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明认为重视基础学科的发展，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一环。１９９５年，刘应明同苏步青、朱光亚等院士（均为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向党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份建议书：建议在全国选择一批水平较高的大学的基础学科点建立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基地；国家设立这方面基金，在经费、教学环境及招生政策等方面予以特别支持。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设立了高达３亿元（５个年度）的“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金”。基金于１９９７年９月正式启动，刘应明担任“数学与力学”评审组副组长。经过自愿申报与严格审批，在全国若干大学中建立了８３个各个基础学科的培养基地。单从经费上看，每个基地每年就可得到五六十万元用于本科学生的教育与培养。通过５年实践，基础学科的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不但扭转了衰退的局面，而且还得到良性的发展。经过评估，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基地都成绩斐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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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中国的查德”（3）
到了２０００年，原来５年为期的基金快到期了。怎么办？这时，刘应明在九届全国人大任常委会委员，经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协商，草拟了在“十五”期间继续实行这项基金的建议，并希望有所发展。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刘应明积极联络了科教界全国人大代表５８名，其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６名、中科院院士１７名、全国人大常委１４名、###直属大学校长１２名，并由他所在的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阶平副委员长领衔，提出了这个建议。据说这种规格的建议是罕见的。领导十分重视。最后，经由财政部、科技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同研究，决定于“十五”期间继续设立３亿元基金，建设基础学科的本科教育基地。
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刘应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尊重数学课程建设的自身规律，深入扎实地进行数学教学改革”的建议，他呼吁紧急修订《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停止在全国统一推行新课程初中数学教材。
在全国人大、政协会上，他曾还连续３次提出有关促进海峡两岸民间交往，敦促解决去台人员祖房被征收遗留问题的意见。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关心与福州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多次协商，妥善处理了此项遗留问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从小生活在贫穷而闭塞的小镇，却走向了外边多彩的世界。他没想到自己能解决“怀特海德难题”，并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刘应明降生于福州市西郊小镇洪山桥。他从小就生活在这贫穷而闭塞的小镇，４岁走进住家隔壁的学堂。虽然童蒙未开，但他也懵懵懂懂地跟了下来。两三年后，刘应明的学习成绩一路领先，并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刘应明从小家境贫寒，有一段时间常常吃不饱饭。少年时的清贫，对刘应明来说是一种难得的财富。不仅激励他刻苦攻读，而且使他以后生活遭遇挫折，身处逆境，却能泰然处之，而集中精力于学业。
最终，刘应明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洪山桥小学毕业，考入福州三中。家人对他年仅１０岁就要离家在外寄宿很不放心，便安排他进了有邻居就读的格致中学。经过３年的刻苦学习，刘应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负有盛名的百年老校———福州一中高中部。在这里，他的数学天赋渐渐显露出来。他与几位同学组织了兴趣小组，参加当时《数学通讯》等刊物的问题征解活动。而他总是做得最好最快的一个。
有趣的是，刘应明对语文也情有独钟，兴趣甚至高过了数学，且记忆力惊人。因为他作文漂亮，高中时一直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他曾梦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直到他在１９５７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后，对文学的兴趣依然不减，而且广泛博览群书。也许是数学的解题更具挑战性吧，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数学。
北大燕园，湖光塔影，绿茵如织。刘应明在这个美丽而又具优良传统的校园生活了６年。名师教诲，学友砥砺，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做人上给了他很大的启迪。他除了上课，一有可能便进图书馆，博览各类图书，当然读的最多的还是数学书籍。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初中到大学这十几年，刘应明完全是依靠人民助学金读完的。当时每月的中学助学金只有６元钱，“主要是用来做伙食费，剩下的钱就是用来理发什么的，理一次发才５分钱”，也看不上电影，更没有现在的卡拉ＯＫ、电脑游戏，“不过精神生活还挺丰富，每天早上６点就起来跑步，生活很有节奏”。寒暑假他几乎都在学校度过，因为留在这里还可以继续享受助学金。假期的校园寂静而又冷清，但他却从不感受到寂寞，遨游于书籍的海洋里，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无论在床上，还是在路上，他的脑中常常盘绕着数学题解。
１９６３年，刘应明考取了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廖山涛教授的研究生。正在此时，北大冒出“学生集团事件”，他被牵连进去，受了一个不公平也不应该的处分。一场猝不及防的政治风波阻断了他的治学之路。恩师们也爱莫能助。带着处分的他被“下放”到地处西南的四川大学，在极左思潮中，被定为“四类干部”，被视为“牛鬼蛇神”。没想到，从此他把一辈子全搭在了这里，四川也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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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中国的查德”（4）
一个人往往在理想破灭的时候容易沉沦。刚刚２３岁，就已站在了冲击人类抽象思维的巅峰起跑线上的刘应明，心情极为沉重。然而，人的精神是否坚强，常常是在受到超乎寻常的压力时得到检验。
刘应明正是靠着他那超乎寻常的坚韧走过昨天走到今天的。起初，他被分配在科研处作杂务。几个月后，才担任了数学习题课的教学工作，开始教学生涯。当时，教学任务相当繁重，但刘应明认为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可惜，就是这点快乐也常被各类政治运动所冲击，还要莫名其妙地受到许多批判。但刘应明不管别人怎么折腾，自己一如既往地进行数学研究。他说：“我才不管他们怎么批我，给我贴多少大字报呢！我只看我的数学书，思考数学问题，教好我的学生。”
正是这种超然心态，使刘应明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即使在“文革”的逆境中，他也常常躲到空的阁楼里面看他心爱的专业书。在学习与研究中，他惯用“逆向思维”。对概念、结论等常从正反角度加以推敲，特别讲究深透。刘应明根据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尔茨奖得主米洛尔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入钻研，终于解决了拓扑学中有名的怀特海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难题。可是这一辉煌成果，却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阻碍了其发表，竟沉睡了近１５年！直到１９８０年才得以问世。尽管如此，这一研究仍受到国际同行们的关注。
刘应明专长于模糊数学与拓扑学。通俗地说，模糊数学就是在问题已知条件不充分、不精确、不完备的情况下，通过数学处理，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数学；拓扑学就是研究一种变化趋向、连续性的数学。的确，对于一般人难以接受这样的解释。
１９７５年的那个雨雪交加的一天，趁寒假刘应明提着简单的行囊，艰难地走在泥泞的山路上，来到雅安县草坝乡探亲。草坝乡村中学坐落在一个田埂环绕的山丘上，这里距离成都３００余里。刘应明的妻子吴玉群就在这个由已历百年的法国教堂改建的乡村学校任教。
他们夫妻结婚几年，却是聚少离多，唯一团聚的日子就是学校的寒暑假。说是探亲，他却带着满脑子未解的“题”，带着无法停顿的思索来的。一年前，他与川大数学系的老师自行组织了研讨班，研讨刚刚开始出现的不分明拓扑学。可惜不到一年，一场“政、教不分明”的风波，使这个研讨班不得不宣告解散。研讨班虽然停止了，可研讨中的问题却日夜缠绕在刘应明的脑中，他要继续研究，只有躲开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的“探亲”。善解人意的妻子为了让他避开干扰，特地从学校借来一间平房，让他潜心研究。
日复一日过去了，又一个傍晚来临，他依然走到学校附近的田埂散步，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思索。天却突然阴沉起来，细雨也纷纷落了下来。不一会儿，他身上全都被雨打得湿漉漉的，而他却全然不知，思想的链条紧绷着。走着，走着，眼前蓦然一亮，思索了多日的问题，终于有了线索。他急忙回到房间计算起来。接下来荒郊索居的“探亲”日子里，他夜以继日，终于完成了一篇２万余字的论文《不分明拓扑学———不分明点的邻近构造与Ｍｏｏｒｅ－Ｓｍｉｔｈ收敛》。
这篇共１４章、长达２万余字的数学论文在提交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审查时，得到很高的评价，并在两年后的１９７７年《四川大学学报》复刊上得以刊出。随着英文版在美国发表，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就是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崭新的邻近构造，首创一种与传统概念不同的重域系，被国内外同行普遍认为奠定了不分明拓扑学（即模糊拓扑学）有点化流派基础。有关成果还引起人工智能、多值逻辑专家的高度重视、运用。
随着深入的分析研究，他又综取有点化与无点化两家之长，在嵌入理论、度量化理论、紧化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并写出了一系列论文。他还在不分明拓扑学中相关的代数与序结构研究中取得高水平成果，成为同行中“代数化流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开辟了崭新的研究方向”，“赋予不分明拓扑以新的生命”。牛津大学数学系主任吉姆斯主编的英国伦敦数学会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