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谈话、一起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时，每次都会不由得笑出声来。她从心底里感激罗罗，感激他对儿子的关心和疼爱，完全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
三 母亲的孤独
在来印尼之前，安准备好了要面对痢疾和发烧等各种疾病，她准备好了要洗冷水澡，她也准备好了要蹲在地上挖的坑上方便，还要面对每隔几周就会出现的停电、炎热的天气和无数的蚊子。这里的生活非常不方便。可是她很坚强，她比她看起来的样子要坚强，她比自己认为的也要坚强。而正是这种坚强，能让她在巴拉克离开后来到罗罗身边，期望某种崭新而重要的东西，在父母所及之外帮助丈夫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重建一个家园。
第二章 童年（3）
可是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很孤独。这种莫名的孤独常常让她措手不及，虽然罗罗热情地欢迎她，尽可能让她感到自在，尽可能为她提供各种舒适的环境；虽然他的家人对她很慷慨，想方设法待她好，待她的儿子视如己出。
在他们分开的时间里，罗罗好像变了。在夏威夷的时候，他充满活力，满腔热忱。晚上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将自己的过去告诉她，告诉她他小时候生活在战争年代，他亲眼看着父亲和哥哥参加革命军，后来他们都牺牲了生命；荷兰人烧了他们的房子，他们逃到了乡村，母亲靠卖金首饰换粮食；荷兰人已经被赶走了，他可以回到大学继续教书，为国家的变革贡献一份力量。可是现在，他很少说话。他只在必须说话的时候才说。他好像被拉到了一个黑暗隐蔽的地方，令她无法触及，他身上最光明的一部分也被带走了。她有时候能听到他在夜深人静时起床，拿着一瓶进口的威士忌在屋子里徘徊，闷闷不乐。有时候他还会在睡觉前在枕头底下塞把手枪。当她试图问他时，他总是委婉地拒绝回答，说自己只是累了。她怀疑这都是因为罗罗的工作。
安与儿子初到印尼的时候，罗罗为部队工作，是一名地质学家，勘察道路和隧道，这种工作枯燥而且薪水低。要养妻子和儿子，还有各种家庭开支，一台冰箱就花了他两个月的工资，也难怪他要消沉了。安觉得，自己大老远来到这里不是要成为别人的负担的。所以她立即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在美国大使馆教印尼商人英语。她的收入对家用帮助很大，但是还是无法减轻她的孤独感。印尼商人对英语并不感兴趣，有几位还试图追求她。那里的美国人大多都是年纪大的男人，都是国务院里的野心家，其中有一些总是拿印尼人开玩笑，就像一些讽刺画里所表现的丑陋的美国人一样。当他们知道她嫁给了一位印尼人时，就会打哈哈，说别把他们的玩笑当真，然后把话岔开，说你的儿子真是个好孩子等等。
这些人都了解这个国家，至少部分了解，知道它的一些不可告人之事。他们有时会告诉她一些她从各种新闻中无法知道的事情。他们向她解释，苏加诺是因为被共产主义迷了心窍，所以触怒了美国政府的神经。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政变中也发挥了作用，虽然没有人确言。比较确定的事实是，部队扫荡了乡村，搜捕那些他们认为同情共产党的人。人们猜测死亡人数有五十万，多得连最聪明的人都有些数不清了。
含沙射影，低声谈论，这是她在来雅加达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残酷迅速的镇压运动之后认识到的。这种认识令她感到害怕。历史可以完全被吞没，最终不为人知；富饶肥沃的土地，会把血流成的河吸收掉，不着痕迹。人们会在新总统的旗帜下继续他们的生计，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国家仍然是一个忙于发展的国家。
随着安的印尼友人的圈子不断扩大，她开始知道，政府机构到处弥漫着腐败的气息，警察和军队的权力不断被调整；所有的工业，都是为总统的家族和亲信人员而开创。她每次听到一个新故事，回家后都问罗罗是不是真的，可是罗罗总是什么都不说。她问得越多，他就越发地保持他那好脾气的沉默。
“你为什么要担心这些呢？”
“为什么不去买件参加聚会的新衣服？”
最后，她向他的一位堂姐抱怨，这位堂姐是位儿科医生，战争期间帮忙照顾过罗罗。堂姐告诉她，罗罗当初从夏威夷回来的时间，比计划提前了许多，当时所有在海外留学的学生都被召回，签证废止。罗罗下飞机时，根本没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直接被部队官员带走审问。他们告诉他，他已经被征入伍了，必须去新几内亚的丛林待上一年。他算是幸运的，那些在与苏联邦交较好的国家留学的学生，情况就糟糕多了，许多学生回来后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还有的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堂姐建议安对罗罗不要太苛刻，那段不愉快的时光最好永远不要再提起。她茫然地离开了堂姐家，漫无目的地走着。她走到了一个富人区，这是外交家和将军们住的地方，每一家占地面积都很大，装着高高的铁门。一位赤脚的妇人，披着破烂的披肩，走进了一家开着的大门，走上了行车道，车道上有一群男人正在洗一队车，都是奔驰和兰德·路虎。一位男子大声叫那位妇人赶紧离开，妇人站着没动，皮包骨头的手臂朝他们伸着。另一位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硬币扔出去。妇人急忙追赶硬币，一边把它们塞到怀里，还一边检查着路边有没有遗下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童年（4）
四 价值观和世界观
权力。这两个字像诅咒一样钉在了安的脑海里。在美国，权力一般是隐藏着的。可是在这里，权力是毫不掩饰的，恣意的，赤裸裸的。权力让罗罗最终明白了他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他根本无力改变这种状况，所以罗罗妥协了，学会了遗忘，开始像他的一位姐夫那样。那位姐夫在国家石油公司做高层，能赚很多钱。
安不由得开始担心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她也不知道通向安全的道路到底得走多长。罗罗说的是对的。她是外国人，是中产阶级，是白人，无论她想不想要保护，她都受到这种与生俱来的遗产的保护。一旦事情变糟的话，她可以在任何时候一走了之。这种可能性可以否定掉她对罗罗要说的任何话语。这成为他们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
丈夫和儿子相处得很好，她经常看着他们一起踏过草地。可是这种画面突然让她打了一个冷战。权力最终也会吞噬掉她的儿子。
也许罗罗始终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他千辛万苦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他们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在他那位姐夫的帮助下，他在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政府关系办公室谋得了一份新工作。他们搬入了位于较好街区的房子，摩托车也换成了汽车，有了电视和高品质的音响，小奥巴马不再与鳄鱼或者那只叫做塔塔的猿猴做伴了。罗罗甚至可以在公司的俱乐部签单吃饭。可是罗罗和安之间却多了争吵，虽然他们仍然是相亲相爱的。然后小奥巴马有了一个小妹妹——玛雅。
母亲对小奥巴马的态度改变了不少。她曾经让小奥巴马尽快适应印度尼西亚的生活，让他学会自立，学会在经济拮据时不会有各种要求，而且还要求小奥巴马一定要有良好的举止，要鄙视美国人那种在别的国家表现出来的无知与傲慢。但是现在她意识到了，总是有一道裂痕，会把想要生活在一起的美国人与印尼人分开。她知道应该让儿子处于裂痕的哪一边。儿子是美国人，他的生活不应该在印尼。
她开始特别关注儿子的教育，没有钱送儿子去雅加达的外国孩子都去的国际学校，她就给他安排美国的函授课程，作为儿子在印尼的学校教育的补充。每周的周一到周五，她会在凌晨四点把儿子叫醒，逼着他吃早饭，教他学习三个小时的英语，然后他去上学，她去上班。无论儿子以“胃疼”作为借口，还是每五分钟就困得合上眼，她都会耐心地坚持。
“你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你就需要一些价值观。”母亲告诉小奥巴马。
第一是要诚实，罗罗就不应该在税务官来的时候把冰箱藏到储藏室逃税。
第二是要公平，家境富有的学生的父母不应该在斋月期间给老师送电视机，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因为靠这种办法得到高分而骄傲。
第三要坦率，如果不喜欢衬衫做生日礼物，就直接说，而不要把衬衫揉成一团塞到衣橱底。
第四要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不能因为别的孩子嘲弄穷人家孩子的发型，你也跟着去嘲笑。
这些价值观都是母亲安，在中西部成长的过程中提炼出的人生精华。
贫穷、腐败、不安全感也许让罗罗认命了，妥协了。安却坚信，理性的、有思想的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信念也许有些亵渎上帝。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宿命论能让人们继续忍受生活的种种艰辛，永恒的真理被硬生生地与残酷的现实相剥离。只有她，见证着世俗的人文主义，做着一名坚持新政、和平及自由主义的战士。
她只有一位同盟，那就是与她相隔两洲的老奥巴马，小奥巴马的亲生父亲。于是，她越来越多地给小奥巴马讲父亲的故事。他在贫穷中长大，一个贫穷的大洲上的一个贫穷的国家。他所经历的艰苦生活，比罗罗的任何经历都要艰苦。但他从没有想要走捷径。他勤奋而诚实，无论这样做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他的生活总是有自己的原则，坚持这些原则需要非同寻常的坚强，这些原则承诺着一种更高贵的权力。而他的儿子，也一定要以父亲为榜样。
安常常给儿子带回来关于人权运动的书，把玛哈莉雅·杰克逊（Mahalia Jackson，美国最伟大的灵歌演唱家，“福音歌后”）的唱片、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磁带带回家给儿子听。她告诉儿子南方的一些孩子，被迫用富裕的白人学校的孩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