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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我魂魄（2）（图）
“她死了，是吗？”
“你听说过八路军总部被袭事件吗？”穆易看见我一脸茫然，就说，“1942年五月，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三万精锐部队包围了八路军总部，被包围的人都是机关、后勤、学校、文艺团体的人员，培蕊的剧团也在其中。”
“我至今都不知死了多少人，”穆易说，“很多人都跳下了悬崖，那条很深的峡谷里到处是人和骡马的尸体——后勤人员在跳崖的时候把骡马辎重都拉了下去，什么都不愿落到日本人手里。”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但是这些被包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女性，都从悬崖上跳下去了。”
为了报道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历史材料中打滚，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穆易注意到我的神情，“新华社华北分社在这次战役中死伤惨重，肯定会有记载。”
穆易站在窗口吸烟，他说话的时候目光炯炯，一点儿也不像年过古稀的老人。
我和穆易顺着地下室黑暗的甬道往外走，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会对这张照片感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告诉他，“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报道已经结束，你知道，我们总是这样，热闹一阵，然后风平浪静。可是我忘不了这件事，这可能是职业的兴趣。”
穆易点点头，表示理解。他随手掏出一张纸，用笔写了几个名字交给我。他说这几个人都经历过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可能对我有点什么帮助。
穆易的话的确没错。关于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史料记载很少，即使有，也是一笔带过。在山西辽县志中，这样写道：
1942年9月18日，辽县、辽西县合并，正式更名为左权县，纪念在本年五月“反扫荡”战役中英勇牺牲在辽县麻田的左权将军。
显而易见，这不是一场胜仗，八路军总部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没有一份材料能够表明，被包围的八千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牺牲，我唯一能肯定的是，那决不是一个小数。
新华社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42年5、6月间，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纠集三万多精锐部队，突袭我八路军总部，进行“铁壁合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四十多位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有一百一十多位新闻工作者殉职，但在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就死了四十多人，将近二分之一。我已经可以想像这次战争的惨烈。其中，对一位女记者黄君珏的记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黄君珏，女，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2年在八路军总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
对黄君珏简单的介绍中，附有她的爱人王默磬的一封给其岳父的信，这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就倒在离黄君珏不足五十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唯一见证这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他在给他的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烈士记实》）
当天晚上，我定了去山西的火车票。
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对这张照片和它背后的故事念念不忘？这个念头一直萦绕于怀，直到我走上了十字岭。
铜寿是省文史办的人介绍给我的。他们介绍说，县民俗研究会长铜寿是太行山下的铜家峡人，是这一方土地的人精子、地里鬼。他写的《晋中情诗》、《谈鞋论袜》堪称民俗研究文学的精品。他说不定会对我有所帮助。于是我一路上想像一位慷慨悲歌、挥洒自若的民间艺术家，身穿大红套头毛衫，他听到我的采访目的欣喜若狂，肯定会鼎力相助。
后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过度乐观的人。县招待所空荡荡的大厅里蹲着一个人，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瘦小而黝黑，正眨着眼看我，神态不那么恭敬。他看到我发愣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估摸是你哩！”
他身边放着一个油腻腻、鼓囊囊的大书包，露出纸夹、笔记本什么的，脚边是一只补缀过的网兜，装着饭盒和水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显然是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
“你有甚事尽管说，能帮上就帮上。”他不卑不亢地说。
没有比这场面更令人灰心的了，他旁若无人的从大书包里把一卷卷揉皱淋湿的稿纸、笔记本掏出来，摊在茶几和地上：“不碍的，你说。”
我刚想说什么，他突然发出一声悲叹，口中啧啧有声：“你说可巧不可巧，下车就来了雨了！”
民间艺术家想继续惊呼，看了看我的脸色，不做声了。那些稿纸虽然淋湿了，可还看得出是抄写得十分工整的民歌，大约是男女酬唱的情歌之类。我向来觉得这种东西古怪，今天格外觉得烦恼。铜寿仿佛觉得有些歉意，对我解释说：“都是难得的，唱家越来越少了。这是老羊倌儿唱的，你听听：
追我魂魄（3）
哥住九十九丈崖上头，
妹住九十九道沟下头，
哥想妹妹想得紧，
百丈崖头跳下来。”
“好是好的，”我勉强笑道，“只是再见面，岂不是拄拐了？”
民间艺术家紧紧闭上了嘴，他肯定认为我是一个十分粗俗的人。我呢，已经决定和这位只会吟弄情诗的窝囊艺术家分手，直奔县政府党史办公室。
当时已经下午两点，六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让我饥肠辘辘，我突然说吃饭吧，我想吃真正的山西刀削面。铜寿沉闷的脸似乎开朗了一下，说：“这话对。北京的面条儿算什么呢，糨糊！”
铜寿指点的那家小铺在一条矮巷的尽头，铺面很小，三张红漆桌儿。在白腾腾的蒸汽后面，铜寿脸上的不快已经消逝，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去资料馆找找，毕竟年头太久了，这不是歌儿，不会传下来的。”
我喝着汤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我怎么觉得是歌呢？”
铜寿的目光闪动了一下，又开始吃饭。
“再说，我要鲜活的材料，过去的资料太不够了。”我问他，“你不是铜家峡人吗？那里不是太行山区吗？”
我似乎觉得他的身体收缩了一下。
“哦，不错，”他怔怔地看着我，“可是铜家峡人已经死光了，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铜寿放下筷子，他的胳臂抱在胸前。我记得新闻系的老师讲过，这是典型的身体性语言，表示抗拒。在我看见他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他的抗拒。可是，他抗拒什么呢？
他想了想，好像下了决心似的对我说：“谢记者，真是对不起，我想来想去帮不了你什么忙。这么多年我主要是收集民歌，打仗啦政治啦什么的不是老百姓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他看我不说话，继续说：“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
如果说一个小时前我还想和铜寿分手的话，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我逐渐感到好奇。我感到铜寿坚硬的眼神后边，他的灵魂象一只悲凄恐慌的小老鼠，伸出头来说：不要碰我！
夜里十一点，我拨通了穆易家里的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打电话很不礼貌，可是我心情沮丧，一大杯速溶咖啡让我更加自怨自艾，我甚至对这次采访都充满怀疑，我相信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愚蠢、可笑和冲动的。我为什么冲动呢？为了六十年前的一张美丽的照片吗？我根本不认识她，而且永远不会认识她。
“顺利吗？”穆易的声音清醒有力，看来他还在自己的斗室里伏案写作。
我报告了在这里的情形，但是我特别倾诉的是我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伴随着我，当我来到太行山采访八路军总部突围战役的时候，这种困惑走到了极端，我甚至感到了恐惧。
“如果我到太行山贩卖柿子，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实干的人，但是我寻找的是一场过去的战争，哪怕它是史诗，别人也会认为我是脑筋有点儿问题、不切实际的人”。
穆易好像没有听我唠叨：“你刚才提到铜家峡，这位艺术家是铜家峡人？”
“是啊，怎么啦？”
“他没说错，”穆易斩钉截铁的说，“1942年，也就是总部突围那一年，铜家峡二三百口人全让日本人杀光了，这是一件有名的惨案。”
“全死了？”我疑惑的问，“你的意思不至于说铜寿是一个鬼魂吧？”
“当然不是，”穆易说，“我是说他没有骗你。这个地方后来就荒芜了，如果有人，也是解放前后陆续迁过去的，他们当然不会了解情况。”
我突然惊醒的时候，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突然感到恐惧，怔忪之间，突然听到了一声嘶哑的哀嗥！非常清晰，仿佛在我的身边，又仿佛在不远的什么地方。那声音那么悲伤，那么恐惧，使我情不自禁的颤栗了一下。我拧开灯，声音消失了，四周充满寂静，我可以在这种寂静中听到我的心跳。后来我一直回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它让人无法相信一个活的生物，会发出这样的悲鸣。那一刻，我相信了灵魂的存在，因为灵魂在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