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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自我表达，人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他一生执着于这种表达。表达对于他，不仅具有永恒的魅力，也是他一生自觉的存在方式。
“我就是我的电影。”
在这一切完结之后，最后一句，他终于轻描淡写对着记者的镜头说到这么一个句子。简单，却掷地有声，没有人能反驳他。他早已经和他的影片合而为一。
2
赫尔措格每部影片的拍摄都好像是一部传奇。在拍《生活的标志》时，他与希腊军事政团发生冲突，他叫嚷要射杀任何一个企图逮捕他的人；在非洲拍《新创世纪》时，他被逮捕入狱，还染上了寄生虫病；在拍《侏儒也是从小长大》时，为了取悦侏儒演员，他居然往仙人掌里跳；在南美拍《天谴》时，由于财务紧张、天气恶化，以致与坏脾气的明星克劳斯&；#8226；金斯基用手枪彼此威胁着要杀掉对方；在拍《玻璃精灵》时，他将所有的演员催眠以得到幻觉效果。。。。。由于和这个疯子共同工作经常面临生命危险，有人嘲讽赫尔措格“也许会在下一部电影把演员钉在大树上”。
如果你看过上面的言论，我想就不难理解这些狂人般的行为。这个德国的一个封闭山村里出来的野蛮人，显然比一切文明体面人都拥有决绝的品质。疯狂在他那里成了一个值得尊敬的词语，一个正面的充满了力量和建设性的词语，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错乱带来的混乱和变态。
赫尔措格在采访中这样评价他影片中的人物：他们是来自纯粹黑暗的，由直觉操纵的世界，但是他们心理并不黑暗，只是尘世的光明往往会伤害他们，使他们远离人世而进入不为他人所知的世界。
这是一些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群体，一些异于常人的人，他们包括：精神错乱者，侏儒，残疾人，弃儿，以及冒险家，幻想家。
这是他的主题。他影片的视角总是远离文明世界，去孤独的对准这些怪异的人物，他因此也被称为影坛上“地道的离群索居者”。
想起摄影史里有句名言：不是你在拍摄照片，而是照片在拍摄你。赫尔措格的电影貌似对准的都是那些怪异的或者特立独行的主人公，其实他镜头一直冥顽的对准着自己，所有的电影只有一个路径，去触碰他内心的那颗灵魂。万水千山，走到的只是心底。与其说他有非同寻常的艺术追求，不如说他其实只是在骄纵自我。
我因此写了一首叫《自我》的诗歌送给他：
《自我》
一场淋漓的大雨中
一个无人的广场上的一个疯子
和他的舞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遍布天下的秘籍
遍布天下的秘籍
――对《读者》杂志的思考
饭卡兽/著
一、心灵到底需不需要“牧场”？
旅德多年的摄影家王小慧在他的自传《我的视觉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一次，作者的朋友送她一张明信片，里面用到这样一个比喻：心灵的牧场。作者当即被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而感动，觉得美妙无比，进而心生温暖。然后作者在书中用了大段的文字在那里絮絮叨叨的把玩赏析着这个比喻，表达着自己的那难于言说的喜爱之情。从那激动的笔触我们能感受到她那真实的情感并不是表演。
看到这样一个细节我是很惊讶的。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摄影家面对这样一个简单比喻的态度是我难于想象的。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其他还读点书的中国人早已经不会对这样的比喻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在中国，这样的比喻早已经是铺天盖地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百度里搜索一下，什么“心灵的牧场”“心灵的后花园”“心灵的田园”诸如此类的比喻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普通人的博客日记；散文或随笔里，甚至是一个中学生的文章里。一个普通中国人很容易在身边的书籍杂志上见到这样的比喻，甚至一个中小学生也能轻易的造出这样的比喻。
这让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德国生活在人会对这样的比喻赞叹不已视为珍奇，而在中国这样的比喻却已经铺天盖地？是什么造成了这样？
随便翻开《读者》2006年春季卷即1…6期的合订本，我们很容易就找到许多这样的文章题目：
点一盏感恩的灯 收藏幸福 一磅亲情 爱的宽恕期和保质期 永不受伤的飞翔
感恩的爱着 半截牙签的温暖 除却心灵的伤疤 希望是减法
一面墙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感恩的心 （大家注意光是感恩就重复出现了3次）
把收藏和幸福组合在一起，用一磅去度量亲情，聪明的人不难看出，这些题目里面都有一种明显的人为的造词组句的痕迹，无非在是“爱、亲情、心灵、人生、感恩”这些词语上加上各种修辞。我们也能很容易的察觉，其实这些貌似优雅的修辞背后，是作者那明显的主观牵强的制造用心，其目的就是无论怎样，都要和“心灵、爱”这些高尚美丽的话题发生关系。
发行量位居期刊类全国第一的《读者》现在的宣传口号是“中国人的心灵读本”，正是从这里我们发现：《读者》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两个字心灵。只可惜，我们从上面这些文章题目很容易能发现，这些“心灵的养料”并不是天然生成，而是人工大肆制造的。《读者》就是全中国最大的“心灵工厂”，商业化的批量生产着全中国的“心灵营养品”，并把这个话题铺天盖地的散播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个人都熟悉这种话语模式。可是，这种大肆在心灵上修建人工牧场试图养护心灵的做法未必就是真正的关注心灵，而心灵也未必需要这种喧嚣的人造行为。比较一下，一个连中学生都能造出“心灵的牧场”这样的比喻的国家，和一个很少见到这样的比喻而在见到之后为之感动不已的国家，哪一个更有真正的“心灵的牧场”呢？我想，德国人的内心或许更有一种清澈和干净的美好。而喧嚣宣扬“心灵”的中国人，或许并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心灵。或许也未必就真正的关注到了心灵，更多的只是喜欢在这崇高的话题上唧唧咂咂。
中国的“心灵喧嚣”，《读者》是始作俑者。在后来，有以刘庸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期刊和散文书籍变本加厉的把它推进着。最后形成了一个包含巨大数量作者和读者群的话题圈子。在我看来，这些热衷于心灵的作者们并未真正为心灵建造起什么牧场，更多的只是打着心灵的旗号在大肆生产着文字产品。而且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心灵需要什么人工建造的“牧场”。
二、泛心灵主义=伪心灵主义
我不否认每个人第一次读到《读者》时的喜爱和感动，我也不否认那些贫困山区的学生在读到这样的杂志后可能带给他们的震撼与希望，我甚至相信一个不良的街头少年在遇到这本杂志后人生轨迹因而改变这样美妙的故事。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关于人生、心灵、爱与奋斗的故事已经过于泛滥达到了灾难的地步，这种泛难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杂志内容上的泛难。随便翻开一本《读者》，这一页和那一页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里面的故事千变万化，但主题无非是那么几点。
2，时间上的泛滥。你购买当期的《读者》和购买以往任何一期的《读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3，发行量上的泛难。《读者》一千万如此巨大的发行量的意义和效益值得怀疑。
韩寒在《眼中刘庸》这篇文章中写到：一个作者诸如”生命感悟“这样的文章如果一年出一篇，那篇绝对必然肯定是好作品，但是如果隔三差五有什么感悟出来………吃个饭噎住了感受出一个生命哲理，放个屁出声了又感受出个生命哲理，那么这个作家就毁了。”
这个形容也非常适合拿来形容于《读者》。韩寒批判的是刘庸，其实道尽了《读者》那一群专职作家们虚假可笑的面目。
一个张口闭口都“仁义道德”的老先生，和一个一出口就是”廉洁”“公仆”的官员，其内心的真诚度已经值得怀疑。很可能这些只是他们一种习之为常的说话方式，并无诚意，也就无从去具体落实了。
一方面，因为其话题的宏大和特殊，没有任何的阻力来质疑和改变这种空洞虚假的话语方式。因为任何的质疑都会被他们和整个社会其他愚蠢的民众扣上“反道德”诸如此类的罪名。
另一方面，他们在实践中使得这种话语方式成功存活下来，并让自己和外界都习以为常最终自我巩固，然后依靠一种惯性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读者》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宣扬“心灵主义”，而在于它让“心灵主义”泛滥，成为“泛心灵主义”，并最终发展成虚假的“伪心灵主义”。“心灵主义”最终成为一个形式主义的口号，根本无从去落实。
现在，面对着《读者》这个道貌岸然的“心灵说教老先生”，我们需要的正是一个“反心灵”的混小子。
任何主义，无论它多么神圣，正当和美丽，如果过于泛滥，那么都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成为虚假和形式主义的代名词。
历史上，基督教宣扬的“怜悯、同情、仁慈、宽恕”其实是一种很正直的“道德主义”，但是在中世纪末，它沦为统治者剥削压迫的工具。统治者们极力宣扬着基督教的种种精神，并强迫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这样来要求自己，达到泛滥的程度，这时候，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泛道德主义”，和它的本意相隔甚远，相反，成为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它也就成为了“伪道德主义”。这个时候，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