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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仿佛一直在戒备当中。戒备谁呢？多半是戒备坏蛋们。
每个星期二，他驾驶“杜兰德号”从格恩西岛到圣马洛。星期二晚上他到达圣马洛，用两天时间装货，到星期五早上回格恩西岛。
当时在圣马洛的港口有一家小旅馆，叫做约翰客店。
现代码头上出现的建筑物已经使这家客店消失了。在从前那个时候，海水浸没到圣万尚门和迪南门。遇到低潮，圣马洛和圣塞尔万之间，有篷小车和两轮小马车能够来往，它们在搁浅的船只当中来来去去，通行无阻。它们避开浮筒、锚和缆绳，有时皮车篷还可能撞到低桅桁或者第一斜帆②的桅杆上给撞裂开来。在两次涨潮中间，车夫们吆喝着马走过沙滩，六个小时以后，沙滩上又成了风浪险恶的地方。
① 生丁，百分之一法郎。
② 第一斜帆，是在大三角帆的补助帆桁头上的非常轻巧的帆。
很久以前，就在这个沙滩上，二十四只看守圣马洛的狗转来转去，它们在一七七○年曾经吃过一个海军军官。这种过于热心的行为使得它们全部都给消灭了。如今在大塔拉尔和小塔拉尔间，夜里不再听到狗叫声了。
西尔克吕班总是住在约翰客店，“杜兰德号”在法国的事务所也就在这儿。
海关职员和海岸警卫都到约翰客店来吃饭喝酒。他们有专门的桌子。比尼克的海关职员在这儿和圣马洛的海关职员聚会，这对他们的公务是很有好处的。
一些船的船长也上约翰客店来，但是他们在另外一张桌子上吃饭。
西尔克吕班有时候坐这张桌子，有时候坐另一张桌子，不过他在海关职员的桌子和船长的桌子之间，更加乐意坐海关职员的。当然他在两方面都受到欢迎。
这儿的客人都受到很好的接待。那些离乡别井的水手能喝到他们从未喝过的本地精心酿制的美酒。一个从毕尔巴鄂①来的花花公子似的水手在这儿发现了赫拉达酒②。在这儿能像在格林威治③一样喝到浓烈黑啤酒，能像在安特卫普④一样喝到棕色的浓啤酒。
一些长途航行的船长和一些船主有时候一起坐到船长的桌子旁。他们交换消息：“糖的行情怎样？”“这种甜货只有小批小批出售。不过粗货到了，从孟买①来了三千袋，从萨瓜②来了五百桶。”“您将看到右翼最后会推翻维莱尔③。”“靛蓝怎么样？”“只谈了七皮包危地马拉④的。”“‘那宁娜—朱利号’驶进了锚地，那是一艘布列塔尼的漂亮的三桅帆船。”“拉普拉塔河⑤上的两个城市发生了小小的争执。”“蒙得维的亚⑥肥了的时候，布宜诺斯艾利斯⑦就瘦了。”“应该把在卡亚俄⑧遭难的‘雷吉纳—科利号’上的货物换装到别的船上。”“可可豆很畅销：加拉克⑨每袋开价二百三十四，特立尼达⑩的每袋七十三（11）”“听说在练兵场（12）的阅兵式上有人高喊：‘打倒大臣！’”“南美的腌湿皮现在有卖，公牛皮六十法郎，母牛皮四十八法郎。”“他们过了巴尔干（13）没有？迪比奇（14）在干什么？”“在旧金山茴香酒缺货。普拉尼亚橄榄油生意平平。罐装格鲁耶尔（15）干酪每担（16）三十二法郎。”“怎么，利奥十二世①死了？”等等，等等。
① 毕尔巴鄂，西班牙濒临比斯开湾的重要港口城市。
② 一种酒名。
③ 格林威治，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城市。
④ 安特卫普，比利时北部港口城市。
① 孟买，印度西部港口城市。
② 萨瓜，全名大萨瓜，古巴北部城市，重要港口。
③ 维莱尔（1773—1854），法国查理十世统治时期的首相。
④ 危地马拉，拉丁美洲国家。
⑤ 拉普拉塔河，在南美洲东南部。
⑥ 蒙得维的亚，乌拉圭的首都。
⑦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的首都。
⑧ 卡亚俄，秘鲁西部港口城市。
⑨ “加拉克”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出产的可可豆。
⑩ 特立尼达，是加勒比海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主岛。
① 利奥十二世（1760—1829），意大利籍教皇（1823—1829）。
这些事都是大声嚷着谈的，议论起来更是吵吵闹闹。在海关职员和海岸警卫的桌子上，说话声音就低得多了。
海岸和港口的治安情况在交谈中应该说得轻一些，含混一些。
船长们坐的桌子上占首席的是一位年老的远洋轮船长热尔特雷—加布勒先生。热尔特雷—加布勒先生可以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气压计。他长年的海上生活习惯使他预测气象能完全正确无误。他总宣布明天的天气如何。他替风听诊；他替潮水按脉。他对云说：“伸出你的舌头给我看。”这就是说发出闪电。他是浪涛、微风和狂风的医生。海洋是他的病人。他环行世界，如同临床诊断一样，检查每种气候的健康状况是好是坏。他精通一年四季气候的病理学。人们经常听他谈到这样的事情：“一七九六年，有一次气压计降到暴风雨线以下三度。”他因为热爱航海成了海员。他对大海的情谊和他对英国的仇恨一样深。他仔细研究过英国的航海术，好了解它的弱点何在。他能解释一六三七年的“君主号”跟一六七○年的“皇家威廉号”和一七五五年的“胜利号”在什么方面不同。他比较船只的水线以上的部分。他对“伟大的哈里号”的甲板上的塔楼和漏斗形的桅楼②感到遗憾，也许他是从法国的炮弹能准确地打中它们的表面这一点来考虑的。国家，在他看来只是因为它们的海上事业的创立方才存在。他有一些他特有的古怪的同义词。他常常把英国叫做“三一堂”③，把苏格兰叫做“北方的代表”①，把爱尔兰叫做“压载物事务所”②。
他熟悉许许多多情况，他是字母表和年鉴。他是最低水位记录和费率表。他熟记各个灯塔的通行税的数目，尤其是英国的。经过这一座灯塔每吨一便士，经过那一座灯塔每吨四分之一便士。他会对你说：“小岩石③的灯塔过去只用两百加仑油，现在要烧一千五百加仑。”有一天，他在船上生了重病，别人都以为他快死了，全体船员围在他躺的吊床四周，他原来像临终的人那样不断打嗝，这时停止了，对木工头说：“最好在桅帽④的两边各开一个榫眼，好装上一个有铁轴的铸铁滑车，可以用来穿过吊举绞索。”
这样，就使他显出威严的神气。
船长的桌子和海关职员的桌子上谈天的题目很少相同。可是在发生我们叙述的那些事情的二月的开头几天里，就正好出现这种情况。苏拉船长的三桅帆船“塔莫利帕号”从智利来，再回智利去，它引起了两张桌子上的人的注意。船长们的那一桌，大家谈的是它装的货物，海关职员们的那一桌，谈的是它的行动。
② 桅楼是在下桅上面的平台。
③ “三一堂”是照英语原文直译的（原著上是英语），它的译名应是：领港协会，这是一个半官方机构，主管英国沿海浮标、灯塔和领航工作。
① 原著上是英语。
② 原著上是英语。
③ 原著上是英语，为一地名。
④ 在桅杆顶上的一块木头。
生在科皮亚波⑤的苏拉，是一个智利人，也有少许哥伦比亚人血统。他带着独立性参加独立战争⑥，有时追随玻利瓦尔⑦，有时追随莫里洛⑧，根据他认为从哪一方可以得到好处来决定。他为所有人服务成了富翁。没有人比他更是波旁派①，波拿巴派②，专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天主教徒了。他是那个大家可以称做“赚钱党”的大党的一员。他不时地来法国做一些商业性的逗留。如果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话，他乐意让那些逃跑的人乘他的船，不管是破产者还是政治流放犯，只要付钱，他都不在乎。他让他们上船的方法很简单。逃亡的人等候在海岸上某一个荒凉的角落，在将开航的时候，苏拉放下一只小船去接他。在前一次的航行中，他就是这样让贝尔东案件③里的一个抗传人④逃掉的。这一次据说他要带走一些牵涉到比达索阿河事件⑤中的人。警方得到通知，已经监视着他了。
当时是一个逃亡的时代。王朝复辟⑥是一个反动的行动。于是，一次次革命造成许多人流亡国外，一次次复辟带来了无数政治流放⑦。在波旁家族重掌政权的最初七八年里，财政，工业，商业，全是一片恐慌，觉得大地在颤抖，处处在破产。在政治上是普遍的溃逃现象。拉瓦莱特⑧逃走了，勒费弗尔—德努埃特⑨逃走了，德隆①逃走了，特别法庭恣意妄为，再加上一个特雷斯达伊翁②。人们看见索谬尔③的桥、拉雷奥勒④的要塞前空地、巴黎观象台⑤的墙、阿维尼翁的托里亚塔楼⑥，都急忙逃走，它们都是反动时期留在历史背景上的凄凉的黑影。今天，人们还能在它们身上辨认得出那只血淋淋的手⑦。伦敦的西斯尔伍德案件⑧，影响到了法国，巴黎的特洛戈夫案件⑨，影响到了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因此增加了不安和隐藏的理由，使得那种暗中进行的彻底溃逃越来越多，甚至使当时社会的最高等级都跑空了。
⑤ 科皮亚波，智利一城市，濒太平洋。
⑥ 指当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争取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
⑦ 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政治家，南美西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