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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钓鱼台写作班子的同时，根据中央的决定，在中联部“十八所”集中几十位理论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分为七个组，负责编辑出版几套丛书：一套是封面用红字的丛书，摘录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一套是灰皮黑字的丛书，搜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作和言论以及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后来也包括赫鲁晓夫的言论集；还有一套白皮蓝字的丛书，是有关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现状的资料。另外，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在起草文件过程中需要了解哪方面情况，搜集哪方面材料，请教哪方面专家学者时，总是得到兄弟单位包括中联部、外交部、*、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央调查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是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8号楼这个小集体之外，还有一个大集体，大家直接间接地都参加了这一场“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1963年1月毛泽东写的诗句）的战斗。［笔者按：1962年11月28日，领导通知我到钓鱼台8号楼报到，我作为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工作人员，从此参加了钓鱼台写作班子的工作，直到1966年夏这个写作班子结束。2004年，我为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著的《历史的脚步》一书，写了一篇《钓鱼台8号楼记》，如实地详细地记述了我在8号楼写作班子工作期间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关于那些论战文章和文件的写作背景与经过的情况，写作过程中，中央领导有过哪些部署，提过哪些意见，作过哪些修改的情况，以及从这当中所体现的当时我们党对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问题坚持什么样观点和为了反对和抵制对方的大国沙文主义采取什么样方针策略的情况。本书以下几章的叙述，大部分引自《钓鱼台8号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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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篇”的起草经过（1）
毛泽东写道：他们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
1960年底莫斯科声明发表后，各国共产党本应在这个共同协议的基础上恢复和加强团结，但过了不久，苏共领导就在其二十二大上发动了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当时我们党对这种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不料这种错误的做法没有被制止，反而愈演愈烈。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是苏共领导指挥一些党对*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紧接着，苏共领导就利用1962年底至1963年初欧洲五个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挟其“多数”掀起一股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浪潮。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先后布置钓鱼台写作班子起草七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发表，对攻击者予以答复。文章的矛头直接指向苏共领导的追随者，没有公开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文中有的地方只用“有人”或无人称句），但实质上也是针对苏共领导的种种错误观点和做法的。对后来中国党发表的“二十五条”和“*”而言，这七篇文章可说是针对苏共领导的大论战的前哨战或外围战，故称为“前七篇”。
现根据笔者当时参加有关会议的记录和历次文稿的改样，把这几篇文章的起草经过和讨论修改的情况，特别是中央领导的批示和意见，逐篇叙述于后。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起草经过
毛泽东批语：此文写得很好。标题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
根据中央的部署，第一篇首先回答捷共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对我党进行的围攻。8号楼工作人员仔细研究了一下，他们在大会讲话中，主要是借战争与和平、核武器、中印边境冲突、加勒比海危机以及苏阿关系等问题，歪曲和攻击中国党的立场和观点，给我们扣了几顶帽子，叫做“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这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在文章中就上述那些问题充分阐明我党的立场和观点，揭露和批评对方的错误观点和做法，特别是批评他们这种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行径。
12月初，8号楼工作人员同人民日报国际部同志一起草拟出一个初稿。12月8日，康生、吴冷西主持开会，对这个初稿进行了集体讨论和修改。12月10日下午，*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这篇社论稿。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下列几点意见：（一）标题上加“坚持真理”，原稿“分清是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改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共同对敌”。（二）不要把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党并提，扭在一起，不要对阿党作评价，称之为“*列宁主义的党”；也不要用古巴同志的话来打他，只讲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用我们自己的话来驳他。（三）少用“你们”如何如何，措辞要讲究一点策略，可以用些无人称句式。12月13日，*再次主持书记处会议，在社论稿送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审阅前，又作了一些修改：（一）开头讲“出现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逆流”的地方，都加上“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字样。（二）稿中讲“判断谁是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惟一标准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这句话中的“惟一”二字去掉。（三）稿中讲“真理是客观的存在。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相当时期里，在某些场合，真理并不在多数人方面，倒是在少数人方面。”这段话中“在一个相当时期里”改为“在某些时候”。（四）关于古巴危机和核武器问题的一段话，从初稿到12月13日书记处最后讨论，经过反复斟酌改了好几次：初稿写的是：“中国人民从来不是唯武器论者，我们从来不迷信核武器，从来不认为核武器能够决定战争胜负。我们坚决反对核讹诈政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拿核武器作赌注，把它用来吓唬人；谁要是那样做，才是真正的冒险主义者。我们坚决反对核战争，但也从来不会被帝国主义手里的核武器所吓倒。我们深信人民是历史的主宰，核武器消灭不了人类，只有人类消灭核武器。只有那些不相信人民群众的人，才会由于害怕核战争，自己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又不许别人反对帝国主义；才会成为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俘虏，以至堕落成为投降主义者。”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2）
12月10日经书记处讨论，对上述这段话作了较大的修改。12月13日书记处再次讨论，根据*的意见，又作了进一步修改，最后写成这样一段文字：“在对待核武器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并且一贯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优势的条件下，通过谈判，通过对美帝国主义的不断揭露和斗争，达成禁止核武器的协议，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切*列宁主义者和各国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被帝国主义手里的核武器所吓倒，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也不是唯核武器论者。我们从来不认为核武器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我们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决定人类的历史命运。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我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拿核武器作赌注，也不需要拿它来吓唬人。如果那样做，就会真正地犯冒险主义错误。如果迷信核武器，看不到也不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仓皇失措，那就有可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可能犯投降主义错误。”（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话，按*意见，改为无人称句式，把“谁”怎样改为“如果”怎样……）
稿中讲到中国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的真诚努力，是举世公认的。奇怪的是有些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人，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自始至终，不分是非，装作中立的样子，嘴里说中国是兄弟，实际上把印度扩张主义者当作亲人。12月13日书记处会议认为，这样讲还很不够，要讲清楚作为马列主义者应当怎样正确看待这个问题，从而才能充分说明那些自称为马列主义者的人所采取的态度为什么是完全错误的。*说，在《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那篇文章中，曾分析过印度扩张主义者的阶级基础和尼赫鲁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政治背景，这里可以把这些意思再讲一下。小平同志当即让起草者编一段文字加进去。我同吴冷西商量，拟了一段文字，讲：“他们根本没有从*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来分析一下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一直不肯和解的反动政策。他们既没有看到这种政策是出于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反对印度人民、反对印度进步运动的需要，也没有看到这种政策正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些攻击中国把尼赫鲁政府推向西方的人，恰恰是倒因为果了。”这段话念给与会同志听时，又作了一点调整（文中他们“没有看到”改为他们“不愿意看到”），然后我把这篇社论的改样递给小平同志，他为了赶时间，不等这份改样重新发排即送毛主席审阅。他提笔在改样上写道：“主席：这是我们经过几次修改的稿子，拟由刘周审阅后（十五日）登出，迟了不好。文章很重要，希望你看看，给予指示。邓十三日午。”毛主席阅后，把社论标题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并亲笔写了几行字：“小平同志，此文已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