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简陋的场所，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美好记忆。随着日月的流逝，保存着的一点印象也渐渐淡薄，乃至忘怀。不料，到了四十多年以后，也就是我五十多岁生日的前几天，忽然对它萌发起好感和强烈的怀念，我做了一次专程的“旧地重游”。可惜，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五十华里远的赵各庄镇，房屋倒塌大半，教育馆小学旧址也未能幸免。如今校门临街处，已经变成带点临时性的蔬菜门市部，残破的院子里堆积着货物。唯有我当年听课的那个教室的房基上，还遗留着一点点墙壁和铺灰地面的痕迹。我可能得算“胆子小、性格怯懦”的那一类孩子。我自尊心强，又“娇嫩”，所以在跟小朋友相处时，虽然也常跟他们闹矛盾，耍脾气，可是从来不敢打架。跟谁揪扯滚打在一起的事儿，长这么大，压根儿没有尝试过。我也骂过人，在被对方欺负苦了或气极了的时候骂，骂一两句，解解恨就拉倒，不会纠缠不休。如果骂到厉害凶恶的对手身上，见人家龇牙瞪眼、杀气腾腾地冲将上来，我绝不敢迎战。或者躲开，或者逃跑，回到家里，到了没人的地方，本来已经安全了，再委屈地抹眼泪。一两个伙伴在一块儿，我是很会玩耍、很会淘气的。只要人一多，里边再有些愣头愣脑的家伙，我就不敢再往那群里掺和。我怕他们打起架来碰着我，我特别害怕看到他们互相打破了哪儿往外流血。平时，身边的同学不小心用铅笔刀刺破了手指头，我也会被吓得心脏紧缩，用手捂住眼睛不敢看。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0）
可惜，开滦五矿这块外国人当主人、中国人当奴隶的地盘上，打架斗殴的事儿，如同乡村里鸡狗相斗一般的平常，几乎时刻不断。尤其是中国的穷人们互相残杀的“打群架”，更是此处的“地方特产”。济南府的一群人跟保定府的一群人打；河南的一群人跟山西的一群人打。今儿个这场恶战，你把我打得落花流水；明儿个我设法反过手来，得叫你那伙里的人丢盔卸甲，死上几口子。小帮小拨的在街头巷尾打，大帮大拨的在镇子南边的大洋槐树林子当中的空地方打。听说，最“抱团”的是山东人，打起架来凶狠，有劲头，不惜性命。听说，他们常常把活捉的仇家，用木头橛子硬给活活地橛在地上！
每逢遇到这类事情发生，镇子上的气氛就骤然大变。不相干的工人和平民们，都争先恐后地奔去看热闹。那种狂热劲儿，很像当今的城市人想看一场有中国选手参加的国际球赛一般。小孩子们更如同过节一样的高兴，不上学了，背着书包就奔到厮杀的场地，从人缝里挤进去观赏。
在这样的时候，母亲一定要把我和姐姐关在屋子里，门也不让出。或者亲自把我们送到学校，嘱咐老师别放我们走。实际上，母亲就是鼓励我去参观，我也没有胆子走一趟。小伙伴们看了热闹回来，听他们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转述，我还忍不住地打寒战！
10
南院有几间房子好像变成客店一样，三天两头更换住户，我几乎没办法跟他们熟悉起来。但我知道，那儿常有从天津卫和唐山来的戏班子的人家。
戏班子的人，对我来说如同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人物。常见他们白天闭门大睡，晚间热热闹闹、欢蹦乱跳，男男女女都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走路迈步都显得怪模怪样儿的。而且，他们老是搬来搬去，用大车拉着各种箱笼，大小盒子、匣子，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还有些长短不齐、一端罩着布袋儿的棍棒。他们到底儿过着怎样的一种日子呢？
很快，我和同班的小胖墩儿要好起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都是戏班子的。他答应带我和姐姐去看戏。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第一次走进了戏园子。
几个穿着各色大褂、短衣的人，不声不响地从绣花门帘缝钻出来，溜到前台。他们有的提着胡琴，有的抱着锣钹，有的端着小鼓，有的拎着凳子。他们围着那个打小鼓的人，坐在戏台右边的角落。他们坐定之后，低声说着话儿。过一会儿，那个打小鼓的坐正身子、直起腰杆儿，随之提锣的人也站了起来，拿钹的把钹上的红绸穗子往手指上缠绕几下。突然间，那个敲小鼓的把小鼓敲得如同炒豆子爆锅那样响了几声，其他人各自抄起手里的家伙，拼命地敲打，锣鼓声骤然而起，响声越来越大，真是震耳欲聋。
小胖墩把嘴巴伸到我耳朵旁边大声告诉我，这是“打通儿”。打过三遍之后，戏就开台了。
我的心，立刻就不知不觉地随着“打通儿”的锣鼓声音兴奋起来。这是激动的紧张，是喜悦的惊慌，是预感到即将出现的更新奇东西的一种从未有过的热切期待。我浑身不由自主地在抽搐、在战栗。
有好几次，我一下子忘掉了自己的置身所在，不是在耳畔，而似乎在心里只有动听的声响，不是在眼前，而仿佛在脑海有优美的身姿。我好像并非坐在木板戏楼的栏杆间，而恍惚登临五彩祥云上，飘飘欲仙了！
我看到一个英姿勃勃的小伙儿，威风凛凛地出场。他头戴缀着许多颤颤抖抖红绒球和白绒球的帽子，身穿绣花袍子，红绸子肥大的裤子扎着腿儿，脚上是一双黑色的薄底高腰靴子。他一手提着花袍子的大襟儿，一手举着亮光闪闪的大刀片儿，在满台上飞跑。然后他脱掉花袍子，把刀片儿插在背后的束腰带子上，从戏台一角起步，一纵身就跃上天、落下地，如同摇纺车一般，“嗖嗖”地折几个跟斗。
小胖墩告诉我这个白脸少年是他的哥哥，叫小百岁，练功卖力气，演戏挺认真。每天上午，所有唱戏的人都还睡大觉的时候，他便早早地起来，在那不大的院里踢腿、劈叉、耍拳。有时候，他两手摁地，两脚往后翻起，蹬在墙壁上，脑瓜子朝下，倒立着，一立就是好长时间。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1）
小胖墩说，哥哥恨不得一天就能唱得红起来，成了名角，多挣钱，好到东北去看他的亲爸爸和亲弟弟妹妹。
然而，就在后来，我们亲眼看见台上刚落地的小百岁没有站稳，一个趔趄冲向台口，撞断了栏杆，跌到戏台下边去了！
小胖墩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声……
11
我心情沉重地从戏园子回到家，看见二舅和母亲正谈论着父亲。他本是母亲的大弟弟，因为跟老家大徐庄苏家“一爷之孙”的弟兄们依齿排行，他属于老二，所以我们都叫他二舅。他跟一个从北京城边农村逃难来的麻脸女人结成“半路夫妻”，先住在水峪，此时又搬进镇子里，在教堂西北边一条斜街租了一间阴暗的小屋住下。母亲从前对他极好，以后偏向她的小弟弟，即住在蓟县乡下的我老舅。二舅对母亲也不像以往那么亲热了。二舅没念过书，不爱说笑，为人厚道诚恳，尤其“心里秀”。他既会抓起破胡琴拉出几支小曲儿、落子段子和皮影调儿，还因自学识几个字儿，能看书。每天从窑下上来，从不乱串，总抱着一本厚厚的书看。以后我知道了那本书名叫《红楼梦》。别的识几个字的工人都说那书不热闹，不来劲儿，看不下去，二舅却看得津津有味儿。我上学那年，他已经反复地看过三遍了。二舅跟父亲的关系一向不好。不知为着什么事由，父亲责备过他，他不服，急赤白脸地顶撞过父亲。他俩见了面总是冷冷淡淡的。今儿个，二舅倒有点儿为父亲说话了。我们跟进屋里，听见他说，对姐夫的事儿，你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太较真儿，像他那样的男人，有几个没外道儿的呢？
母亲咬牙切齿地说，让骚狐狸迷上了，早变心了！去年夏天他回大徐庄子去，两个人就勾搭上了。嫁了人，我想该断了，哪承想，不要脸的东西，追到这儿来了，急红了眼似的到处找他，像一只浪母狗！
二舅说，赵各庄这么个小地方，不像大城市人多，你把她赶走，她照样能找到他。
母亲哼一声说，明儿个，我提着棍子追，非把她赶出赵各庄不可！
我影影绰绰地记着有这么一回事儿。一个身段苗条、梳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穿着绣花鞋的农村大姑娘，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记得她一个特征，就是鼻梁的两侧有雀斑。还记得她是来赵各庄她大伯家帮着做针线活的。她大伯家开宝局，父亲在那儿赌钱的时候，她总给父亲沏茶倒水，还到小馆买饭菜，提回去给顾不上吃饭的父亲吃。有一回父亲害牙疼，待在家里，她来我家看望，管我母亲叫“三姐”。母亲对她挺亲热，还留她吃饭，送一件花褂子给她。这说明她跟我家的关系很好，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
生活的感应和实践，还没有来得及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给安装上一个完整的、计量悲苦忧愁的磅秤。因而我难以知道它们的准确分量，再重的东西也不会实实在在地把我给压住，但我知道母亲此时的心情一定不好。
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以至于我常常好久见不着父亲的面。从前，凡是做了好吃的东西，母亲总说，等你爸爸回来一块儿吃吧。如今，赶上有了稀罕的东西，我或姐姐说给父亲留点儿，母亲立刻就变得脸色极不好看地说，不用管他。他啥时候管咱们啦？父亲回到家来，没赶上饭，母亲既不张罗给做一点儿，也不问吃没吃。这种情况下，父亲就什么话也不说，不支使母亲，更不抱怨，甚至不做任何表示，就从衣兜里掏出零钱，让姐姐到胡同口的小饭铺给他买锅贴吃。遇上这样的时候我最美。那些冒着油珠儿的热锅贴往桌上一放，我就先动筷子。父亲一边喝酒一边吃，吃得很慢。所以我每一回都比父亲吃得快、吃得多。
12
一切不习惯的东西，日久天长都可以习惯。骚动一停歇，就是平静。赵各庄镇上的工人、平民和买卖人，像或忙忙碌碌、或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