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丁到阳甲，一共九个名字没有记载。
“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
这一段话明白的说盘庚从河北到河南。成汤的故居在河南。这里，没有说到安阳，应该在河洛和山西之间。有书说，盘庚以后定都安阳，不知根据什么。
小辛，小乙没有记载。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
“……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付险姓之，号曰付说。”
“……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盛血，邛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武丁继位，武丁时的巫祠叫做冢宰。武丁得到付说的辅助。
从祖庚到庚丁，一共四个名字没有记载。
武已“无道，为偶人”。显示了向巫祠的宣战。
唐的最后的几个名字是：太丁，帝乙，辛。
（文中对纣的描绘是，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这样的描绘应当是出自“说书人”。）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雅氏 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东为善。而色尚白。”
以上除去没有记载的，有十二个名字与伊洛有关。这十二个名字构成了一部唐政权史，从兴起到衰落。汤的时候，是氏族的征服，伐灭了葛伯，伐灭了夏桀和昆吾。在巫祠伊尹的支持下，度过了王位继承的危机。太戌时，得到巫祠伊涉的支持。
在盘庚时期，没有对巫祠的描写。盘庚独立的执政，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到了武丁时，得到了付说的辅助，史记记载，付说已经不是巫祠的身份。表明了更多的社会成分进入到政权中来。值得注意的是为偶人的武乙，这是一个明白的信号，就是政权的核心，也发生了驱逐宗教的事件。说明在河洛地区巫祠退出了氏族政权。唐政权的最后三代是太丁，帝乙，辛。辛就是纣王。
评书大商
读过了殷本纪，好像读过了一篇精彩的评书。这是三千年前周时代人讲述的一篇评书。反商的斗争结束了，社会恢复了平静。“都市”的文化生活也开始恢复。一批说书人找到了极好的题材，这就是说唱刚刚结束的商史。说书人处在社会的下层。在社会上，关于商的传闻象冬天的雪花一样，漫天飞舞。说书人及时地收集和整理。这是一批辛勤的历史工作者，这是一批权威的历史学家。说书人保存下来第一手材料。诗从中取材，书从中取材，史也从中取材。
请读者对照一下关于神农，炎帝，黄帝，伏羲，高阳，高辛等等的“神话传说”。在这些传说的时代，有巫宣讲，没有说书人。如果不是有百年来的考古发现来对照，加深了认识，我们只能代圣贤立言。但是，对于大商的认识就不同了。大商时代的“巫宣讲”经过了（周时代）说书人的流传和传播。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将春秋战国以来说书人收集的资料系统整理，简明的展现了大商历史的轮廓。（关于大商的评书继续传播，终于演绎出来一部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
说书人说，简狄生契，简狄，有娀氏女。我们知道了，商人有个娀和狄的起源。说书人讲述了一个吃乌鸦蛋的故事。
说书人说，喾有正妃 曰姜源，有次妃曰简狄。我们知道了，周与商有过亲缘的关系。怎样的亲缘关系呢？那是母系制时代，生育母亲就象今天的劳动英雄，倍受崇拜。母亲是氏族的当然首领。母亲到巫祠去求生育。
在巫祠里，供奉着生育神“帝喾”。崇拜帝喾的巫祠遍及“河洛”。商人的祖先到巫祠去求生育。周人的祖先也到巫祠去求生育。商，周人的祖先以自己是帝喾的后代而光彩。说书人说，周人和商人的母亲祖先都是帝喾的“妃”，而且，周妃为正，商妃为次。正次的顺序很要紧，表达了说书人的感*彩。
说书人说到汤时口若悬河，我们知道了周时代的说书人对汤很熟悉。在河洛流传很多汤的传说。周人对汤很熟知，相对比，商谱中三十几个名字，说书人并不都熟知。商史如果从娀，狄算起，到公元前1500年商亡，不少于2500年，轰轰烈烈的事情不少。象华北平原形成以后，商人同山东丘陵人的斗争，象商与渤海岸（西辽河）昭明人的沟通，象玉器的传闻，象青铜器的试制和铸造，象商贵族的“宫廷内幕”，商贵族妇人的趣闻逸事，等等这些传闻，周的说书人都得不到。所以在殷本纪中也没有记载。说书人不知道殷都和二里头唐都，当然也不知道两个都怎样毁灭。说书人说商的都在朝歌。朝歌是个周味十足的名字。说书人对汤大加讲述，是因为河洛曾经建立过叫作唐的商政权。是商政权的“巫”对外的宣讲。
细读殷本纪，就能发现殷本纪差不多就是河洛巫宣讲的底本，等于是巫对巫祠的宣传。从汤到纣约30个帝500多年，凡是“兴”的时候，总有巫相伴。可知巫的宣讲是说书人的第一手资料。请看原文：
“伊尹，名阿衡，汤举任以国政。”
“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
“伊尹乃立太甲。”
“帝太戊wu立，尹陟zhi为相。”
“殷复兴，巫贤任职。”
说书人大讲殷王纣，可知对纣的传闻一定很多。纣亡在哪里？鹿台在哪里？朝歌在哪里？怎么没有对殷都安阳的描绘？纣可能不是商王。商没有王，有帝。帝在安阳的大墓里。安阳的帝维系了商族。说史人对商的政界不熟知，对安阳也不熟知。商的政界并不象书中写的那样。不是有个八百诸侯吗？八百诸侯怎样参加了反商的斗争？八百诸侯分别的脱离了自己地区的“商贵族”，商政权在不知不觉中灭亡了。而纣是唐氏族的后代，河洛地区商的最后一位管理者。在信息闭塞的商之际，周的说书人只能得到自己土地的信息，不能得到殷本土的信息。殷本土的巫掌握着绝密资料，这些绝密资料不对社会宣讲。社会人不能知道。突发的灾难，一次大地震发生了，殷本土的绝密资料埋进了地下。像殷本土这样的巫祠圣地后人竟不知晓，说书人也不知晓。那些人牲和大墓竟然在地下沉睡！
不知道读者注意到没有，据古书，商灭亡的时间是公元前一千○六十六年，三百年以后，公元前七百多年时，各诸侯开始有王系记录（谱牒），就是说，商亡时各诸侯没有达到文字记录的高度，没有对自己祖先的记录，与高度发达的商文化相比恰似两个时代。商文化集中在安阳巫那里，安阳巫的文字记录早了周诸侯二千年。
在今天，我们对商社会存在着误解，这是因为受到时间的间隔。在周时代，对商存在着误解，是因为受到地域的限制。从出土知道，安阳发生着大墓建设，发生着大规模的人殉，人殉的资源包括河洛唐的领地。可是，周的说书人对这些情况却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因为经过了尚书的记载，史记的情节来自尚书，而不是直接的得知于说书人。有了尚书以后，说书人的书也失传了。
在周人讲述的商史中，盘庚以后，唐的首领从巫祠中独立出来，巫祠被驱逐出政权。可以推测，在商贵族衰落以前，安阳的巫中心已经先行衰落。安阳的事情（如果不是考古出土了甲骨文，就）封存在巫祠里，不能留下文字的记载。 。。
氏族政权
氏族政权
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后，北从长城，南到大江，出现了一批古城，标志了生产氏族的政权时代开始。古城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先后消失，这是生产氏族建设自己的氏族政权的阶段。
氏族政权产生于生产氏族，巫祠产生于采集氏族。生产氏族经过了千多年的人工生产的阶段，达到了相当的积累能力。生产的管理，生产的组织初具规模，政权由生产的组织发育出来。氏族政权不同于秦，汉以后的皇帝政权，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政权。氏族政权包括了大商时期的殷政权，唐政权以及大大小小的依附氏族的“方国”。氏族政权在人工生产达到一定的程度方才出现。政权的内容要比巫祠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巫祠具有崇高的威信，这威信还在信仰与咨询的范围，还不是支配的性质。巫祠的信徒（氏族）对巫祠可以信仰，也可以不信仰，因此，巫祠还达不到政权的高度。巫祠在受到信徒氏族的委托的时候，方才具有了委托范围内的权力。政权不是这样，政权首先具有权力，能够运用权力来施行控制，支配，强制等等行为。氏族政权能够支配一支社会（氏族）力量，这支社会力量在春秋以后便是军队。
巫祠的组织在巫祠的内部而不是社会。在巫祠内部，它能够行使权力，对社会则是信仰和供养的关系。巫祠维持社会（氏族）对它的信仰，社会对巫祠供养，一旦这种关系中断，巫祠立即解体。政权不是这样，政权在它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具有组织社会的能力。它能够支配一个群体产生统一的行为，生产的行为和其它的行为。
政权，特别是氏族政权是消耗积累的主要形式，氏族政权能够将积累集中起来，加以支配（消耗）。这也是氏族政权与巫祠的重要区别。积累的集中，在今天以税收为主要形式，在皇帝时代以地租为主要形式，在氏族政权时代，地租和税收都不能实行，氏族政权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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