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国家层面，美国人最不讲道德。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但丁在《世界帝国》中说，强大的实力和崇高的道德是成为世界帝国的两大条件。道德问题非常复杂，用到个人或小群体时是一种情况，运用到国家层面往往是另一种情况。要多一个心眼，道德被用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事例太多了。
以“软外交”化解威胁论
李少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确，中国现在面临两难：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进行“权力政治”的互动，特别是发展和使用军力，为了和平发展，又必须尽可能避免其不利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开展三类不同的外交。
首先是与权力互动对应的外交，也就是“实力外交”：韬光养晦，适度发展和使用军力，要尽可能低调，不到万不得已，不显示武力。
其次要有与国际制度对应的“制度外交”，中国早晚要加入绝大多数国际制度和组织，可以更主动一些，对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制度，只有加入才能改变。
第三是与观念建构对应的“公共外交”，用善意的行为话语，塑造本国良好的形象，改变他国政府和人民在一些领域的误解和偏见。中国必须增加投入，巧用软实力，与各种行为体对话沟通。三类外交中，应以积极的“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消解“实力外交”的消极后果。
反驳“新殖*义”质疑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大国思维未必是帝国思维。有人认为中国利益在扩张，应该把别的地方当成殖民地，美国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抛弃了这种思维。美国人发明了“金融殖民”这种新模式。从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通过金融全球化，把全世界变成了它的金融殖民地：美国只生产美元，全世界用美元购买产品。结果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不占一寸领土，就完成了全球财富大转移。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确实在把廉价产品销到非洲，也需要非洲宝贵的资源，但我们没有能力把它正当化，国际话语很苍白。中国应找到普世话语来讲这种关系，要重建国际政治理论。现在是模仿弱国的国际秩序观。谁呢？新加坡。
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接受、而发达国家也无理由反感的国际话语，就是超越传统殖*义，后发国家共谋发展。中、非两个曾被传统殖*义欺凌的地区同时进入发展状态，绝对是对传统殖*义的超越；非洲与其接受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分工，不如与中国一起谋划相对低付出的发展路径；西方发达国家曾在非洲殖民，事实上丧失了推进非洲发展的历史契机，失去了指责别人的理由。
当然，中国在非洲如何更成熟地与执政者和民众共同打交道？如何在经济合作之余更好地展开政治合作、在政府互信之外实现社会互信？这必须自我调整。孤立主义的国家话语已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重大障碍。
在基本价值上要有重大创新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荷兰创建了国家主权体系的原则，英国建立了宪政体制、现代财政制度、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加上工业革命以及自由贸易体制，成了显赫的世界大国。
头等强国的决定性条件，是具有世界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创新，否则只会昙花一现。中国能不能成为可持续的强国，取决于在人类基本价值上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正义、全面发展、生态保护以及国际公约秩序方面能否突破。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序（3）
陈明（《原道》主编）：一个古老文化要延续必须浴火重生。在为身心安顿、政治重建和文化认同设计方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调整转换、公民社会的建构是当务之急，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是重要资源。
世界是以美国为轴心的帝国。软实力、文明的冲突等概念表明文化在大国博弈中有作用。和谐是不是普世价值？仁就是博爱啊！要学会用自己的文化符号而不是意识形态话语表述自己的利益。怎么让人家听得进？不能到处搞孔子学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却不信。人家难道就不会听其言观其行？
克服普世原则与国家利益的张力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的发展总被当作特殊案例。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面对新帝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双重张力构成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是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在政治话语上，中国和西方几乎是鸡同鸭讲。是不是一定要全套跟西方接轨？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连他们都未必那么认真，我们有些人却奉若神明。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不少人按西方腔调认为一是华尔街贪婪，二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缺失，真这么简单吗？怎么解释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从不真正下力气解决逆差问题、赤字经济？只有逆差、赤字，它才能多印美元，用绿纸换别人的实物。如果顺差，它就得用货真价实的实物去换别人手里的美元，哪个更占便宜？
*是理念，也是手段。西方那套话语也不妨拿过来，但不是全盘接受，在自己脑子里过一过。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我也认同在具体做法上不要太较真。国际政治是艺术，国内政治也是。首先把国内基础夯实了，才艺术得起来。
可以跟欧盟、美国讲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要求获得相应待遇，但内部要清楚，很多要素完全国家垄断，怎么市场化？权力一定要让步。
张小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看来，国内政治学者比较悲观，而国际政治学者有些乐观。国内面临的问题的确很多，几乎每个领域、环节都有矛盾。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抢占道德制高点，通过软性逻辑来谈刚性的政治。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限权不是道德，是政治。对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寄予厚望，都是非政治思维。市场规范、社会规范，权力自然就规范，这是30年来非政治幻想的两部曲，而且是主旋律。英国不是先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尤其是成熟状态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
（本文由苏永通整理，《南方周末》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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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地缘困境和地缘战略（1）
人有人缘，国有地缘。一个国家的地缘格局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制衡”双重因素促成的。事实上，一个国家不可能择邻而居，当“家有恶邻”的时候，当“外敌剑指”的时候，地缘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地缘政治”发端于瑞典地理学家克节伦，他根据国家所处的地理格局与国际关系，分析和预测地区之间的犄角和制衡战略，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
在地缘政治中，马汉提出了海权论，他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麦金德则提出陆权论，他认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塞维尔斯基的空权论，强调空军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因为飞机的出现完全改变了现代战争形态，平面战争转化为立体战争。
从制海权到制陆权，从制空权到未来的太空权争夺，地缘战略空间已经被无限放大。当战争形态从地面和海洋，转向天空和太空，头等强国的地缘边际已不再是本国疆域，而要着眼于海、陆、空、天的全面控制。
在２１世纪初期的远东，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的复苏成为地球村里最引人注目的历史性事件。中国如何把握历史性的机会，实现国家振兴和复兴的目标，取决于内部自身的制度建设，也取决于今天中国对世界形势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评估，当然也取决于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战略意义上的判断，以及中国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最关键的是经过精密的战略定位和判断后，中国应该如何合理利用自身的实力逐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从而完成民族复兴和崛起大业。
一、谁统治“世界中心岛”，谁将支配全球
欧亚大陆：最大的“世界岛”
英国著名地理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地理系教授麦金德（Ｈａｌｆｏｒｄ Ｊｏｈｎ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于１９０４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提出了地缘政治学领域的全新课题。麦金德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地理构成和世界历史进程，认为世界是由几个大岛构成的，其中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是最大的“世界岛”，美洲大陆是另外一个岛屿，澳洲则是较小的一个岛屿。由于欧亚大陆是世界上主要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地，也是人口众多、面积庞大的连贯性区域，又是世界性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的诞生地，因此欧亚大陆成为世界发展的地理枢纽地带。
麦金德非常敏锐地观察到在亚欧大陆的中部，主要是在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以西的区域，包括西西伯利亚平原、蒙古高原、中国黄河以西的区域、中亚草原、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俄罗斯草原，在这片疆域广大的区域里水草肥美，适宜于放牧生活，气候上则是冬季寒冷、夏季炎热的大陆性气候。同时，这片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和封闭，其南边是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西南部是伊朗高原和中东高原，西边毗邻的地区是欧洲山地，北边则是寒冷的冻港北冰洋，也无法航行出海，因此也不存在敌人从海上迂回进攻包抄的问题。独特的地理环境、广阔肥美的草原和丰富的资源使得这块地理区域在麦金德眼里成为世界枢纽区域——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麦氏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哥伦布时期和后哥伦布时期，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