，我总是能够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并能学到东西。这应该是我的一大长处。”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2）
在“万里行”和“名牌战略”搞得非常红火的时候，有一次，艾丰把手下的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聊天，他说：“我现在提一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你们都很尊敬地叫我艾老师，现在请你们说说跟艾老师学了什么，不用说多，说一点就可以，大小不拘。”
也许是由于客气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大家笑而不答。
艾丰就说：“你们说不出来，那我来说，我说说我这个老师跟你们学了什么。我针对每个人的特点都说‘一点’。‘中国质量万里行’，其实最早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刘智提出来的。是他找我说，艾老师咱们搞这么一个活动怎么样？听后我眼前一亮，觉得很好，就积极参与筹划这件事情。‘名牌’最早是颜建军提出来的，他说，‘万里行’要深化，就要重视名牌保护，搞一个名牌保护组织好不好？我请他先
◎艾丰——出身平民的演说家。
向企业做个调查，结果企业都支持。召开‘全国名牌大会’，是李伟提出来的，后来我才同意……”
后来，艾丰在写作《名牌论》一书的序言《我和名牌》的时候，又特别提到“质量万里行”和名牌最早提出者的名字，用文字记载表示对这些“下级”创意的历史尊重。
艾丰在对自己从“学生”中所学的东西一一点评之后，在大家的会心微笑中总结说：“我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做‘神偷’，善于从其他人身上汲取优点和长处。”
年过半百才踏入经济学的殿堂，并且颇有成就，善于做“神偷”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6年，艾丰从《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调任经济日报社任总编辑，他的著书立说和奔走四方宣传自己的经济见解与主张，并没有因为官位升迁而中断，相反，他立志成为学以致用、影响大局的经济学家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到他离开新闻工作领导岗位时，他已经实现了由一个学者型记者向经济学家的“软着陆”。
有一家媒体的记者这样评价艾丰：“长期兼有新闻和经济两个学科的优势，锻炼了艾丰独到的思维方式，既有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客观，又有经济学家的洞察力，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往往做出独到的分析和判断，然后用通俗的话说出来。自然，他的许多观点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艾丰对此评论说：“现在到各地去，人家介绍我，一个头衔是著名记者，一个头衔是著名经济学家。如果人家不介绍，还介绍我是著名记者，我就告诉他还是把我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放在前面，因为那个离开版面能活。我觉得新闻界是一个学校，一方面要做好新闻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其他方面的特长。当你的年龄不适合在第一线的时候，可以做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把你发挥作用的时间延长，把你所拥有知识的作用放大，既利于社会，也利于个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介入经济界，还可以进入文学界、广告界……新闻界不排除专家，我们应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许多人羡慕艾丰从总编辑岗位退下来之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其实，这第三次选择是一个基础。
特立独行，“傻事”频仍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
——艾丰家训
毕业论文风波（1）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古希腊一位哲人流传千古的名句。
但是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又何其难也！这句话之所以会成为名句，也说明了这一点。有多少莘莘学子是因为“爱吾师”而屈从和趋同了老师的主张，然而放弃真理而爱吾师的结果，要么最终“淹死”在老师的盛名之下，要么成为谬误的帮凶和打手。
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爱吾师，更爱真理”，这个人就是艾丰。这还得从艾丰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做研究生毕业论文说起。
艾丰是“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怎样组织答辩，学生如何答辩，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于是系里就决定先搞一个典型试验，然后推广。因为艾丰在班里是高才生，即被选中头一个答辩。
艾丰的硕士论文《论宣传性现象》洋洋洒洒竟写了七万言。四位老资格的答辩委员和艾丰的导师、著名作家黄钢，看过论文之后，对其中的概念和阐述，只有一位略表赞同，包括导师在内的其他四位，都表示“不敢苟同”。
艾丰的论文开头说：“在记者的面前常浮动着一团迷雾，使记者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以至于陷入陷阱或者陷入误区，这团迷雾就是宣传性现象”。
◎1981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新闻研究生毕业合影。二排右三为艾丰。
一位答辩委员是很权威的老记者，看了以后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怎么没看见这团迷雾？”
一些老同志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词汇——例如像“反馈”这样的词汇，都有反感，更何况艾丰在论文中毫不谦虚地自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术语，像“宣传性现象”等，这就更让人难以容忍了。
艾丰要论“宣传性现象”，答辩委员们说：“没看见就没办法了，你造的这个词谁能看懂！”委员们的意见几乎一致，要想论文获得通过，必须改换一个题目。
这使得艾丰既紧张又无奈，但这个概念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来的，所以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有事实做根据。
“我用新概念是因为不能用其他概念来代替。什么是宣传性现象？我下面讲一个很实在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北京燕山石化竣工后外国人来参观，参观到污水处理池时，外国人都惊叫起来，伸出大拇指说：‘好，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一群鸭子在里边游来游去。污水净化到可以养鸭子，世界上还没有，而中国居然能够实现，奇迹！记者就拍了老外叫‘好’的照片，登在了《人民日报》一版。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人告到了周总理那里，说这是弄虚作假，燕山石化污水处理得是不错，但是仍然有气味，不能养鸭子，外国人参观的时候把鸭子抱进去，外国人走了就把鸭子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