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效率呢?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怎可以在这分成安排下加速增长?
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作研究生时读到的一个马歇尔的注脚,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去找它。马歇尔认为与固定租金相比,分成租金无效率。但他补加了一个注脚:
如果佃农分成的地主能自由地为自己的利益调整资本,并且与佃农协商,指明农作劳力的投入量,几何上可以证明,地主会这样调整来强迫农户的耕耘密度与在英国的固定租金制度一样,而地主的分成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等。(注三十五)
这注脚我当年作出如下的回应:
马歇尔没有提供几何证明,如果试证,他会否更改这个注脚是有趣的猜测。这猜测有趣是因为他想象的效果,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是对的,但一般而言却是错了。错了,因为马歇尔不让分成的百分率变动。(注三十六)
基于马歇尔的注脚与我的回应,假设县政府是地主,我问县的资本投入,要多少才能担保一个不变的分成率会一般地达到有经济效率的情况。二○○四年底我找到的答案,是县向「佃农」分成的投资者收取的地价,可以是负值!把土地视作地主提供的资本,可以用负地价代表地主提供着无限的调整机能,只要分成的百分率落在一个不离谱的范围,在这机能下有效率所需的边际价值相等的条件永远可以达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章 县制度的佃农分成(3)
说负地价,我的意思是当一个投资者到一个县考虑投资产出,县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或把若干年从投资者交出的增值税中的县的分成的一部分,送给投资者。当然,不是所有的县都值得投资,例如设厂于荒山野岭没有意思。社会利益不论,负地价可以去到的尽头,是县的税收足以填补收回农地与改进为工商业用途的成本利息。这方面,下一节会再分析。
二○○六年北京开始禁止某些县用负地价,显示着他们不明白县的佃农分成制度的运作。也可能不是不明白。一个困难是中国的人口分布可能过于集中在热门地带,而较为长远的发展,略为平均的人口分布可能较上算。这话题我写过,但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正如高斯和我在分析公司的本质时提及,有些事情是没有市场价格指引的,错误的决策往往只能事后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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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十二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发表了一篇分析卖地有三个好处的文章。深圳的干部喜欢该文,一九八七年的春天请我去商讨。张五常,《出售土地一举三得》,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于《信报》发表,其后转刊于《再论中国》。
注三十三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游览长三角一带。米尔顿见到小贩在烂泥路上经营是高兴的,后来在北京会见总书记时,他对书记说街头小贩要贿赂才能拿得牌照。苏州的干部带我们去参观那里的乡镇企业,是令人尴尬的。晚宴上,苏州的一位副市长与米尔顿争论国营企业的优越性。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我再带弗里德曼夫妇到中国。上海的一条大街灯火通明,当我们的旅游大车经过随行的黎智英的商店时,大家一起鼓掌。弗氏夫妇一九九八再到上海半天,米尔顿不相信自己见到的。
夫妇的中国行有两个插曲这里要存案。其一是我给米尔顿上了一课中国经济学。一九八八在上海,在街上走,肚子饿,见到街上一个小贩卖饺子。我拿出钱包,但发觉单是钱不管用,还要粮票。一个过路的人见我跟小贩争议,送给我一小叠粮票。我大喜,米尔顿问我为何那么高兴,我说:「那位先生免费地给我这些粮票。你可以想象粮票一文不值吗?这个城市将要爆炸!」果然爆炸。第二个插曲是米尔顿输了一次辩论!一九九三年在成都,四川的省长接见我们。米尔顿教该省长怎样改革才对,说要斩掉老鼠的尾巴,不要一寸一寸地斩,为了减少痛苦,要一次过地把整条尾巴斩掉。省长回应:「教授呀,我们这只老鼠有那么多条尾巴,不知要先斩哪条才对。」米尔顿不能回应。伤感的是,那位省长今天不在了。是个勇敢的人,以大胆批评知名,听说后来他得不到北京的支持了。
注三十四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op。 cit。
注三十五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es (8th ed。; 1920: London; Macmillan Co。 1956); p。 536; note 2。
注三十六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 cit。; p。 45。
第七章 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二○○五年的一个晚上,一个遥远的县的县长给我电话,说他碰巧到了我家邻近,要来倾谈一下。进门后,他脱掉鞋子,躺在沙发上好一阵,然后问:「教授呀,可否给我一杯葡萄酒?」当然可以。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县干部,全国东奔西跑寻求投资者。当一个招商*在某城市举行,消息传出,无数的县干部会闻风而至。这些日子一个县干部一个晚上吃几顿晚餐是寻常事。
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县往往有五百个招商员。二○○五年,安徽某县举办选美比赛,要选出美丽、迷人而又懂得说话的女士作招商队长。舆论破口大骂,县长回应:「美丽是资产,不利用可惜。」
需要一个商业牌照吗?县政府会派人代你奔走。要建筑许可证吗?他们给你担保。不喜欢那不洁的小溪流过你的场地吗?他们可能给你建造一个小湖。他们帮你找设计师,找建筑商,而准备投产时,会协助你聘请员工,收的费用合理。是的,县有招工队,替投资者招工。他们会向你推销他们的廉价电力,推销他们的公园与娱乐,推销他们的方便交通,水电供应,光辉历史,甚至他们的女孩有多漂亮——我没有夸张!
中国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外间没有见过。为什么呢?一个因素是分成的方程式。这里谈此式,其它过后才说。
说过了,投资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产品增值税。县取此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土地出售的收入,如果是正数,县收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二十五交上头。这百分率不是一致的:地点较佳的县,分帐率会较低。我遇到过的县干部,没有谁管上头层面怎样分他们交上去的。
土地的成本不低。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民交出农地要受到补偿。用百分之五的折现率,我估计二○○六年这补偿是三至五倍农地租值的折现。县政府与农民的争吵有所闻,但不是媒体报道那样普遍。有时县干部从中骗取些私下钱,而缺乏资金的县可能欠农民一段长时日。
把农地改进作工商业用地的开发成本更高。二○○六年,这成本约六万元人民币一亩(六百六十平方米),大约比补偿农民高一倍。这些改进包括建造马路,引进电、水、煤气、排污、电话电视与电脑的线路、路灯、园艺等。这些改进是土地出售之前做好的。今天,就是档次较低的新工业用地,比我熟识的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好。最高档次的,例如苏州工业园,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了。中国的农民是超凡的种植能手——他们往往搬动移植五十年以上的树——而你无法斗得过Arthur Lewis说的「无限」人手供应:园艺工人每一长天的工资五美元(注三十七)。
二○○六年我作过估计,用一个发展略有看头的县的资料,得到如下的结果。假设一块工业用地建上容积率零点八的厂房,投产时用上最常见的劳工密度,县政府每年拿得的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大约是工业用地的总成本的百分之十二。不包括行政费用,但可见一个县可以把工业用地送出,再补贴投资者一小点,还不用亏蚀。
毫无疑问,在同一县内,同样的工业用地同期出售,地价可以很不相同。除了久不久引起非议的偏袒成交,地价不同不代表价格分歧。县的干部要选择投资者。他们要争取的不单是增值税,还要顾及的是投资者带来的声望,要顾及行业是否与县里的其它行业合得来。不难见到,当一个投资者的项目可以引进很多其它好处时,县政府卖地的负地价可以跌到增值税的收入低于填补土地成本的利息。
县的干部可能贪污,但多年来我没有遇到一个愚蠢的。他们知道土地与土地之间的边际社会收益要相等才能为县及为自己取得最高的收入,如果同样的土地售价相同,他们的目的不可能达到。他们也知道准确的判断非常困难,所以常派调查员到有成就的县去考察。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我不是说县干部从来不贪污,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个投资者不认为自己有特别的关系可以利用。是的,说服每个投资的他或她有特殊关系,县干部的本领绝对是世界级!
让我再说,虽然增值税率与此税的摊分率是全国一致的,其它的分帐率并不一致。土地出售所得的分帐率不一。不热门的县,此率要高一点才能填补土地的成本。方程式中的分帐奖金也要一提。如果投资者是来自国外的,以他把钱放进指定的银行算,我知道一个县的干部会分得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二。来自国内,奖金是投资的百分之一。这些其实是佣金,由县干部分享。早期条件欠佳的县的奖金高达投资额的百分之五。发展有成逐步减少。有一个热门地区,奖金是投资额的百分之零点零五。这个奖金分帐率可以商议,正如房地产交易的佣金在中国可以商议。我倾谈过的县干部多数认为,奖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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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县现象的经济解释(1)
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寻常。我认为那是中国在困难的九十年代还有急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