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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曼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民主、自由的象征，因而于一九三八年迁居美国。不久他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先后发表各种演说。一九三九年，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问世。
《绿蒂在魏玛》的写作技巧颇为新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艺术结构。小说没有多大情节，只是着重描写歌德与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女友夏绿蒂于一八一六年重逢时的各种场景。在第七章中，作者对歌德的心理状态刻画入微，巧妙地再现了这位大诗人生活的年代及其复杂矛盾的性格。显然，作者想借歌德来确立并发挥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矛头也是针对当时横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
同年五月和六月，世界作家大会和美国作家大会开会，托马斯·曼均前往参加。这年夏天，托马斯·曼又回到欧洲，先后在苏黎世、伦敦及斯德哥尔摩住过。九月，第十七届国际笔会在斯德哥尔摩开幕，这位杰出的作家在会上作了题为《自由问题》的讲演，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
从一九四○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托马斯·曼每月定期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直接参加反法西斯宣传。他先后发表题为《德国听众们！》的广播演讲五十五篇，对打击法西斯主义起了一定作用。在这些演讲中，他对英勇抗击法西斯的苏联人民怀有深挚的敬意，而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怀着满腔热情。一九四二年，他被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德国文学顾问，一九四四年取得了美国国籍。
早于一九○一年，托马斯·曼就想写一部“浮士德”式的大型作品。一九四三年五月，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该书于一九四七年出版。它的主题与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等一样，是一部描写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悲剧而告终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德国走向法西斯、走向战争与毁灭的“时代小说”。小说中，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尔金不满现实，在音乐上试图有所创新。他同魔鬼订约后，写出了许多反传统的新颖作品，但由于莱弗尔金的人性尚未泯灭，受到魔鬼的惩罚，最后他认识到艺术不能单纯追求形式的完美，主要应有益于人类。可惜他觉悟得太晚，灵魂已为魔鬼所占有，终于变成痴呆。据作者在一九四八年发表的日记透露，莱弗尔金的思想、气质和经历，与尼采的情况十分相似，《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无异是尼采的化身，而音乐家与魔鬼的谈话，则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这部小说的写作技巧也与托马斯·曼的传统写法不同，具有现代派小说的许多特点。
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间，作家往来于欧洲大陆及美国。一九四九年，为纪念歌德诞生二百周年，作家回德国，在法兰克福和魏玛两地发表演说，两地都给他颁发了歌德奖金。由于他对日益猖獗的麦卡锡主义十分不满，而美国报刊又猛烈攻击他同情共产主义，他于一九五二年忿然离开美国，移居瑞士苏黎世附近。他不止一次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两个德国的文化界保持联系，成为沟通易北河两岸文化的信使。
托马斯·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孜孜不倦地埋头写作。一九五一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挑选者》，取材于中世纪诗人哈特曼·封·奥埃的史诗《格里高里乌斯》，描写一个青年因不明真相，竟娶了自己的生母为妻，后来赎了罪，成为罗马教皇。一九四五年德国投降后，托马斯·曼曾不遗余力地宣扬对战败的德国采取宽大政策，这部小说就是一个例证。
一九五三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受骗的女人》，则是一部对女人的情欲进行心理分析的作品。书中写的是一个年逾半百的女人因情欲驱使，竟爱上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作者以宽容的态度描写了这种反常的爱情和变态心理；在作者的心目中，“爱”与“死”本是一家，而大自然却具有愚弄人的性质。
译者前言（4）
托马斯·曼最后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此书的个别章节曾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七年发表过，第一卷在一九五四年问世。作者以回忆录的方式描写了克鲁尔招摇撞骗的一生，文笔犀利、幽默，语多讽刺。从题材上看，这部小说与托马斯·曼的早期作品也有一定联系，即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与艺术家的问题。小说的某些章节写得十分精彩，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除各类小说外，托马斯·曼还写了许多散文，其中有自传性文章和政论，而很大一部分则是文学评论。在文学评论中，较著名的有《论席勒》、《歌德与托尔斯泰》、《艺术家与社会》以及《从我们的经验看尼采哲学》等。他对莱辛、史托姆、契诃夫、冯塔纳、弗洛伊德、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席勒等人都很有研究，在一九四五年瑞典出版的《高贵的精神》一书中，他对这些作家都有精辟的论述。俄国作家中除托尔斯泰外，契诃夫也是他最为倾心的作家之一。他认为“契诃夫唱的是深深地打动他的人民的社会悲歌”。《时代的作品》则收集了有关他的自传性文章、日记以及重要的政论共八十八篇，是研究这位文学大师的重要文献。
席勒是托马斯·曼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早于一九○五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中，他就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刻画这位大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呕心沥血、备尝艰辛的形象。在长篇小说《魔山》、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和《颠倒错乱和早年的伤痛》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赞扬席勒和他的名剧《唐·卡洛斯》。为了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作家于一九五五年夏逝世前不久分别在两个德国宣读他所撰写的《试论席勒》一文。他说：“人类要求道德与秩序，正义与和平，而不是互相辱骂，野蛮欺诈和残忍仇恨。”在《试论席勒》的结尾部分，托马斯·曼号召德国人民“要相爱，和平，珍惜自己的品德”，反对现代军国主义者。
托马斯·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在酝酿新的文艺作品。但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就以八十岁的高龄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与世长辞。
托马斯·曼最大的成就，无疑是《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举世瞩目的长篇小说，但他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早期的中篇小说写得非常出色，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托马斯·曼在十九岁时发表的中篇小说《堕落》是使他崭露头角的处女作，第一次发表在一八九四年十月的《社会》杂志上。小说的布局和写法上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痕迹，文笔简洁、流畅，结构严谨，故事性强。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女演员，两人热恋了一阵后，女演员因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而堕落，大学生失恋之余，愤世嫉俗，痛苦不堪。作者告诉人们，在金钱万能的社会中，艺术家要洁身自好是难以做到的，而女艺人则更加处处受压抑，遭欺凌，在金钱的淫威下屈服。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妇女解放”。托马斯·曼对女演员韦尔特纳的堕落既有谴责的意味，也有同情的成分。
由于托马斯·曼受叔本华、尼采及某些作家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明显地流露出悲观的色彩，从一八九六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幻灭》和一八九七年发表的《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幻灭》里，作者以不大的篇幅刻画了一个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屡遭不幸，郁郁不得志，因此灰心丧气，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这篇故事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小人物苦闷彷徨的心情。《死》中描写的那个病人，情绪则更加阴暗，整篇小说笼罩着一片惨雾愁云，使人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一八九七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矮个儿弗里特曼先生》，是托马斯·曼早期作品中的力作之一。作者在《三十年故事集》的序文中，也称它是“我早期作品中的有典型意义的成就”。在作者笔下，矮个儿弗里特曼不但是个生理上有缺陷的畸形人，而且思想上也是“畸形”的。他误以为美丽动人的林林根夫人钟情于他，于是利用在溪边散步的机会向她求爱，不料这位冷若冰霜的贵妇人轻蔑地把他推倒在地，扬长而去，矮个儿经不起这一冲击，万念俱灰，就让自己沉入水中，与世永别。显然，作者对病弱而命运坎坷的主人公是寄予同情的，而对林林根太太之流的上层人物则持鄙夷态度。从这里，我们也可隐约窥见托马斯·曼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
译者前言（5）
托马斯·曼在许多早期作品中，着力表现“局外人”的处境以及他们的孤独感。他笔下的一些所谓“局外人”，有的像上面提到的弗里特曼那样，是发育不健全的畸形人，有的则是酗酒成性或贫苦失意的小人物。《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中的主人公和《去墓地的路》中的罗布哥德·匹普桑姆就是这样的人。在前一篇中，生性怪僻、落落寡合的敏德尼克尔由于生活困顿，在灰心绝望之余竟亲手杀死他所宠爱的一条小狗；而后一篇中，匹普桑姆因为一件小事与别人争执，最后落得疯疯癫癫的下场。这两篇小说虽然字数不多，但作者向人们展示了社会的一幅阴暗画面，读后心情异常沉重，使人想起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