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童年时，最早教他评书的高祥凯老先生便曾一度想收他为徒，但后来听说他在随他学评书的同时还在学相声，便很有些不高兴，对郭稍有疏远，再加上高先生家当时因为家中琐事常闹家务，家里气氛不好，去了也没什么时间说活，郭德纲也就去得少了。收徒的事儿再没提起过。
而在郭德纲随常宝丰先生学相声的其间，也曾有人提议常宝丰先生：这孩子跟您学，收了他不得了么？可是常先生却坚持说：我不能收徒弟。其中的缘由，到现在郭德纲也不曾弄清。所以，虽然后来曲艺界的一些人士向别人介绍郭德纲时常会说起：这是常宝丰的徒弟。但是，郭德纲却从来没拜到过常先生的门下，也从没主动提过这拜师的事儿——当时年纪也还小，觉得“拜师不拜师也无所谓”。所以，常宝丰和郭德纲只能算是有师徒之实而无师徒之名。郭德纲认识常先生时，常先生尚不足四十岁，所以当时郭德纲对常先生及夫人一直都以“叔儿”、“婶儿”相称，直到最近几年才按照相声行内的辈份改口叫“九爷”、“九奶奶”。
郭德纲的第一次拜师经历其实颇引起了一些波折，他1995年的“含恨”离津，也与第一位师父有关。
这位师父姓杨，郭德纲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按照郭德纲的说法，这是一个“很执着很认真的人，但是可能是受文革的流毒侵害，行为意识和做事都有点左，左得厉害”。郭德纲1989年自北京回到天津时，这位杨先生正担任天津市某区文化馆的馆长，他很喜欢郭德纲，便建议郭德纲到他所在的文化馆去工作。
一天晚上，郭德纲与这位杨先生，以及另一位相声演员靳先生一起吃饭。这位靳先生门下尚无弟子，而几位师兄弟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当时正急于找寻一位合适的弟子，以免师父传下的这条相声支脉在自己和师兄弟们这一代断绝。于是，酒席之间，靳先生便向那位杨先生提议道：不如收了德纲吧？咱俩人收了他吧。杨先生对此并无异议，于是郭德纲就同时成了杨先生和靳先生两个人的徒弟——这是郭德纲的第一次拜师。相声行内对这种拜师形式有专门的说法，叫做“一马双跨，一门两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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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10）
相声界把徒弟拜师的仪式叫做“摆枝”，并且还要有“引师、保师、代师”等等说法，郭德纲的这次拜师并没举行任何仪式，但天津相声界也大都知道郭德纲的这一层师承关系，有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的相声演员谱系中，郭德纲的名字被写在这位杨先生的名下，郭德纲证实说：“这是对的。”
拜师之后不久，郭德纲就被招到杨先生工作的文化馆，除去负责一些群艺工作，馆里的一些往来帐目也由他经手。在此期间，区里调给这位杨先生一套房子，身为杨先生弟子的郭德纲当仁不让的帮着师父家忙起了装修。杨先生是馆长，装修中的一些费用便都是从文化馆的账目上报销掉了，这些事情，都是由郭德纲经手。时隔不久，郭德纲家也要装修一套房子，便私下里找到师父，问我们家也快装修了，可不可以也这样报销？却没想到杨先生马上翻脸，教训起了郭德纲。根据郭德纲的回忆，杨先生当时义正言辞的姿态让二十出头的他心中很不服气，“不让报偏报”，就将自己家装修时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款项拿过来以同样的方法报销掉，共计有几千块钱。
就是这几千块钱，成了后来师徒反目的导火索。
不久，文化馆里查帐，会计看到馆里的账目心中纳闷：小品队的演出开销里怎么竟然还有什么油漆钉子之类的东西？于是将此事做了汇报。当时天津市正在各级机关中开展反腐倡廉运动，文化馆里一些员工联名写信给市委书记，检举揭发杨馆长。杨馆长大为恼火，尽管文化馆的书记及会计都打算息事宁人，但他还是赶奔所在区检察院去揭发检举本单位职工郭德纲的贪污行为。
后来，检察院立案侦查，最后的结论是免于起诉。但从那开始，杨先生停止了郭德纲的正常工作和收入，其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郭德纲的工作安排是：每天早上七点到文化馆，开始打扫前后两个楼，以及其中四个厕所的卫生；八点钟，准时到杨馆长处领取一本稿纸；八点到十二点，必须用四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一本稿纸写完，要写的是自己的思想认识，要“挖出思想深处的错误”；中午十二点，回家吃午饭；下午一点，回到文化馆，再领一本稿纸，继续写。而且，郭德纲每天写满两本稿纸的思想认识中，如果某一天写出的某一句话和之前某一天的内容重复，杨馆长会把这一本稿纸撕掉，让郭德纲重写。而在郭德纲每天清晨扫厕所的时候，杨先生偶尔会出现在他的身后，对他说：你认便宜吧，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用舌头舔也得给我舔干净了……
文化馆的一群业余演员偶尔到各地演出，这种时候，郭德纲的任务便是负责装台、跟车。通常是用一辆天津雁牌的双排座卡车，卡车后斗装完道具布景后，郭德纲也坐上去押送这些东西。有时候东西装得太多，郭德纲就得骑着自行车在车后边跟着。而且，一旦杨馆长发现卡车到了演出地点，而骑自行车的郭德纲还没到，便会马上派人到郭德纲的父亲所在的区公安分局把他找来：为什么你儿子还没到？
郭德纲后来离开了那里，文化馆扣发他的几年工资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离开时，杨先生专门找到了郭德纲的父亲，对他说：只要离开我，他会死得很惨，不是被逮起来就是会犯大错……
从文化馆出来之后，郭德纲去投奔天津的一个小品演出队，负责小品队的是一位著名的相声作家，听郭德纲说要来参加小品队，作家高兴地告诉他：好啊，我们这正缺人呢。而第二天再去，作家却一脸尴尬地告诉郭德纲：我跟你师父通了个电话，我们不缺人了……
此前的郭德纲对师父一直很尊敬，每年师父去医院疗养，他都要在医院陪床，陪他聊天到凌晨四五点钟，睡两三个小时后爬起来再去文化馆上班：“我对他的尊重本来是要超过我对我父亲的尊重。”但是，这些事情发生后，师父的形象在郭德纲的心中“被彻底的颠覆了”。而师父给他施加的压力，也成为他最终“含恨”赴京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些事情，郭德纲几乎从未曾对人讲过。在天津时，他是相声界的晚辈，说了也没人信没人听。来到北京，离开了那个人群和环境，也就更没什么讲述的必要。2005年11月，郭德纲离开天津整整十年之后，在北京天桥乐茶园的后台，他用低低的声音向我讲述这些事情时，后台包括他的徒弟、朋友一干人等也在一旁屏气凝神的聆听。讲述完毕，郭德纲叹息一声，换好大褂，登台表演。
当年拜杨先生，是郭德纲在相声界的第一次拜师。几年前，他曾拜在天津的老曲艺艺人金文生先生门下，算是金先生在西河大鼓门儿的徒弟，并由金先生赐艺名“增福”，但这并非相声门里的事情。相比之下，郭德纲在相声门内的第二次拜师就更加为人所知，这恐怕也与侯耀文的鼎鼎大名有关。很多曲艺迷中都听说过“侯耀文主动找郭德纲要收他为徒”的说法，但是郭德纲本人说：“不能那么说。不过侯先生当时很喜欢我倒是真的。”
郭德纲与侯耀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北京电视台组织的首届相声小品邀请赛上，郭德纲以一段一个小时写出来的《你好，北京》参赛并最终捧走“评委会特别奖”，给他捧哏的是相声演员石富宽的徒弟于谦，而侯耀文则是那场比赛的评委之一。那是侯耀文第一次见到这个青年相声演员，也是郭德纲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侯三爷”，但二人并没有交谈。二人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广州，一批相声演员参加电视台的某某庆典，郭德纲和侯耀文都在其中，侯耀文和相声演员刘季攒底。演出前，演员们在侯耀文住的酒店房间里聊天，侯耀文当面争赞了郭德纲：“好！”盯着郭德纲的眼睛说，“晚上演完没事儿上我房间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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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11）
演出结束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郭德纲和同台演员于谦、刘洪沂、李立山一块去附近一家兰州拉面馆吃饭，吃喝完毕后回到酒店，碰上刘季，他跟郭德纲说：侯先生可还等着你呢！
郭德纲赶紧去到侯耀文的房间，侯先生在床上躺着，尚未入睡。二人玩笑几句，闲聊起来。身为铁路文工团说唱团团长的侯耀文向郭德纲问起：愿意上我那工作去么？郭德纲表示有兴趣：“好事儿啊。”
这是二人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后来一次见面是因为CCTV…3的《周末喜相逢》节目录制节目，让侯耀华和侯耀文二人分别带领一群青年演员，分作两队。侯耀文带领着的是自己的几个徒弟，侯耀华带领的演员中就有郭德纲。编导安排的一个环节是两个领队都要跟另一方中的一个人表演一个节目，侯耀文就在半夜拨通了郭德纲的电话：咱爷儿俩使一个吧！郭德纲说：好啊，使什么呢？侯耀文说：你弄一个吧，你来逗，我来给你量。郭德纲赶紧说：别介，还是您来使，我给您量吧……
郭德纲很快整理出一个名叫《戏曲接龙》的段子，捧逗二人要以戏曲唱段字头咬字尾做接龙，写完之后，他将这个段子传给了侯耀文。
录像之前，侯耀文与郭德纲二人在中央电视台内一个花池子旁边对了三遍活。对完之后侯耀文还特地嘱咐郭德纲：你一会儿可别害怕不说话，胡说都行。郭德纲说：呵呵，您放心吧。回到录制现场，有人问郭德纲干什么去了，他回答说和侯三爷对活去了，众人都不相信——侯三爷从来都是不用对活的主儿，今儿个怎么跟你对活去了呢？
那段节目演得很成功，录完之后郭德纲跟侯先生道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