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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闻青临窗坐下，给她倒了一杯茶。她说她是鲁院九九级的，山东人，后来就没回去，留在北京。
说了一会儿小说，她几乎一无所知，有些难为情，但又忍不住想知道的渴望。
她在北京办一个小杂志，一个她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小杂志，算是远离文学了。真不容易啊。我有些同情她，敬佩她。很快又为自己的同情而自责，闻青是不需要同情的，她的眼神里并没有乞求同情的意思。能够在北京活下来的人都是不需要同情的。
我想我在北京是很难活下来的。
她还记得梁晓声的课。她也知道关仁山，很喜欢关仁山。我心里动了一下，一个能够让普通人记住的作家是多么的伟大和幸运呀。我笑道，关仁山就在这里呀，你刚才怎么不找关仁山。她连忙摇手说不敢不敢，她还是怕拒绝。我说，能够让你记住的作家，怎么可能拒绝见你呢。她低下了头。她坐着的时候，特别是她坐着动弹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觉得她是个小女人。我问她，你究竟是叫闻青，还是文静呀。
这样一说，她放松了情绪。问我要书，我说没有。又问我要名片，也没有。临行只带了一本书。名片也没带，我觉得作家发名片挺可笑的，现在看来没有名片也是一个问题哩。在她的催促之下，我就把电话和地址写在一张《大家》杂志社的方格纸上。她很小心地折起来，放进口袋。
我本来就敞着门，刘继明在门口晃了两晃，像要被风吹倒一样，折了进来。我把刘继明介绍给她，她要走了，我也没有留她。她是顺路经过十里堡的，不进来一下，她说她不安心。她带着惊奇的目光打量着我的房间，发出惊叹，并且很满足地给我带上了门。
韩旭匆匆来过，带了几本杂志，又匆匆而去。我打了电话给梦玮，他明天回南京，说有空的话，他争取到鲁院来一趟。
和刘继明到鲁院对面的小餐馆儿喝酒，后来加入了陶纯、李西岳和夏坚德，本来我付账，陶纯抢了先。喝酒不免要谈女人，说到鲁院的张晓峰回家结婚了。回家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众人就说，是啊，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但我确实不知道。
但我突然想明白了张晓峰这段日子的反常。一个快要结婚的女孩子，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呀。
元月15日 天晴
今天是最后一课了，由李敬泽主讲《世纪初的文学精神》，该来的人全来了。
敬泽认为，世界上的小说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俄国式的圣徒，一种是法国式的工匠。而中国小说家的叙述能力（比如第一人称问题）和认知能力（比如技术控制问题）都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学员们普遍觉得，李敬泽谈得很精彩，我也觉得他讲得好，不过他的这种二分法委实也太简单，太肤浅了。且不说还有俄国式的和法国式的，也不说集圣徒与工匠于一身的小说家，还有英国、拉美、捷克的作家怎么分呢。
下午收拾东西，就要离开北京了，心里竟然没有一点波澜。捆扎一部分书，送到邮局去寄，碰到徐坤返回。
刘继明约我去宣儿家做客。他们烧菜，我看碟子：《开往春天的地铁》。到底还是没能碰到徐静蕾。西扬说了几次，要去一个酒吧。说是徐静蕾经常在那个酒吧出没，又说那个酒吧刚刚封了。也许碰不到更好些吧。
宣儿说她很喜欢给我拍片子的那个女孩。于是我就给苏苏发短信。原来她又来了北京。叫她过来，她却不想。她是不愿意吧。过了一会儿，她又要我给她打电话。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上午李敬泽的课，谈婚姻可能带来的矛盾。宣儿说我对婚姻的看法，比艾伟精辟。我暗想，算了吧，谁对婚姻没有一套见解呀，但是谁又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呢。最好的办法恐怕还是睁只眼闭只眼。
酒后，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给苏苏打了个电话，并告辞了，他们把我送到路边，宣儿还给司机塞了打的费。
和红柯、潘灵、欧阳聊了一会儿。红柯说，小说集没能出没有他的责任。这算什么事呀，不想出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出的那套书也太糙了。
元月16日 天晴
翻箱倒柜，整理行李。
中午，荆歌来喊，说是和北京书商李东亮一起吃饭，我坐上李东亮的车，同车的还有李洱和麦家。李洱现在还兼着《莽原》的副主编，他说他还没在《莽原》上发过东西，现在更不好发了，他倒是记得我发过，甚至小说的名字。
我们来到兆隆饭店边上的俏江南，荆歌和艾伟、吴玄乘坐另一辆车，不久，邱华栋也到了。
出来时，在鲁院门口碰到雷抒雁院长，叫我们一定要赶到东土城路，中国作协晚上要给我们欢送呢。吃饭时，雷院长的电话又打来了，我们当然是要去的。
李东亮跟我打招呼，说起时代文艺社出的我那本书《暧昧》有些差错与他无关。
书末部分，竟然排上了史铁生的长篇散文《病隙碎笔》，当时这个散文是和我的小说一起发在《花城》上的。现在，书店正在纷纷退货，退我那本书。
三点半钟，我们和李洱分手，打车过去，进入作协小礼堂，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已经接近尾声，一个过于煽情的尾声。《英雄》开始，张艺谋一如既往地展示他在摄影方面的功夫，只是情节太玄了，思想过于直白，谁是英雄？不太清楚。
我看是张艺谋本人吧。这小子把全国人民都宰了。
苏苏来短信，她在和几个导演一起玩，就不来了，我早就知道这么回事。不管她吧。
晚餐摆在作协对面的大江南饭店。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和党组成员分散开来，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和张胜友一桌。他继续着文学与市场的话题，谈人生观，谈作家出版社的奖金制度，还举了编辑袁敏的例子。袁敏最初是从浙江《东海》杂志社过来的，现在早就是百万富翁了。作家出版社就是不怕编辑富，编辑富了，社里才会富。
不知是谁，率先倡议在金炳华书记赠送给我们的“十六大”首日封上集体签名，于是大家一哄而上，吃饭喝酒倒次要了，不过这样一来，还真有了一点告别聚会的味道。我签了一半，就歇了手。作协和鲁院的车子轮番接送我们回到家，就上了床。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夜里十一点，门又被敲开，不断有人进来，要求签名。相对于很多学员来说，分手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签就签吧。
元月17日 天晴
饭菜票昨天已经退掉，早上让红柯请我吃了一顿。
十点，结业典礼开始。还记得是在教室里举行开学典礼，转眼已是半年的光阴。会议由白描主持，作协全体领导都来了。雷抒雁作总结，关仁山代表学员表决心。金炳华书记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他勉励学员与时俱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还希望学员常来看看，常来走走，新的鲁院建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侧，投资四千万已经到账。我突然想起那个叫闻青的女人，下一次她还能找到鲁院吗，在她心目中，鲁院就是回家的路啊。
张胜友宣读了优秀学员名单，我和宣儿都是小组推荐的，最终却没评上。我是因为回家缺课，宣儿就不知原因了，据说是因为恋爱吧，评了她，不就等于鼓励学员到鲁院恋爱吗，难怪。优秀名单中也没有柳建伟。
没了饭票，中午我就请潘灵、红柯等去大鸭梨吃饭，他们有事，没能来，就剩下继明、宣儿和欧阳。碰到谈歌、于卓和那个姓张的书商。我主动去敬了一下酒，也算是和他们道别。
孙惠芬来和我们告别，我们在走廊上和各位说再见的话。两点半，西扬、吴玄送我们到门前上车。
在机场，与荆歌分手。
可能是要留我在北京多呆一会儿吧。四点三十五分的飞机，六点二十才起飞了。
飞机猛一颠簸，我的心也猛的一颤，我知道，我真的是在离开北京了。北京，伟大的北京，以它壮丽的灯火，欢送着我们。
在这一瞬间，又有多少人怀着梦想来到北京的怀抱呀。
八点二十，飞机降临南通。
十点整，我安全着陆海安的家，这座小城立即以他所特有的寒冷，温暖地围住我的身体。
袁隆平记趣
吴天忍
一
报载：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同事站在湖南湘潭田野里，接受对他的二期超级杂交水稻大面积产量验收评定——亩产八百公斤，并附有他的照片，还是那种憨厚而又透着智慧的微笑，还有几分俏皮；800公斤！他真的做到了！记得两年前，就在长沙，在他的试验田坎边，我疑虑而又故意挑逗地对他说：“两年要实现大面积亩产800公斤？！老爷子！你莫吹牛，现在吹牛可要上税的啊！”他较真地愤愤然：“吹牛！？我这个人从来不吹牛，吹牛要吹死人的！”是的，他没有吹牛，从前没有，将来也决不会。他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民众的救星”、“当代神农”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是民众口碑镌出来的；从江泽民手里接过五百万元的重大科学贡献奖，那是极严格筛选出来的；围绕太阳转的小行星中有一个叫“袁隆平星”，那是中国科学院申报，国际有关机构命名，世界承认了的。行星不落，袁隆平这名字不朽。
2001年，清华同方文化公司要拍摄100位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专题片，我有幸间于导演之列。第一批选定对象就有袁隆平。他是湖南的，我是湖南人，非我莫属；其实我非要把他争到手，是另有原因的。
二
八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家乡……湖南湘西吉首市的一个苗家山寨。一天，和几位我同辈的房族兄弟蹲在田坎上神聊。那正是谷子吊边黄的季节，我很奇怪地问他们：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