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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那孩子一哭，老爸老妈也转醒过来。坐在老爸旁边的一个中年人问他，你们有通行证没？老爸一脸茫然道，还要通行证？中年人笑道，没有通行证你们怎么进去？言语中透露出*和居高临下的意味。老妈接过话说，我们是带着儿子去报到的，有派遣证呢，说着还拿出派遣证摆了摆，姿势优雅的就像战争片里手持特别通行证的女特务。中年人立即换了一副神色，往老爸这边靠了靠，压低声音道，花了不少钱吧。老妈隔着老爸说，没花钱，是孩子争气，大学毕业被招到部队的。中年人道，军校的？能上军校也不容易啊。老妈说，不是军校，是一个重点大学。中年人道，那你们一定是里面有人，部队的事情我清楚，我在里面做了很多年生意了，这下好了，小伙子不用你们发愁了，你们往后也有好日子过了。老爸老妈笑了笑，满脸的满足舒爽。派遣证果然比通行证好使，一张通行证只管一个人，派遣证却把我们一家四口都送过了检查站，这下老妈更加志高气昂了，而把什么都不当什么的我也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汽车终于到达终点站，下车后走出汽车站，看到的情形和录像上的并无两样，绿树成荫，街道干净，一双双英俊挺拔的纠察步调一致的擦着裤缝“唰唰”走过。老妈啧啧赞叹道，男人就该是这样。说着还看了一眼弯腰驼背的老爸，老爸则假装没听到顾左右而言他。老妹说，以哥哥的身材，穿上军装一定比他们好看。老妈说，没错，前段时间我刚刚找刘半仙算过，你哥哥这辈子就是军官命，这个地方真不错，就像个小城市一样，比我们县城建设的还好。这个地方确实不小，我们走了半天也没见到挂着派遣证上写着的部队番号的牌子的地方。正好有一辆出租车驶过，老妈伸手拦住了它，给出租车司机看了派遣证，问他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司机说知道，你们上车吧。我们上了车，司机轰了一下油门后便开始滑行，一分钟后说，到了，十块钱。啊，这也要钱？老妈道。司机呲牙咧嘴的笑着说，上车十块嘛，再说了儿子都当军官了，这点钱你们还在乎呀。老妈二话不说给了那司机十块钱。老妹道，在这么圣洁的地方，生活着你这样的人，简直就是玷污。老妹那时还是未成年，长相又比较可爱，司机也不好发作，满脸尴尬的笑了笑，开车离去。老爸教训老妹道，小孩子，怎么能那样刻薄的跟大人说话。老妈道，女儿说的没错，说的好，继续发扬。老爸开始沉默是金。
一个士兵怀抱八一半自动步枪站着，跟雕塑一样纹丝不动。在他前面画着一条黄色的线，我鼓起勇气走上前去，站在线这边，隔线喊道，我来报道该去那里。士兵望了我一眼说，到登记处。然后目视前方，不再理我。左看右看终于看到了为了不影响美观而做的很小的“登记处”的招牌。我们走上前去，对里面的兵说明来意，他们给办公楼里打了个电话，须臾之后便见到去我们学校招我的青年干事姗姗前来。将我们带到干部科办公室坐定，便立刻有两个长相帅气，彬彬有礼的年轻干事给我们倒了茶。老妈悄悄说，部队的人就是不一样，各个都那么礼貌。老妹则看着一屋子身着制服的帅哥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地方，简直就是女孩子的天堂，我轻轻的扯了扯她的衣服，提醒她收拾好自己的口水和眼神。青年干事带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介绍道，这是我们科长。科长说，全家都来啦。老妈说，家离的近，就都来了，顺便看看他工作的地方。科长回头问青年干事，苏木分到哪个团了？青年干事说，三团。科长道，哦，在十五号。一股不祥之感顿时涌上心头，我忙问，我工作不在这里么？青年干事笑着说，这里是十一号，十五号在离这里三十公里外的地方，那里也好几个团呢，人挺多，跟这里差不多。青年干事的样子，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在说谎。
青年干事打了电话不久，便有三团的人前来接我。我们告别了科长和青年干事一同下了楼。可能即便我们都换了新衣服，还是遮掩不住农村出身和春天的漫天黄沙夏天的炎炎烈日冬天的凛冽寒风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下楼的路上，三团的人问我，家庭条件不太好吧？我实话实说道，还可以了。楼下，停着一辆上面印有“通信线路抢修”的旧吉普车，走到车跟前，三团的人对老爸老妈说，你们回去吧，我们一定照顾好他。老妈说，那就麻烦你们了。我上了车，车发动，三团的人对老爸老妈说，你们就放心吧，一定让他吃饱肚子。听到这句话，我想跳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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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号到十五号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沿途所见是更荒凉的寂寞。三团接我的人问我，你是第一个报到的地方大学生，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说，离得近，方便，就早点来想先适应一下这里。那人说，你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我说了学校的名字。他说，哦，团里有好几个你的师兄师姐，团长也是你们学校毕业的。我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估计他也感觉到了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便没有再说话，闭眼打起盹来。
到十五号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车直接开到了饭堂门口。大部分的官兵都已经吃完饭陆陆续续往外走了。一双红色运动鞋，一条紧身牛仔裤，一件上面印着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一头飘逸的长发，背挎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让我在服装一致，发型一致的人群中显得非常扎眼。大家纷纷扭头看我，紧张的我的小心肝扑通扑通的跳，我低着头跟着那人一路走进饭堂，坐在一张摆着几盘菜的桌子前。他问我，你来时带碗筷了没？我没有带着碗筷到处走的习惯，事实上我身上的包里只有两双袜子、几条*、一件T恤和另一条紧身牛仔裤。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后，他说，这里吃饭都是自己带碗筷。说完让炊事班的同志从里面拿出一副碗筷说，这顿饭就先用这个吧，米饭在那边，不限量，管饱。据我推测，他总要对我强调他们可以让我吃饱是基于两个想法，一是从我及我们家人的穿着以及言语神色之间流露出来的气质，他感觉到我们一定来自贫困的农村，生活内外交困，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二是他以为我是因为觉得，跟着组织有饭吃，才来的部队。这两种想法显然都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家条件算不得好，却也不是很差，订的有些低的四菜一汤的小康水平还是达到了，这点从我吃腻了肥肉就能看得出来。当然了，这点着实没有强调和炫耀的必要。我在意的是他的第二种想法，虽然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来部队，但我可以确定绝对不是为了有饭吃。似乎是为了无声的反抗他的说法，我只打了小半碗米饭，吃完便放下筷子说自己吃好了。他正在吃第二碗被他压得很瓷实的白米饭，边吃边说，吃饱啦，稍等一下，我吃完这碗再喝点汤就带你去一营。
在十五号驻着好几个团，每个团都有各自不同的专业，这里所说的专业主要是以手中的设备区分。比如三团，就是以光学测量为专业的团站，四团——也就是后来白芷所在的团——是以雷达测量为专业。这里的团都不大，每个团下辖几个营级单位，每个营——营的另一个称呼是“队”——管着一两台设备和三四十号人。
带我来到一队，把我交代给一个姓郑的队长，他就离开了。郑队长带着我来到一个大房间，房间摆着四张制式床，其中一张上面没有床铺，郑队长叫房间里的一个一年兵找了一床被褥来铺好，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了。加上我，房间里住着四个人，一个二级士官、一个一级士官，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帮我找被子的一年兵，我们两的床是并在一起的，他就睡在我旁边。他问我，是不是西安毕业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指了指我的头发说，这是西安正在流行的发型，我家就是西安的。对于西安这个城市，我一直很有好感，去过北京、深圳等城市，我觉得西安稳重而且内敛，人在其中觉得很舒服。我们的感情顿时近了很多，我知道了他名叫黄柏，家在西北大学。二级士官翻了个身，吧嗒了几下嘴，以此表达对我们窃窃私语的不满，黄柏悄声说，睡吧。刚一说完就传来细弱的鼾声。
我们所住的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正午的太阳不停炙烤着房顶楼板，太阳散发出来的热气通过楼板哗啦啦往屋里流，窗户开着，没有一丝风，外面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热量从地表蒸腾而上，地面好像都要燃烧起来，吊在天花板上的风扇转的飞快，晃晃悠悠的，感觉随时都要飞下来插到我头顶上。又热，又担心风扇会削掉我的脑袋，这种状况下实在很难睡得过去。
半睡半醒之间，突然听到几声哨音，紧接着有人在楼道里大喊一声“起床啦！”房间里的人立即从床上翻身下来，开始穿衣穿鞋，端着脸盆去洗漱。我也跟着迷迷糊糊的穿好衣服，去水房洗了把脸。又听到哨音和“业务学习”的喊声。郑队长来到我们房间，让二级士官带着我到办公楼见政治处主任。路上，我问他，政治处主任是个多大的官，他说是团里的常委，官不算小。尽管我对官员的感觉向来不好，但却没法不紧张害怕。大学是的政治老师对我们讲过，中国人对权力或者说对掌握权力的人都有一种畏惧感，这种畏惧感是因为中国是个人治国家，权力者可以说掌握着对你的生杀大全，他可以全凭个人的喜好决定你的前途命运，而且大部分的权力者心眼都很小，尤其是在别人对待他的态度上，一个不小心他就会记住你，你的日子可能从此就不大好过啦，所以大家见了官员都要诚惶诚恐，哪怕是装出来的也罢，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人格和自尊，可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已融入血脉，这种诚惶诚恐由不得你自己作主。每次见当官的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