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上课，然后早晚去上冰，坚持下来的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杨 澜：所以你觉得他们好像练体育的目的更加单纯一点。
杨 扬：我觉得我们的环境过于优越，像在蜜罐里一样，所以可能会让很多运动员产生一种依赖心理，但实际上不光体育竞争残酷，社会也是很残酷的。我记得他们说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危机感？为什么你会有很多主动性？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性格造就的，我说我实际上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想在退役之后四处去求人。
杨 澜：你特别不愿意求人？
杨 扬：特别不愿意求人，包括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一直在学英文，通过学习我才获得了很多机会，国际奥委会也好，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也好，给了我这些平台，有了这些平台我走出去以后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杨扬的危机感和提前准备终于让她在几年之后收获了回报，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委员会委员、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委员、北京奥组委特聘专家、主持人，杨扬在这些身份间穿梭自如。通过学习杨扬获得了这些机会，她也希望其他运动员拥有学习的机会。
杨 澜：你做的工作很多。最受媒体关注的可能是运动员的慈善基金的这项工作，就是帮助更多的运动员能够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能够找到融入社会的途径。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过去我们说的举国体制会给运动员带来的一些比如说在教育程度方面的一些欠缺的话，你觉得有没有怒其不争的时候？
杨 扬：当然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跟他们说，帮他们找些老师来学英文，因为我们有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可以免费帮他们提供老师。他们跟我说，杨姐你跟教练说，安排在礼拜三下午，不要在礼拜四下午，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四下午休息。然后他们说如果要是安排在礼拜三下午我们就都去上，礼拜四下午就不去了，因为他们觉得占用休息时间他们不干。我当时特别气愤。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想？就是说他们觉得如果占用训练时间来学习可以，但是占用他们休息时间不行。
杨 澜：这还是一个主动性的问题。
杨 扬：没有主动性，对，而且一问他们对今后有什么想法，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没有我们那一代人有那么大的危机感，因为我们那一代，包括我和小杨阳、王春露，可能家里头并没有那么多的溺爱，也都不是独生子，所以都要考虑自己的今后，包括还要承担一份家里的责任。那么现在这一代呢，可能更多是独生子，就说反正不行的话，我妈会帮我当公务员。我说你知道公务员要干嘛吗？他们说不知道。很多想法我觉得可能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杨 澜：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很重要：无论是在训练的时候，还是走向社会的时候，人都需要有一种主动去安排自己生活的欲望。
杨 扬：主动去安排生活，主动去训练，结果是不一样的。
如今，退役之后的杨扬依然延续着自己在冰上世界的精彩，几年前就开始一个人坐着飞机出席国际会议，这在中国运动员中是很少见的。美联社对杨扬的评价是，她以大方平和的微笑面对公众，能说一口流利得让人吃惊的英语，代表着中国新一代体育明星的形象。而她也被媒体认为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体育明星出身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体育活动家。
杨 澜：你好像说过你并不想从政，你也没有去经商，你给自己安排的似乎是一个体育活动家的道路？
杨 扬：其实我没有明确说不想从政，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好像不像以前那样凡事都有一个界限了，我不想一下子给自己定位到什么。
杨 澜：你现在对于体育有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解？特别是当你退役之后再反过来看到奥运会就要来了，人们依然有非常高的热情，历史上最高的热情，运动员们可能会产生前所未有的荣誉感和争夺金牌的动力等等。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种旁观者的感觉，你这时候心里对体育对奥运到底是怎么理解的？
杨 扬：我觉得奥运挺有意思的，特别是越来越觉得有意思。
杨 澜：有意思是指什么？好玩？
杨 扬：我现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的感觉它们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作为观众来讲，其实奥运会是entertainment，是一种娱乐，能够让你感觉到很兴奋。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它又是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作为官员来讲，在国际的舞台上又像是一个武器，一种政治，不同的角色都可以扮演。
杨 澜：所以体育现在在你的眼里变得非常丰富了。
杨 扬：非常丰富。姓名：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 John Stephen Akhwa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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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奥运会马拉松比赛
性别：男
国籍：坦桑尼亚
生日：1938年
项目：长跑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马拉松选手。在距离起点19公里处，阿赫瓦里因为晕眩摔伤了右腿，但他坚持继续比赛，最终以4小时30分跑完了全程。事后，他说出了奥运史上最朴实也最震撼人心的语言：“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
1968年10月20日的墨西哥奥运会马拉松比赛。
晚上6点40分，比赛已经结束一个小时了，场内大部分观众已经离开了体育场，工作人员也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突然，开道的警车闪着灯进来了，一个运动员腿上缠着绷带，一瘸一拐地跑了进来。他，就是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来自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是最后一个完成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在19公里处阿赫瓦里摔伤了腿。
杨 澜：您跑到19公里处发生了什么事？您怎么跌倒了？
阿赫瓦里：因为不适应气候，正当我跑的时候突然摔倒，冲力很大，柏油马路路面受撞击破裂，我的膝盖受伤出血，急救人员马上把我抬到马路边上，帮我包扎。
杨 澜：您那时感觉腿剧烈疼痛呢，还是已经麻木了？
阿赫瓦里：当时非常疼痛。
杨 澜：最疼到什么程度？
阿赫瓦里：疼得难以忍受，但我想哪怕一直这么疼，我也得坚持到底，比赛完回国，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按照祖国派我出来时的嘱托做了，我完成了比赛。
杨 澜：您当时还知道前面还有20公里的路吗？
阿赫瓦里：我知道，但确实也顾不上多想，当时肌肉拉伤很疼。
杨 澜：您一直往前走时，是什么时候觉得几乎支撑不下去了？
阿赫瓦里：我当时根本没想过要放弃，正因为这样，急救人员帮我包扎后，我拒绝上车离开赛场。
杨 澜：当一个个的运动员超过您时，当您发现自己是最后一名时，您怎么想？对自己说了什么？
阿赫瓦里：我看着他们从我身旁跑过去，只剩下了我一个，但当时我只能慢慢地往前走，我知道我不可能拿到名次了，但我还是想着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跑完全程。
杨 澜：出国的时候您的成绩大概是世界排名第几？
阿赫瓦里：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这以前在东非地区赛上我是第一名，后来的国际赛上是第二名，英联邦赛是第六名，在爱丁堡赛上是第五名。
杨 澜：当您离开国家出国参加比赛时，政府和普通老百姓有没有期待您得到奖牌？
阿赫瓦里：我曾经得到过好成绩，我当时认为我能得第一的，别人也是这么期望的，但很不巧，我中途就摔倒了，最后一个进入体育馆，原来在别的比赛中跑在我后面的都得了好成绩。
杨 澜：这时周围观看的人给您以鼓励吗？
阿赫瓦里：马路两旁的观众不断地鼓励我，喊着：“加油！加油！”这也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另外我当时心里想着我一定能跑完全程的。因为我的祖国不是派我来开始赛跑的，是让我来完成赛跑的，我决不能中途放弃。
终于，在马拉松比赛的冠军已经结束比赛一个多小时后，身披36号号码布的阿赫瓦里，在夜幕的映衬下，一瘸一拐地跑进了体育场。在场所有的观众和工作人员面向阿赫瓦里举起了双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这场景永远地定格成为奥运史上的经典一幕。
杨 澜：跑到终点时候您听到有人鼓掌吗？最后的时候还有人吗？
阿赫瓦里：我当时已经支撑不住了，不可能看清有多少人在场，但我听见了热烈的掌声，知道有许多记者在我旁边。我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因为已经站立不稳立刻倒在了地上。急救人员把我放到担架上，记者们拍照。就是那个格林斯潘问我，你已经不可能取得名次了，为什么不放弃。我说我不放弃是因为我的祖国派我到7000英里之外不是为了让我开始比赛，而是为了让我完成比赛。
就是这回答，成了奥运史上最朴实也最震撼人心的语言，也让世界记住了阿赫瓦里。
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是坦桑尼亚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此时距坦桑尼亚独立才四年的时间。那时，坦桑尼亚没有人重视体育，人们只是把运动当做一种游戏。但是，对于曾经在国际赛事上取得过好成绩的阿赫瓦里来说，他是肩负着祖国的期望来到墨西哥的。
杨 澜：作为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的运动员，您当时肯定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吧？
阿赫瓦里：确实是这样。我们国家独立前我就是一名长跑运动员。要知道，“运动”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也可以说是游戏，但是如果你在比赛中取得了成绩，你就能为你的国家争光，世界各地的人都会知道你的国家在哪儿，是什么样。体育运动能给人们带来合作、友爱和荣誉。
杨 澜：当您离开墨西哥的时候您认为您的使命完成了吗？
阿赫瓦里：是的，我认为我完成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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