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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留着海盗胡子、板着脸的先生，看见了吗？ 那是马特奥舅舅，他到巴西去做翡翠生意。一个穆拉托（指黑白混血种人）女人，欲火旺盛，弄得他眼睛不好使了，头发脱落了，指甲掉了，牙也松动了。他只好去找巫师，一个黑不溜秋的尤图族巫师。巫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帮他固定住牙齿，长出指甲和头发。你看，孩子，他的头发比印第安人的还多。世上只有他的头发秃了，又长了出来。”
克拉腊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讲。妮维娅接着往下说，因为她已经对女儿的沉默习惯了。另外，她是想往她脑子里多灌进些东西，说不定她迟早会提出问题，重新开口说话呢。
“这位是胡安舅舅，”她说，“我非常喜欢他。有一次，他放了一个屁，这可要了他的命。真是天大的不幸啊！ 事情发生在一次野餐会上。那天，春光明媚，我们姐妹们都在场，穿着薄纱衣服，帽子上插着花，缀着飘带，男孩子们穿着讲究的假日服装。胡安脱下白色上衣。唉，事情好像就在眼前！ 他卷起衬衣袖子，灵巧地吊在一根树枝上，想耍个杂技动作，让孔丝坦莎·安德拉德鼓掌叫好。她是葡萄节皇后。胡安第一次看见她就爱上了，弄得心神不定。胡安做了两个漂亮的屈体动作，接着一个大回环。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猛地放了个响屁。你别笑，小克拉腊！真可怕。大家慌乱得一时愣住了，接着葡萄节皇后纵声大笑。胡安面如死灰，穿好上衣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了人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大家找他，一直找到了外国军团，找到所有的领事馆，一直得不到他的音信。我想他准是当传教士，到帕斯夸岛照看麻风病人去了。为了忘掉这件事，也为了让别人忘掉他，那是他能去的最远的地方。那个岛在航线以外，连荷兰人的地图上也没标出来。从那以后，人们只记得他是‘放屁精’胡安。”
妮维娅把女儿带到窗前，让她看那棵杨树干枯的树干。
“本来是棵大树。”她说，“我头一个儿子出生前，让人把它砍了。听说树高极了，从树顶上可以看见全城。只有一个人爬到了树顶上，可他又没有眼睛。瓦列家的每个男人要穿长裤的时候，都得爬上去试试自己的胆量。这有点像人世仪式。树上刻满记号，砍倒以后我亲眼见过。从最下面的几根烟筒般粗细的树枝起就能看到先人们当年留下的记号。从刻在树干上的字母可以看出谁爬得最高，谁最勇敢，也能看出谁害怕了，中途停住了。有一天轮到赫罗尼莫，他是你爸爸的堂兄，是个瞎子。他亳不迟疑地摸着树干往上爬。他看不见树有多高。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会踩空。爬到树顶，没等写完第一个字母J 便一个倒栽葱从树上掉了下来。头朝下摔在地上，正好落在你爸爸和几个叔叔的脚下。那年他才十五岁。大家用被单裹好他的身体，送到他妈妈那儿去。可怜的女人啐了每人一脸唾沫，把他们臭骂一顿，咒鼓动他儿子上树的人不得好死。最后，慈善堂的修女给她套上件束身衣，把她架走了。我知道我的儿子早晚也要按这个野蛮的传统办事，所以才让人把树砍了。我可不愿意叫路易斯和别的孩子在窗前这个绞刑架的影子下长大成人。”
克拉腊有时陪着妈妈和两三位提倡女权主义的女友参观工厂。在厂子里，她爬到箱子上，对女工们发表演说，工头、老板和她们保持一定距离，用嘲笑和凶狠的目光盯着她们。尽管克拉腊年幼，完全不懂事，还是能看出那个局面实在荒唐可笑。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双方的鲜明对比。妈妈和那几位女友身穿大衣，足蹬羊皮靴，对一群穿着粗糙的卡其布围裙、两手通红尽是冻疮的逆来顺受的可怜女工们大谈什么压迫、平等和权利。几位女权主义者从工厂出来到阿马斯广场的小吃店喝茶，吃点心，谈论运动的进展。即使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消磨时光的时候，她们也丝毫不离开自己那套狂热的理想。有时候，母亲带克拉腊到贫民区和大杂院，带去一车食物及妮维娅和她的女友为穷人做的衣服。就是对待这事情，小姑娘也能凭她惊人的直觉写道：救济品并不能减轻天大的不公平。她与妈妈的关系既愉快又亲密。妮维娅虽说生过十五个子女，但是她把克拉腊当成独生女儿看待。母女间的关系非常牢靠，作为一种家庭传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以后几代。
老奶奶变成一个说不清岁数的女人。青春活力丝毫不减当年。她可以从犄角旮旯里一次一次地跳出来吓唬哑巴姑娘；也可以整天待在第三重院子中央，点起熊熊的炉火，用一根巨棍在铜锅里来回搅动咕嘟咕嘟冒泡儿的韫椁果糖浆。这种黄玉色的浓汁倒在大小不等的模子里，冷却后变成糖块。妮维娅再把糖块分给穷人。老奶奶习惯于在孩子群里生活。别的孩子长大成人，纷纷出走，她就把脉脉温情全都倾注到克拉腊身上。尽管小姑娘也大了，老奶奶还是把她当成婴儿似的给她洗澡，把她泡在搪瓷盆里的矮糠和茉莉香水里。用海绵给她擦身体。小心翼翼地涂肥皂，耳朵眼儿、脚巴丫儿，一点地方也不漏。用花露水给她搓身体，用天鹅毛刷子给她掸粉。耐心细致地为她梳头。把头发梳得像海生植物一样光亮顺溜。老奶奶给她穿衣服，铺被子，用托盘给她送早饭。强迫她服用安神的椴树花浸剂、利胃的母菊浸剂、能使皮肤光洁的柠檬水、强胆的芸香水和清神的薄荷水。最后，小姑娘变成了美丽的小天使。在院子和游廊上漫步时，浑身花香四溢，浆过的衬裙悉簌作响，鬈发和飘带好似一道光环。
克拉腊在自家四壁环绕中度过了童年，步入青年。她生活的世界中，既有令人咋舌的故事，又有安详静谧的时刻。计算时间不用钟表和旧历，每个物件都有生命。幽魂坐在桌旁与生人交谈。同一事物既是过去又是未来。眼前的现实犹如乱七八糟的镜片组成的万花筒，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我来讲，阅读她当年的笔记确是一件乐事。她描绘出一个已经消逝不见的魔幻世界。克拉腊生活在一个专门为她缔造的世界中，受不到生活的风刀霜剑的打击。在她生活的世界里，物质的平淡的真理与梦幻的纷乱的真理混在一起，物理规律或逻辑规律不能时时起作用。在那个时期，克拉腊耽于幻想，和空中、水中、地上的精灵做伴，其乐融融，九年间没感到有什么必要说话。大家对再次听到她说话声已经不抱希望了。可是，过生日那天，在吹熄插在巧克力蛋糕上的十九支蜡烛之后，她开口说话了。多少年来，一直闷在心里的声音听起来好似走了音的乐器的声音。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她说。
“跟谁呀？ ”塞维罗问。
“跟罗莎的未婚夫。”她回答。
这时，人们才发现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说话。全家人被这件奇迹大大震动，不由得失声痛哭。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传遍全城。有人问库埃瓦斯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夫简直不能相信。克拉腊开口说话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人们反倒忘了她说的是什么话了。过了两个月，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登门向克拉腊求亲，人们才想起她说过的话。罗莎安葬后，埃斯特万一直没露过面。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车站下了火车，提着两只箱子。英国人在租赁国家铁路期间仿照维多利亚车站修建的铁皮圆顶车站，与前几年他最后一次看到的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些脏乎乎的玻璃，那些擦皮鞋的孩子、卖鸡蛋面包和土制糖果的妇女，搬运工还是戴着印有英国皇冠标记的黑帽子，谁也没想到用国旗颜色的帽子取而代之。他雇了一辆马车，把妈妈家的地址告诉车夫。他觉得这个城市认不得了。到处是一片现代化的乱哄哄的气氛。女人露着腿肚子，男人穿着打褶的坎肩和长裤，真是干奇百怪。工人们乱成一团糟，在道路上挖坑，刨了树安电线杆子，拔了电线杆子盖楼房，推倒楼房又种树。沿街叫卖的小贩比比皆是，高声叫喊磨刀石多么好使，炒花生多么香脆。“小娃娃啦，自个儿会跳舞，不用钢丝不用线！ 买个试试吧！伸手摸摸吧！ ”一阵风吹过，又是垃圾味儿，又是油炸食品味儿，又是工厂的臭气，又是汽车的怪味儿。汽车和“血汗车”（ 人们管载运人群的老马叫“血汗车”） 撞来撞去。人群急促地喘着粗气，疲于奔命，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都有固定的日程，都那么急躁不安。埃斯特万感到压抑。他恨这座城市，比记忆中的城市还要令人厌恶。他怀念旷野里的杨树林，辽阔冷寂的田野、清冽恬静的河水、寂然无声的宅院，还有按照下不下雨计算的时间。
“这个城市真是堆臭狗屎。”他说。
马车飞快地把他拉到自幼生长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