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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试着迈步。还都张开嘴巴，吵个不停。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处发出欢快的喧哗；清凌凌的水随意流淌，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眩目的亮点……
这时，我正回北京办理父亲错案的落实问题，也办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续。但生活的节奏比想象得慢，困难障碍也比想象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 时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栅栏一家低等旅馆里，等候迟迟未决的准批手续。一天闲着看报，偶然从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乐家的追悼会的消息中，看到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有简梅的爸爸简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冲动使我奔到她家。
依旧是那墨绿色的小门。真好，她家门口那块“街道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去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这安适的旧窠。只是院墙上还有当年用墨笔写的吓人口号的遗痕。时过境迁，这些吓人的东西反会使人发笑。但对于被吓的人，却是留在心中的难以抹掉的阴影。
我敲了门。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脸儿白净的青年迎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简梅的弟弟简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谁？”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认识你，你还记得七二年冬天在车站？”
我笑咪咪看着他。他大了，面皮光滑，没一条皱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软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伸出一双又细又长的大手，热情地同我握手说：“记得，记得，快请进！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还有许多朋友。”他喉音挺重，象成年人的声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齿那样伶俐。
我随他进去。楼下的门都开着，物归原主了，我想。楼上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我姐姐前几天还念叨你呢？你还在报社吧！”
“不，我在乡下，正在往回办。你和姐姐都从黑龙江回来了吧！”
“也还没有，快了吧！“简松笑呵呵地说。他两条长腿，轻松地连跑带跳地上楼梯。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同当年在车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样子大不一样。生活一变，人也两样了！
“你爸爸落实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补发工资和发还查抄的东西了。”他说着，我们已经上了楼。
从敞开的门口望进去，屋里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条长桌子上摆满啤酒、汽水、碗筷、杯子和五颜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欢乐在每一张脸上。简松走进去说：
“姐姐，你看谁来了？”
应声从餐桌一边站起一个修长、漂亮的姑娘。几年不见，她仿佛高了许多。她穿一件浅蓝色、夹着白条的毛衣。这时姑娘们已经开始试探着打扮自己，穿起非规范的各种衣服了。她的脸儿依旧雪白，明洁透亮，却褪尽了原先多多少少带着的孩子气，前两次凝聚在眉宇间的愁云也一扫而空，她象一只鹿儿轻快地绕过餐桌跑过来，握着我的双手说：
“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
快乐使她更动人。她二十多岁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时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股鲜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绍给屋里的青年们。这时，简山川走进来。一见到他，不免生出几分感慨，他头发已然全自了。当然不单是时间过早地把他的头发耗白。所幸的是，脸上开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这满头白发上的忧愁。他告诉我，他已经官复原职了。简梅对我开玩笑说：
“你也官复原职了？”
“我随父亲回到原籍，正在设法回来。”我说。
“会很快的！”简梅畅快地说，她从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对大家说：“为这位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为他官复原职，于杯…一”
大家一饮而尽。简梅请我坐在桌旁一张木凳上。我刚落坐，同桌一个回头圆脸、唇上靠右长了一颗黑痞的小伙子问我：
“你什么官？”
“哪里的官！”我笑道，“过去是一名记者。”
“记者！记者从来不讲实话。”这小伙子说。我一怔。跟着我明白过来：青年们就这样直截了当。
简梅把两条半长的小辫扔到肩后，说：
“今后中国要立一条规矩，谁不说实话，就驱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点头称对。那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把满满一杯酒高举过头：
“为实话干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干掉杯中酒。痛饮最能激发情绪高涨。简山川也高兴极了。他那白发下皱痕纵横的老脸通红，有如雪里的一团火。简梅呢？她正为自己说了一句受欢迎的话而兴高采烈。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快乐、开朗和开放过。她和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全然不同了。她为了超过大家乱嘈嘈的谈话声，提高声调说：“不过，我们这位记者是不会讲假话的。如果他过去讲了，也是违心的，今后人们再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因为，虚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着扭头问我。“对吗？记者。”
我正朝简松点头致谢，这个只爱笑，不爱说话的青年在热情地给我斟酒。我听到简梅的问话，便说：
“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也许就更懂得，把现实想得困难一些，便不会由于一旦碰到困难时而懊丧。过于乐观的人，常常经受不住打击，事实和想象总有距离，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中国极左的土壤过于肥沃了。它有多肥沃？你今天埋下一个暖瓶盖儿，明天就会长出一个大暖瓶来！”
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
“你可以当作家。”
我笑而不语。这时我手里正在悄悄写一部关于当代青年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中篇小说。我习惯于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不告诉别人。
可是那唇上有病的小伙子又说：“作家更不说实话。”紧接着补充一句，“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学。”
“那么真正的文学在哪里？”
“在心里。”小伙子说。别看他年轻，往往一针见血。
“不，现在已经有了起色。”有人反对他。
“但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有了一点勇气，不过仅仅一点点而巳。”
“为什么？”我问。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个口气太狂的青年。但我很想知道他的想法。他们有时十分尖锐，敢于一语道破成年人习惯了的某些荒谬的东西。；
这小伙子发出一声嘲笑。撅起的嘴唇把黑痣顶得快跑进鼻孔里去了：“我们的上辈人没养成说实话的习惯，下笔更得打折扣。《天安门诗抄》里有几首诗是名诗人写的？甭说文学，中国将来的事都指不上他们！”他抓起酒瓶，把自己和旁边几个人的杯子都斟满。
“刘海，“你说话留点分寸，别动不动叫驾‘上辈人’，我爸爸在这里呢！” 简松用他成人般的粗嗓音呜噜呜噜的说。
唇上有痣的刘海抬手使劲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小的该死，触犯伯父，罚酒一杯！”说着把刚斟满的一杯酒倒入腹中。
白发红颜的简山川笑呵呵听着这些年轻人直率、大胆、纯真又狂妄的谈论，神情不免时露惊愕，时显惶惑。老年人的天职之一似乎是训戒年轻人。但他们刚刚从十年囚禁中解脱出来，脑袋麻木不灵，生活的急转弯弄得他们更是头晕目眩。转折时期总是属于年轻人的。当青年人带着活脱脱的朝气和所向披靡的勇气冲击生活、冲击传统、冲击多年来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老化了的经验时。老年人不免瞠目结舌，好象骑在一匹豪放不羁的马背上，一时真有点驾驭不住了。
刘海给酒精刺激得有些冲动难禁，他大声说：
“简老伯，我可向来是尊敬您的。但中国将来要有希望，思想上必需平等。如果总是年纪大的当教师，年轻人只能竖着耳朵听，只准点头，不准摇头。国家只能走向衰老。过去中国是个老年人的国家，今后应当成为年轻人的国家。”
简梅叫着：“去你的，我听爸爸的。”她伸出胳膊搂着简山川瘦削的肩膀。
“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一个青年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在生活的旋涡里滚着长大的，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比老年人浅薄。”
“如果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后都成了没有能动性的‘螺丝钉’了。”另一个女青年说。
简梅听了这话，眸子闪闪发光：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刚才是诚心气刘海，不叫这家伙太狂。我认为，人就是人，不能有脑袋而没头脑，创造生活不但需要双手，更需要有创造性的头脑。”
刘海端起酒来说：
“简梅，别看你气我，我一直是佩眼你的！在你这几句话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她曾经就是一个希望。”我说。
简梅知道我指什么而言，她瞥向屋角，那里的钢琴没了，空荡荡只有一片投进来的阳光和窗影。她的声音变得深沉：“过去的希望没了，希望在将来，来” 她忽然使自己的声调升高二度，好似提高自己的情绪，“为将来干杯，为我们自己干杯！干杯！”
为将来多么壮阔又空泛，为自己多么目信又自傲。简梅却高兴极了。她已经喝得两颊泛红，仍然要大家举起杯来一起尽兴干掉。她仿佛还很满足自己此刻的位置她是这间小屋和这几个人的中心。
几个杯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好象几颗热烘烘的心碰在一起。心仿佛也斟满酒，醉醺醺了。在酒意朦胧中，我感到，我们好象回到了一九五三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一九年，那些真实、赤诚、献身的年代。那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