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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人，难免神经过敏
在近代历史上，土耳其（当时叫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当时是大清国）堪称一对难兄难弟，当年都是大国，却都挨西方的欺负，老被敲打，国土一块块被切下来，分出去。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要想自己国家不被人家当“遗产”（当时真有“奥斯曼遗产”之说）给分了，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自己的敌人，实行变革。可是，土耳其在最关键的世纪之交的30年，摊上了一个头脑顽固的苏丹，阿不杜拉？哈米德二世，不仅恩将仇报，将开明的首相杀掉，而且将已经立宪的制度废掉，拒绝一切改革，一批又一批地把主张变革的人赶出国境，眼不见心不烦。结果呢，奥斯曼帝国真就成了遗产，稀哩哗啦就被分了，等到1909年他被赶下台国家再次立宪的时候，土耳其国土已经十去其九，欧洲部分快丢光了剩下一个角，而*领地，也跟丢了差不多，名存实亡。苏丹皇族，也因此丧失了维持君主立宪的地位的可能性，过不了多久，就只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流亡他乡。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声不好，因此，传下来有关他的说法，都有点漫画化，说他糊涂颟顸，不理国事，胡乱杀人，其实，这家伙固然保守顽固，但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不会总是他杀人逐人，而不是人家对他下手。扶他上台的开明首相米德哈特帕夏，居然被他反噬，丢了性命，可见此公身手不凡。
从来都是这样，不愿意变革的有权人，不见得不聪明，只是在认识上有误区，这种误区，具有全球的通用性——觉得变革会导致自己家族的地位不保，家天下的局面，家与国并不一致，国兴如果家亡了怎么办？这一点，中国当初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是保中国呢，还是保大清？兴许中国保住了，大清就没了。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想变，对变革高度敏感，担心所有可能引起变革的思想和信息，有那么点意思非封既堵，下面的人，自然跟着他神经过敏。有一次，土耳其海关官员，惊慌失措地扣押了一批进口的发电机，他们发现，这些古怪机器的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每分钟能“革命”好几百次，这还了得！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海关官员是把旋转revolve，看成了革命revolution，自己家白日见了鬼。这些官员的英语，看来是没学好，上面有这样一个苏丹，也没法学得好。此事刚刚平息，一些官员又有了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新发现，他们不幸发现了在土耳其外国学校的化学课本，觉得课本里的化学符号，很可能是某种密码。这样的官员，实际上都是为苏丹负责的忠勇之士，因为负责而且忠勇，所以才疑神疑鬼。
其实，当年的土耳其的苏丹，跟同时代大清的皇帝太后比起来，至少在某些方面，算是要开明的了，枪炮买进，工厂照开，西洋来的享受，全部笑纳，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御照，居然一身洋装，而且跨着西洋指挥刀，同样的装束，“我大清”的皇帝，直到江山丢了，小皇帝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做满洲国的皇帝时，才会有。这种断发易服的变革，土耳其的皇帝不怕，但中国皇帝怕，土耳其皇帝怕的，当时中国皇帝倒不那么敏感，清廷新政时期，立宪的鼓吹公开化，革命的思想也到处流行，朝廷也禁，但禁的马马虎虎，网漏吞舟，连自己的“国军”将士，都可以在军营里大模大样地阅读关碍文字，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洛阳纸贵，私下里到处都在卖。只有轮到国民党当家的时候，在那些新闻检查官那里，才可能发现苏丹式的神经过敏，犯病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碍国家安全，于是让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开天窗。
跟土耳其宝贝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犯神经的同时，中国犯类似毛病的，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某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看见外国工程师在装电线（电报线），就疑神疑鬼，觉得这电线说不定会把小孩子的魂弄走，看见照相机更是觉得照一次相，就被摄一次魂，因此那个时候拉一个乡下人去照像馆，就像进刑场似的。教堂做弥撒时用的红酒，老乡觉得是人血，吹的洋号，被当成挖眼睛用的铜管。如果闯进洋人开的医院，发现用来教学的蜡人，就更了不得了，一定会被当成杀人后制成的人腊。总之是民间有关洋人的流言满天飞，洋人就是妖魔鬼怪，实实在在大吃活人的妖魔鬼怪。
一个怕外人的思想，一个怕外人的行为，本质上，其实差不多，怕，都是因为心里有障碍，担心既有的秩序被破坏，而未来的局面又不可知，怕的就是未知，未知才不敢变，拒绝变，越是拒绝，心里越脆弱，怕到极致，才神经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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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疮疤揭不得（1）
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你死我活，是至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运动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更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警察出面，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人人自觉地卖出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运动就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尽心尽力地演出，这一场扮演整人的，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剧场里不分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只有两种人，一种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种是百分之五的坏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为了争取让自己被归在那百分之九十五里，都得拼命地表现，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显露出来，就同声*，越是站在边缘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积极或者说激烈，背后的告密，也越是动作频频。
运动是个绞肉机，这个机器的动力，居然有部分来自于被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机器之中，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努力表现，你可以爬出来，变成那百分之九十五。于是，背上打了红字的人，就拼命地爬，拼命地劳作，百倍的努力，万倍的辛劳，同时也拼命地检举揭发告发同类，用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果敢的行动，向机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实跟他们是一类人，原不该经受这样的磨难。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环顾四周，都是横眉冷对，同仇敌忾，所有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认为就是你有罪，群众的声音，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不起。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个疮疤揭不得（2）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