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十、十传百，社办企业之风仿佛在一夜之间席卷苏南大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2）
在这阶段的苏州，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一个县的领导干部，他的嗓门和他那为了办企业而发出的咄咄逼人的口号让人激动、让人敬畏！
他就是高德正，时任沙洲县委书记。“我记得那是1979年，在县里召开的学‘两桥’（指欧桥和塘桥）争富裕的‘三干会’上，高书记高着嗓门，他从头到尾讲的是解放思想、大胆冒尖的话题，直把与会干部鼓动得个个心花怒放。而原先好多干部思想僵化，不敢越雷池半步。有一回，港口乡里开大会，我请人在主席台两旁写了两条大红竖联：‘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那些村干部一踏进会场，就懵了，有人惊叫起来：‘哎哟，谁写错了！’高书记作报告，时常挥动手臂，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尤其是他那富有思辨性、形象性和强有力的鼓动性语言，诸如‘政策一落实，小布衫全出湿’、‘穷不会生根，富不是天生’、‘小鸡吃米，粒粒下肚’、‘社队工业不姓资，治穷致富才姓社’、‘时候已到，只欠东风’等等，至今仍萦绕在我们耳际，激励我们去开拓新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洲人的思想开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后沙洲出落得如此秀美，思想解放是第一篇。”
“解放思想，使人们在贫乏的心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在荒芜的沙滩上看到了绿意。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请进姓‘工’的财神爷，大批青壮劳力走出田埂，登上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历史舞台，主演了一幕幕既悲壮又激昂的活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沙洲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而伟大的历史性巨变，沙洲农民的生活开始富裕、美满、幸福起来。沙洲人有点神气活现了。”一位“老沙洲人”用笔这样记录了当年高德正书记在沙洲轰轰烈烈搞乡镇企业的情形。据我所知，在其后的几年里，昔日被人瞧不起的沙洲全县就有20个乡镇工业产值实现翻番，并冒出了塘桥、乐余、南沙、妙桥等多个‘亿元乡’。欧桥、闸上、包基、巨桥、花园等‘千万元村’，一颗颗新星冉冉升起。沙洲因此一时威震四海，成为苏州地区的富足县。
30年过后，当我见到高德正老书记，向他询问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老人笑了，深情地说：“我难忘那几年的乡镇企业发展历史。所谓的“苏南模式”和“半壁江山”就是这么出来的……”
这段历史，我这个苏州人也清晰地记得，那时正值我在故乡读书的中学时代。我的姐姐和那些没有上高中的同学们，多数进了社队企业，成为第一代拿工分的工人。
对于那一段历史，我记忆很深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父亲带头办了两个队办企业，一是绣花厂，二是眼镜厂。与沙洲相比，我的出生地常熟在办社队企业方面更有优势。常熟的花边在过去就有名，即使在“*”时，农村的妇女也没有停止过这种赚钱的手工工艺。据说我们那儿在“*”时还能够留那么一个“资本主义尾巴”，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确定的“外交需要”——出口所用。但绣花边不是社队企业行为，它是有供销部门代国家的外贸部门分包给广大农村妇女的。
我父亲办的绣花厂其性质则是真正的社队小企业，它是承接苏州某绣花品厂的业务，直接由生产大队办的小厂。我知道的这个厂当时大约有三四十个年轻绣娘，她们大多数是各生产小队按名额分配被选进去的，基本上属于本生产大队的那些手巧貌美的女子。那些能进绣花厂的青年妇女当时特别荣耀，因为她们可以不用整天背对太阳面朝黄土了，令没能进厂的青年妇女对她们极其羡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的收入比种田的要多，而且可以拿到部分现金，这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是一群脚不离土地、但却不用晒太阳的“白领阶层”了。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3）
我父亲还是另一个眼镜厂的厂长，工人以男性青年为主，因为办厂，我父亲成了当时的“红人”，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厂子的收入很丰厚，父亲所在的“先锋大队”真正成了常熟乃至苏州一带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先锋大队。父亲说的“吴仁宝都来取过经”讲的就是这个时候。
苏州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老家，踏上了从军的征途。四五年后当我第一次探亲回到故乡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的改革开放年代。80年代之后的苏州，我虽在异乡，却常常能听说关于故乡的一件件令人激动的事：比如第一支农民乐队（后来有人将其搬上了电影银幕），比如第一个“亿元村”，比如第一所农民幼儿园等等，这在当时都是能上《人民日报》的大新闻哩！而这样的新闻在我们苏州地区，几乎年年可以涌现出一大箩筐……
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走的是集体经济的富裕之路；集体富裕了，各种有利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新鲜事便层出不穷。
那时，苏州的广大农村，可以说“无村不厂，无村不工”。三五个人也可以成一厂，几十人、几百人的厂子同样随处可见。
听“苏州老乡”讲，乡镇企业搞得最早最好的要算江阴和无锡人，“他们那里起步最早，而且会用人——用那些过去下放到农村的城里人，用这些亲戚和朋友在城里厂子里工作的关系来武装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向我解释：在解放初期的城市工商业改造和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曾经有二三十万上海、无锡、苏州的城市居民下放到了苏州地区的广大农村。这些人虽然户口在农村，但他们与城市始终联在一起。当苏州的“乡下人”开始想办些小厂而缺少技术和物资时，这些人派上了大用场。他们出面回城向自己在国营企业的亲戚朋友张一下口，问题就基本能解决。苏州地区的社队企业起初的业务，都是为本地农民的日常生活或农业生产服务的“小五金”和农具加工等，后来开始做赚钱生意，帮助城里的一些企业加工辅助配件，赚些薄利。没有技术，他们就请城里的工程师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乡下来帮助指导，这一来一回，就把城乡联在一起。
老乡热情好客，每当城里老师傅过来，总要备好一些农副产品，比如上海人爱吃的鸡毛菜、家养鸡，还有河里的螺蛳、活鲜鱼、螃蟹等等，待师傅回城的时候，就让其带回去。师傅们很乐于接受这种“等价交换”，他们一方面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稻谷飘香、空气清新的乡下换换环境，同时又能为家人带回一些新鲜的食品，很是高兴。有的干脆连工钱都不拿，一来一回，就像走亲戚似的，跟苏州农民关系处得特别好。农民也高兴，一是在师傅们的帮助下办起了厂，二是学会了技术，并且没花多少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可以直接交给城里的大厂子，赚的是实实在在、没啥风险的现钱。
“星期天工程师”就是苏州老乡叫出来的，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风靡一时，促使苏州乡镇企业获得快速提升和空前发展。
这种“星期天工程师”从另一个方面又大大促进了城乡关系和商品交易。
吴江的一位如今已是“亿万富翁”的老板告诉我，他的电缆厂开始就是靠上海“星期天师傅”帮忙搞起来的村办企业，后来越搞越大，技术要求和人才要求也高了，以前上海那几个帮助他创业的“星期天师傅”干脆辞掉了上海的铁饭碗，跑到乡下当了他的工程师。“二十多年过去了，有的上海师傅还在我厂子里办了退休手续，有的今天还在我厂里，他们中间还有第二代人在我这里工作，甚至连家都安在吴江……”。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4）
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使当地的那些能工巧匠跟着纷纷办厂开店。童年和少年时我所认识的不少乡友在这个时候抓住机遇，发了大财。现在的“苏通大桥”旁边过去是东张乡，那里有不少我中学时的同学，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们纷纷办起了红木家具厂，如今上海市场上的红木家具就是他们这些人折腾出来的。
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他初中毕业后没有再读书，进了大队的木器加工厂，因为他父亲是当地有些名气的木匠，所以这个小厂由他父亲挑头当厂长，儿子算是“走后门”进去的。“大约是1974年办的厂子，起初只有六七个人，名为木器加工厂，也就是因为公社建了一个新礼堂，我们厂子把这批活接了下来，之后就开始接周边几个大队的社员们的一些零星活。有一年一家有钱的人说他的儿子在上海城里工作，要结婚了，问我们能不能做一对红木椅子。我父亲以前做过，就答应了。红木材料是那个人从上海外贸公司下面的单位搞到的，于是我父亲带着我们几个人用了一些时间把这对结婚用的红木椅子做成了。那个时候结婚一般讲究‘三大件’——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这户人家结婚比别人多了一对红木椅子，一下子在同事中引起反响。于是这个上海人就不断来找我们，说是他的朋友们都要做红木椅子。就这样，我们越做越多。开始是偷偷地做，因为‘*’时红木家具曾经被当做‘四旧’，是造反派见了要砸烂的古董。后来改革开放了，也没人管这些，所以我们就公开专做红木家具了。时间一长名气也有了，上海市场最初出现的红木家具，基本上都是我们东张人做的。我们最红火的时候，连美国总统卡特都请我们去为他家定做红木家具……”
老同学是不是在吹牛·
“绝对是真的！”他拿出卡特总统坐在亚特兰大家中的一组红木沙发上的照片向我证实。“卡特总统的这套红木家具就是我们厂为他专做的。他对中国红木家具的钟爱可谓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一次他的一把红木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