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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康的事业在很短的期间得到了高峰，他着手组织一次出行，去深圳附近一个名叫“石狮”的地方，他说那是个好地方，黑暗的工场里，童工们生产着誉满全球的女人的胸罩。米尼不愿去，阿康说：希望你能站好最後一班岗。米尼说：最後一班岗她已经站过了。阿康恳求她再站一班，米尼不答应。阿康又说：这一次，不要她亲自上阵，只请她做自己一个有力的帮手，他好像要把米尼培养成一个女皮条客的角色。米尼觉得他是嫌自己老了的意思，就更不愿去了。阿康又拿那样的话来刻薄她，说她想跳龙门，只怕自不量力，结果连狗洞也钻不成了。米尼也气了，说：今後，我们桥管桥，路管路，各人做各人的。阿康猝然变了脸，骂了声极其下流的话，米尼吃惊地望着他，因阿康无论做多么下流的事情，嘴头上却始终乾乾净净的。米尼笑了，说道：骂得好！再来一句。阿康慢慢地转过脸色，他渐渐平静下来的脸色，使米尼反而害怕起来，这就像是一个凶兆似的。後来她知道自己的感觉是有道理的。阿康转过脸色，说道：好的，就这样好了；那么，我们再见。他最後地看了米尼一眼就走了。米尼一个人在那亭子间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就拿了自己的东西回了家里。阿康他们离开上海，使她感到轻松。可回家後发现，她藏在手提包里的两张存摺，一张定期的和一张活期的都不见了。她立即想到，这是阿康干的好事，她咬牙骂着“贼坯贼坯”的，想想算了，再想想又觉得不能算，就起身到阿康父母家去找人。阿康母亲根本不理睬她，她对了门骂了一通只得出来。阿康父母跟在她身後，告诉她，阿康和查理昨晚就出门了，大约要过一两个月才回来。阿康父亲已十分衰老，却奇异地胖着脸颊，使皮肤有一种儿童般的肉红。米尼望望他笑笑，不再理他，径直走了，心里恨恨的。走了一段，又悲哀起来，想道：这钱是她怎么赚来的啊！他阿康难道不知道？
几天以後，米尼终於拿到了护照。她此时此刻还不知道：再有几天，阿康他们在石狮将被一网打尽。这一回他们同去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女孩，没有经验，仗了自己青春貌美，谁也不服谁的气，内部因争风吃醋，争名夺利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阿康由於急功近利，在第一件事情上没有处理妥善，走错了一步，结果一步错步步错，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弄到後来，他常常顾此失彼，事情越来越糟。本来应当到此为止，赶紧打道回府，兴许还有条生路，不知怎么却硬是在那里坚持。这一次出门，阿康好像失控，往日的聪敏和冷静都不见了，显得急躁和力不从心，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最後，终於失足。
阿康供出了米尼。这一着棋是他准备已久的，只是觉得时机未到。他原来是想等米尼办好了签证，再去派出所，以一个觉醒的嫖客的身分告发米尼，他的计划是让米尼从希望的顶峰直跌到深渊。他见不得别人的希望，尤其是见不得米尼的希望，米尼的希望於他就像是服刑一般，使他绝望。米尼就好像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他不允许这部分背叛另外的那部分。他所以迟迟没有行动，还因为他想米尼根本拿不到签证，她的母亲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真正出力为她办出境签证，甚至她只是哄骗米尼。他满心喜悦地等待这骗局拆穿的一日，那时候，米尼将多么悲伤。可是当他住在拘留所里，在那灯光照耀，明亮如昼的深夜里，他想到自由在街上行走的米尼，觉得她就好像在天堂里一样。他是绝不允许他在地狱，而米尼则在天堂。他供出米尼的同时，还交上一份证据，就是米尼的存摺，这存摺上的数位对米尼从事着一个不被公开的职业，可作一部分证明。
後来，当米尼有机会回顾一切的时候，她总是在想：其实阿康时时处处都给了她暗示，而她终不觉悟。这样想过之後，她发现自己走过的道路就好比是一条预兆的道路现在才到达了现实的终点。
王安忆《米尼》
采访后记
去白茅岭是在六月一个突兀的暑天里，气温高达三十六度，小车没有空调装置，烈日晒透了车顶棚，中午时分，却又抛锚。公路在阳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点水洗脸，有一个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处，绕了一圈没看到井却又绕回到那男人跟前。後来有一个卖冰棍的人来，就买了冰棍。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场部时，已近三点。晚上，场部为我们接风，还安排看一场电影《大侦探》，因这一天又热又倦，便谢绝了电影。原以为山区是避暑的地方，有许多参天的大树，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被骄阳最後的光热，烤灼得焦枯了。以後才知，这是丘陵地带，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热，冬天则更寒冷。
这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准备写什么，我不期待会有“米尼”。到白茅岭来采访，原因是有两个：第一，这里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这里的女人没法拒绝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就是说，我们保证可以在此得到故事。这将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和我们通常的经验有什么不同？这些故事又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充满期待的。在这之前的一个夏季里，我每逢周五这一日，就去上海市妇联信访接待站旁听。上门寻求帮助的妇女，所遇问题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产後继续请假的障碍，双胞胎的独生子女费和托育费的处理，因未婚先孕而单位给予惩罚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资的有无多少等等情况；另一类是婚姻恋爱纠纷，故事往往是在这一类里。上门的妇女以女工居多，还有一些无业或待业的青年。因为知识妇女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多，一般也不愿旁人插手个人的事情，私有观念比较重吧！坐在妇联明亮的大厅里，落地窗外是阳光普照的花园，麻雀在法国梧桐的荫地里叽喳，听一个发生于火车站个体户小餐馆里的故事，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想：就在这一刻里，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自己的经验显得很不够用了。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悬案，有一日，一个母亲陪了她遍体鳞伤的女儿来，诉说一段冤情：这女儿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帮助某小厂生产，周末才回。楼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则住隔壁一幢房内。一日清晨六点，公公看见楼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贼，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惊，松了手去，那人夺门而去，刀却落在地上，据认，这是媳妇房内的水果刀。於是公公兴师动众，叫回儿子，逼着媳妇说出隐情，媳妇大叫冤枉，被责打了一个通宵。里委和各方单位都来进行调查，结果是：媳妇死不承认留宿过一个男人；公公咬定有一个男人清晨从楼上走下；而没有任何一人见过他所描绘的男人在清早时走过弄堂，唯一的证据是这把水果刀。媳妇说这刀并不在她房里，就吵嚷着要去查验刀上的指纹，一时也不知上哪里去查验，於是就来到了妇联。这极像是一部推理片的开头，可能性极多。我和信访站的同志聚在一处，从各个角度追究这个事件，却也毫无结果。後来，那母女俩再也没有来过，便也无从了解事情的发展和结局。这里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开头或者片断，充满了暗示和预兆，使我们开动了想象力，但因经验和认识的局限，终於也无法推测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话又不能问得太多，这会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听的身分，常常遭到人们戒备和讨厌的目光。而白茅岭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们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权利向她们提问，这不符合人权精神，可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动机了。虽然我不知道会有“米尼”。
炎热使我意气消沈，由於电力不足，风扇旋动得非常缓慢，有气无力的，灯光也昏暗。隔窗可见一条柏油路，隐在路灯下，路边是一些花圃，有乘凉的人们走着或坐着。女劳教大队在距此三十里的枫树林，已经有许多记者、作者、编剧、导演去过那里，写回许多报告，还拍摄了一个多集电视剧，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据说干警和劳教人员都参加了表演。我不知道这一趟来会不会有新鲜的发现。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就去路口等着上车。原先，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干警们很不方便。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一周也仅能来回一次，孩子就无人照管了。在白茅岭农场，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干警。现在，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开车的是一个卷头发的小夥子。七点半时准时开车；沿途会停几次，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他们下车时便齐声喊道：“谢谢爷叔！”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话，将“叔叔”说成“爷叔”，虽然，上海对他们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地，披荆斩棘开创农场的垦荒者，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车走的是一条土路，起伏蜿蜒，当拖拉机迎面而过时，便扬起漫天的尘土，蒙住了视线，路边是茶林和稻田，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