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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正院北房，起先住五间，1957年父亲落难后，降级降成住两间。西边一间拆掉南北墙辟成了新通道，把原属父亲的电话挪到通道西墙上，全院共用。东面两间分别搬进两个大学生，美编：一个宋祖廉，白面孔；一个陈兆祥，高个子。陈兆祥在“文革”以后出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办后勤，不多几年就病逝了；宋祖廉则始终未离开中青社。那时他们正年轻，常常闹些新玩意儿。有一年秋天在院子里闹晚会，陈兆祥表演独角戏——张不三骑驴。张不三是当时热演的儿童剧《宝船》中的第一坏，院子里跟着小于看蹭戏的小孩子无人不识他。陈兆祥拿硬纸壳画了一个黑驴头，手举着，又借了我家的厚绒布窗帘，披在身上，脖子一耸一耸念台词，把个馋奸恶的张不三模仿得惟妙惟肖。那是一次最成功的院晚会，陈兆祥还在脸上涂了墨，双膝夹一只洋铁桶砰砰砰敲着唱着表演“非洲战鼓”，女孩们演了童话剧《小熊请客》，张斌如朗诵了话剧《以革命的名义》选段。演出舞台就是我家门前台阶上的平台，记得父亲已经结束“劳改”归家，也被邻居邀来坐在台下当观众，那应当是1962年吧，政局相对宽松的一年。
我们院是挺文化的一个院，有戏剧氛围。小孩们在院儿里被张阿姨陈叔叔导演过，到学校、到幼儿园就扛鼎当主角儿。张斌如有时候把剧院同事带回来，对台词，在最宽敞的正院里练走位，我们津津有味地看，发现剧里面的小男孩都是矮个儿阿姨装扮的，《马兰花》里的谁，《水晶洞》里的谁和谁，《小雁齐飞》里的好些谁，都是女扮男装，唯有一个赵钱孙是男扮男。赵钱孙是儿艺的男头牌儿，脸尖，腮紧，眼活，动作快，猴儿一样；见过一次就记住了，名字也生也好记。赵钱孙后来在“文革”中挨斗挨得苦，有没有熬过来，不知道。“文革”以后我长大成人，再没看过儿艺的戏。
三
听父亲说甲50号建造于日本人之手，是日伪时期的建筑。旁边54号院内，有一座二层（还是三层？）楼，是驻扎日本兵的，楼外墙的颜色，和我们院的大门一样，青灰灰。我们院做什么用的，当时没人探究过。
我家的房，外观中式，内里日式，附设卫生间，卫生间里有一只陶瓷质抽水马桶。居室地面铺地板，地板似乎是暗紫红，多年不打蜡，漆色差不多磨没了，露出一条条生木头，跺一下，“空空空”地响。别家大人说地板下面是防空洞，信了，就从不敢在屋里跳和跑，地板裂开掉下去，若是个无底洞怎么办。睡觉时候也揪心，生怕睡沉以后地板掀开钻出个隐藏埋伏的啥人来，像电影中演的那样。还好11年睡过来，地板底下始终平静，经常冒出地板缝儿的东西，是耗子、土鳖、多脚“钱串子”、蚰蜒，有一回还钻出一只蜈蚣。
日本房虫子多，盛产土鳖，尤其是夏天，挪个柜子、箱子、床都看得见土鳖。土鳖丑，黑糊糊臭烘烘，一踩它，就流出来黄黄的脓汤子。土鳖雌虫可以入药，味咸性寒，有小毒，能破淤活血，接骨续筋。邻居有人抓了送去中药铺，换钱。“王府井，北大街，百货大楼卖土鳖，一分俩，二分仨，三十六个一毛八。”这支俚俗儿歌在我们那片儿非常流行。
院子里招人烦的虫子是“吊死鬼儿”，浅绿色的肉虫子，学名“尺蠖”。内院里两棵老槐树是它们的营地，它们吃下槐叶吐出丝把自己吊在空中荡，荡断了长丝就往下掉，逮哪儿掉哪儿不管不顾。夏季雷雨后，槐树下边一地绿，密密麻麻针头大的小绿点是它们的屎，浅些的小绿条是它们的尸体。夏天我们从不去那个院子玩儿，经过时也远远绕着槐树走，或者憋足一口气快快冲过去。后院的枣树上有“杨喇子”，正院的海棠树上有毛毛虫，但是不常遭遇到。春天海棠花开甜香窜鼻，秋天枣树枝头果实硕硕，闻一闻，看一看，就把虫子的可怕忘记了。
枣树是我们院儿里的宝，年年结果子，尖头长形的枣，皮薄甜脆。枣熟的时候，全院出动，关上院门，身强体壮的男人轮流爬上后院房顶用竹竿打枣，枣子像雨一样啪啪啪落下地，小孩儿们欢呼着追着捡拾。那一天是我们院儿的节日，每年每家都能分得满满一脸盆枣。可是不知何故枣树渐渐长弯了，有两权枝丫弯进了西邻50号的院墙，50号是大杂院，人乱，枣没熟就有人爬上房去抢。两院交锋，书生败退，大家吃枣的兴味也减淡了。
海棠树没有嫁接过，结出的海棠如樱桃大小，又酸又涩，不能吃，“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开辟菜园，砍掉了。心里别扭许久，那是我常常攀上去玩儿的树，枣树槐树爬不得，海巢树枝权低，一努劲翻身就骑上去了。为什么要上树？已然淡忘了原因。
四
海棠倒下去的地方，站起一畦畦小白菜。小白菜是娇气菜，菜叶上爱生芝麻粒一样的小腻虫，而且菜叶锈得快，鲜灵日子短，拔下又放不住，蔫儿了只好剁碎做鸡食。下一年，就改种老倭瓜。倭瓜特皮实，吃一点肥料就长好多好大的瓜，收瓜搬瓜的情景在我们家人嘴里述说了好几年。父亲最得意的，是他栽培的架豆和丝瓜。他在“劳改”的乡村学会使竹竿铁丝细麻线搭架子，豆秧瓜茎缠绕着架子往高处爬，豆角开紫花，结出来镶紫边儿的刀豆角，丝瓜开花雏鸡黄，每朵黄花都结了细长的瓜。邻居们纷至沓来观赏父亲的实验田，父亲难得有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全家人。
我们还养鸡，养兔子。鸡有“来亨鸡”，是新鸡种，羽毛雪白，冠子肥而红；有油鸡，个儿小，毛色杂，是本土鸡。油鸡下蛋勘，来亨鸡下蛋大，各有各的好。鸡窝紧贴在院子西墙根——印象里正院没造西厢房，奇怪的日本人；兔窝垒在南窗下，圈养两只兔。
兔子很快养肥了，却发愁不会杀，直等到三叔来探亲。三叔是“右派”当中的“极右派”，被削去北京户口和公职，发配到天津茶淀农场“永久劳改”，与作家从维熙、张沪同在一个劳动大队——文化人聚合的队。三叔很健谈，说他稍稍钻研就研成了农田水利技术顾问、队指导、管理层，不下地出苦力。想他无师自通无所不能必会宰兔子，宰完了，他笑说其实从来没动过，蒙会的。三叔叔一向胆量大，敢说，更敢做。
“三年困难”后，差不多家家户户养禽畜种蔬菜，掘掉了庭院里原先养育的闲花木，四合院、三合院、两合院一总变成农家院。清晨，鸡啼声取代鸽哨声在胡同上空缭绕回荡。饥饿颠覆着人们衡量物事的标准，胡同延绵几百年的韵味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开始消逝。
那些年自然灾害接踵袭来。1963年夏天发大水，院子里积水淹到了小腿肚，鸡窝进了水，鸡毛如小船飘了满院子。1964年邢台地震，后院刘师傅的儿子慌得赤身跑到院子里，我才知比我们更穷的人睡觉还想着节省布衣服。刘师傅原是父亲的司机，紫红脸膛，笑眯眯，见有外院人欺负我，他定准过来护，是我的挡箭牌。恍惚记得那一晚我怀抱书包坐在铺盖卷上，天上乌沉沉，云层厚实实，房檐下的灯光周围飞舞着成群灰蛾子，黑暗里野猫的绿眼睛一闪一闪地亮。这院子生活的最后一幕恍然若梦。
五
搬离西总布胡同甲50号以后很久很久，我还经常梦见那个地方。梦见我飞到黑黝黝的屋瓦上，跳跃，月亮星星在后边追，瓦楞绊着脚跳不动；要么就是在屋里飞，盘旋着躲避长出翅膀的土鳖，屋梁上积了拇指厚的尘土，门窗封闭飞不出去；或者正从后院通向内院的窄细夹道中咚咚跑，夹道两旁高墙耸立，墙面挂着片片苔藓汪着水，跑啊跑，跑不到尽头；还梦见狂风卷走一树海棠花，我站在树尖看见花瓣在滴血。这几种梦反复出现，有时候让人觉得似乎它们真的发生过。直至搬家搬到第四次，那些和西总布关联的压抑的梦才遥遥远去。
现在，我已没有热情再去看一次我度过童年的院子和胡同，网上说2005年西总布中段拆光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乘车穿过胡同时，甲50号的青灰大门已经变成了公共厕所。院门开回了新开路？枣树也伐了？没有下车看。东邻52号孟兆麟大夫的独门独院一晃之中也没看清楚在不在。孟大夫是积水潭医院前院长，权威骨科专家，我外婆腿骨骨折时，父母亲急急去敲他的门，外婆从积水潭回家后，他还来探访，是宅心仁厚“有医无类”的好医生。胡同东口路北的豪华大宅院保留着，门口挂上了“东方书画院”的标牌。国民党的李宗仁、郭德杰夫妇“弃暗投明”归国后就住这里，那时院子的两扇大红门严密不露缝，好奇扒上去瞧，啥也瞧不着。胡同靠西口的美院宿舍，院门更加破陋。我的小学同班同学王倩、她哥王仲、她爸王琦一家子“搞画的”曾经住在这儿，每次去寻王倩玩儿，她都在画小人儿。美院别人谁住过？据说有学院派现实主义油画家董希文，他是《开国大典》的作者。
我们院斜对面的东城区文化馆，原是李鸿章公祠，“卖国贼”的地界既不挂牌也不“文保”，胡同居民提也不提，小孩们更难知晓。那里残存着些红墙建筑，墙间空地上荒草萋萋。离它不远的西总布小学校，不知是属于公祠群落，还是另有来历，大人们叫它“大庙”，我刚入学时就在庙堂上课。大约三年级时，“庙”就推平了，盖起一座新楼房。旧有的青脊灰瓦顶子的学校大门，到我小学毕业仍没有拆除，但是卸掉了门坎儿，红墙刷成灰墙。现在，这些建筑都已葬身“开发”热流里了吧？
我们那一带，原有很多著名胡同：外交部街、禄米仓、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