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来说，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投资机会都是巨大的诱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成长为大国的潜力，又令他们担心。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根据他们不同的商业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是“交往派”（Engagement）。这一政策派别主张美国通过与中国进行更多的交往，来确保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按照美国设计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政策的设想中，美国的企业界既可从中获利，而中国又会在美国的影响和压力下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像经济发达但政治、军事和外交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国。这一政策要求外国对中国的经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让外国资金在中国的金融等关键行业里控制相当的比重。但同时又意欲逐渐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甚至不惜暗中支持中国内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国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9）
另一个阵营是“围堵派”（Containment）。这一派别主张对中国进行围堵，以确保中国的发展不会对美国的强权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战。这个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然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完全控制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的威慑，比如对中国分裂力量的支持，来迫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
这两个政策本身都包含各自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他们都只是考虑到双边关系中自己一方的的予取予求，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意愿，因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的“二十四字方针”指“冷静观察，守住阵地，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二十四个字。为基点，尽量低姿态，少露面，除了牵涉中国关键利益的事务，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为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种“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匪浅的时候，其他的意识形态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口头空话。而与此同时，当中国的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此时，中国在应对压力上进行策略上的调整，在*问题上提出“生存权”的观念，让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作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考虑因素。至于美国国防工业比较支持的“围堵派”政策，同样存在问题，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的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的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小心翼翼，埋头苦干，国力变得越来越强，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十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第二次世界*会议上推行其“*大于主权”的理念，试图以此彻底颠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原有的联合国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大国横行，但《联合国宪章》最起码能让大国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而一旦“*大于主权”这一“*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随心所欲地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对于大国如美国，小国家却没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推行“*大于主权”的政治企图遭到了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同年，为报复中国在*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破坏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当时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里，对此事件有详细描述。 。。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10）
1994年，原本扬言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同“*问题”脱钩，美国政府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策略逐渐失效。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基金会美国国家*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是美国官方背后支持的渗透机构，在最近二十年来取代了过去中央情报局在颠覆外国政府中的许多职能。策划了在南斯拉夫（2001）、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吉尔吉斯斯坦（2005）、乌兹别克斯坦（2005）、白俄罗斯（2006）、缅甸（2007）、巴基斯坦（2007）等多次成功或未成功的“颜色革命”。的拨款，并创立了不少美国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对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重点地区，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的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有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1995年，美国允许*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问题的不稳定因素。
1996年，美国以台湾地区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美双方在台湾海域的军事对抗，并引发了关于中美可能为台湾问题而战、并引发局部核战争的猜测。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加强。同年，由美国风险投机家索罗斯领头的西方金融资本家在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谋下，对金融政策失误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动了经济掠夺战。而中国以全国之力为后盾，在香港击退西方风险基金，并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经济，使其他受到重创的各国能够幸存，从此确定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军在南联盟“误炸”中国大使馆。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军队加快现代化进程，并让中国看明白了美国（至少在国防工业和军界）在战略上已经开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转变。
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后，突然变成了一波三折的局面。
随着小布什入主白宫，美国由那些在对外策略上激进的“新保守派”当权，形成了小布什上台初期对华强硬的态度。然而，随着本？拉登的战士们将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美国的首号敌人变成了中东的*激进组织，而中国则从美国的监敌雷达中暂时消失。
接着，美国以其一霸独大的超强实力对中东进行美国式*改造，遂陷入伊拉克战争。这使中国在其权力真空中站稳脚跟。等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几年以后再次回望中国时，已经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无可奈何，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希望能够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面出击，抵消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1）
——【宋】苏轼
十一
小布什上台伊始，希望履行他在竞选中对克林顿的对华绥靖政策的批评，实行由“新保守派”新保守派主义（Neoconservati*），是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保守主义。其主张可以概括成：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市场万能，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s Institute）等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机构关系密切；在国际政治上主张分清敌我，在敌对区域强力推进美国的政治制度，铲除美国的“国际威胁”，宣扬美国的爱国主义，主张进行新闻审查和媒体控制；在道德上则主张一些清教徒的道德观念。推行的强硬对华政策。
在国防部的*中，如何打造一个“新美国世纪”是其主要的战略重点。为此，五个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叙利亚，被新保守派划定为流氓国家，建议运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予以打击。而在布什政府的要求下，五角大楼准备了对这五个国家的核打击计划。摘自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报道“美国的核打击名单”（US ‘has nuclear hit list’），2002年3月9日。
当时以美国副总统切尼为首，新保守*人物开始每星期都派人到台湾，暗示美军将支持台湾“独立”，怂恿新上台的*政府冒险，害得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也每次都要派特使尾随其后，替其收拾残局。根据当时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威克森（Lawrence Wilkerson）在《国会季刊》2007年6月刊的披露，前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以及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夏馨，是*“*”活动的主要推手，这个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的拉锯战最后以小布什介入而停止。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 沃尔福威茨（Cpawl Wolfowitz），新保守派里的犹太人，曾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人。因为伊拉克战争被质疑，不得不辞去职务，后一度任世界银行行长，2007年因绯闻辞职。 还作了一场无聊的秀，将美军订购的价值15万美元的“中国制造”的绿色贝雷帽堆在野外，当众一把火烧掉，表明与中国势不两立。
按照切尼的设想，美国应该同日本、澳洲、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建立一个亚洲的北约组织，以对付中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