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长，甚至有的单位由少数人贪污发展到集体贪污，由隐蔽贪污发展到伙造假账，而在察觉这些情况时还觉得很平凡。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腐化影响侵蚀毒害的严重。像这些情况以及刘青山、张子善平常铺张浪费、请客送礼，“招待如饭店，客人如流水”，领导上不是毫无所闻的，但由于我们领导思想上也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对于这种贪污浪费现象，不是警惕而是麻痹。两年来，我们虽然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但未能提高到原则高度上来加以注意，更没有想到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坚决反对。事实证明，入城以来政府工作人员中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普遍、迅速而且很严重的。特别是供给制思想与腐化思想影响相结合，就发展为“抓一把”的恶劣作风，抓人、抓钱、抓东西，无限制地向公家要求，挪用公款，任意挥霍，习以为常。我们对于这些情况昏然不觉，或有觉而重视不足，当然更谈不到掌握和研究干部思想情况了。我们对刘、张事件所以长期不能发觉，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领会极差，放松了从这方面对干部加强思想领导。 。。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3）
其次，我们在掌握干部政策上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对干部认识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偏信、偏听”。觉得这些干部过去不错，有功劳，英勇斗争，完成任务，有办法，因而对干部的了解片面化了，未能进一步从基层去了解干部。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我们只偏于看他过去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他压抑*的家长式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务，而未深究是怎样完成的。各专区干部中有“老实人吃亏”的议论，这首先是不满意天津专区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蒙上欺下的可耻行为而说的。我们也听到一些舆论，但我们总觉得天津专区的灾情重、任务大，所以有意识地照顾他们一些困难。哪知这些照顾恰恰发展了他们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刘青山、张子善的压制*、作风恶劣到极点。毛主席曾指出说我们的国家一向缺乏*传统，要我们特别注意发扬*，我们对这一点也作得很差。直至现在为止，真正自下而上的人民反映还很不够，像各界人民代表会也是如此，自上而下的贯彻多，自下而上的反映少，一方面下情不能上达，一方面我们又未切实注意下面反映，这就充分地反映缺乏*生活了。像一九五○年冬李克才曾要求调动工作，当时如果注意追根究底，也会发现问题的，但是却被我们轻轻放过去了。沧县专区有些干部对张子善嚣张浮夸、欺上压下的不正派作风也曾对我说过，我们对张子善虽也曾进行过批评教育，但终未引起我们应有的警惕。
其三，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还表现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严重。文牍主义者满足于订计划、看报告、下指示，却疏于检查。遇到报告写得好就觉得工作好，数了收支相符的就准予报销，而不再作深入调查。天津专区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写假报告的人，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错误者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销册子中还仍保存有这笔数字，对此我们居然相信了。1951年春，刘、张自设河工供应站，高抬物价，本府曾经查出，并曾指示纠正，但究竟纠正了没有，未再检查，还仅仅认为是“本位主义”，而未警惕与深察非法剥削企图的本质。我们虽然也有过不少次的检查工作，但接触上层多，接触广大干部和群众很不够，了解情况受到很大局限。特别像刘青山、张子善之徒亲自布置一套天罗地网、单线领导秘密掌握，藉以蒙弊掩饰罪行，天津地委、专署许多同志对于他的财产赃物都摸不着底，粗枝大叶的检查工作者就更难发现了。他们极端恶劣的家长统治，干部敢怒不敢言，某些干部虽然不同意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动用公粮，但未敢提出反对意见。直到1951年夏，刘、张为调动工作问题，他们卑鄙无耻地谁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因而内部发生矛盾，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机关生产罪行的秘密才逐渐暴露出来。同时也由于坚持原则斗争的李克才最后向上级揭发，罪案才得以揭破。由此可见，天津专区干部中的自由主义也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给合，上面不了解下面情况，下情不能上达，这就大大助长了刘、张罪行的严重发展。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4）
其四，由于我们官僚主义的领导，也由于缺乏严密的制度，在财政上给下面留了两个很大的漏洞。一是地方粮局由专署及县管理，许久以来，不少地区有挪用事情，甚至有用以从事非法经营者。省府虽曾指示纠正，并于去春规定了地方粮开支办法，始终因我们领导上存在着“重国粮轻地粮”的思想，监督不严，检查很少，未能贯彻。这就给了下面以滥用的空隙，许多地方从中钻空子。因此张子善凭借专员地位，有权调用，竟窃取至亿元之巨，而省府长期不知道。二是机关生产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机关自理。其资金来源与业务经营政府很少检查，开支更未过问。于是弊端产生，不少已化为违法营私报废空洞和铺张浪费的挡箭牌。一切无法报销的账目，就在机关生产中解决，助长了贪污浪费。有的负责人单线领导搞鬼，损大公利小公。公开盗窃葬送了不少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是突出的典型。今后机关生产如何管理，极须适当解决。财政供给制度不够合理的地方，也是值得领导上检查的。
在分析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后，杨秀峰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以上是我从领导责任上对刘、张罪行所作的极不全面的初步检查。我深刻感到我的官僚主义毒害的严重责任，它使国家资财受到了巨大损失，并使人民政府的信誉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想到这些，万分痛心！事实充分证明了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
那么，怎样克服官僚主义呢？杨秀峰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只有真正发动起群众来，才可以大量披露贪污浪费的事实。在中央提出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以来，许多肮脏事情都被揭露出来了。所以只要真正发动群众、发扬*、建立经常的*监督，那些集体舞弊、封锁上级、欺压干部的行为就不行了，领导上的耳目也就聪明了。刘青山、张于善的案件使我大吃一惊，刺痛我很厉害，使我深刻感觉到了自己官僚主义作风之严重。更深刻感觉到了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不仅对贪污浪费分子是沉重的打击，也是对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的制裁。没有广大群众揭发出来的许多大吃一惊的事实，是不足以刺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的。这是我个人的深刻教训。因此，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放手发扬*、批评领导、批评干部，同时，切实有效地开展机关内部的*运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基本环节。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与法治的教育。必须纠正单纯业务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到每个工作环节中去。同时，要加强人民监政工作，进一步贯彻干部审查的制度。过去我们的检查办法是各部门互相检查，对各级领导机关总的领导情况（如对专员、县长或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却没有人管，或管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必须解决。”
除杨秀峰等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检讨外，这一阶段，《河北日报》还先后刊登了省财政厅厅长、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长、省水利厅厅长、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行长、省劳动人事厅等单位和个人的文章，检查本单位及个人在刘、张问题上的责任。针对性、尖锐性的文章报道日日不断，对一些单位、一些省级市级党政领导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揭发，被批评揭发的单位及领导也作出检查检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的文章：《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随后，*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稿给《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是《弓彤轩应重新检讨》……可见，建国之初，广大干部是勇于负责、勇于承担责任的。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5）
他们的检讨，特别是杨秀峰的文章，认识深刻，态度诚恳切实。在深人开展反*斗争，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今天，重温这些文章，发人深思，意义重大。
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李克才，后来也对刘、张案件的教训有过一段总结。他说：主要责任当然应由他们本人负担，但外界原因也是一个方面，应当永远引为鉴戒。一是某些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这是刘、张二人贪污案没有被早日揭露的第一个原因。二是党内生活不健全，干部管理上规章制度不严，特别是对一些党的高级干部监督不力，也是个教训。三是财务管理上漏洞大，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助长了贪污和浪费，这一点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意志薄弱的干部教训尤为沉痛。
在检讨自身官僚主义问题的同时，河北省委、省政府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作为典型教材，大力推动河北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1951年12月17日，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今冬明春”在全体干部及工作人员中进行“三反”运动，先从省、市、专区级机关单位开始，坚决肃清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
12月18日，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