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的启发，二○○三年我建议，也重复过几次，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正确一点地说是以这篮子的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央行不需要有这篮子的物品存货。他们只要担保一个币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购得这篮子物品。
这个可以成交的指数容易调整，即是说物价的水平可以容易地调整。物品的选择与比重的分配要慎重考虑，做得对通胀再不会是关心的问题。把货币钩着一篮子物品，多年前与米尔顿研讨过，而这思维与蒙代尔的货币观是一致的。*的经验显示，实践的成本不高，因为货币之锚只是个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央行不需要持有这些物品。
北京考虑了我的建议良久，那其实是*的货币制度加上一点变化。这变化是向旁站开一步，避去与其它国家争吵，对他们说：「我们是回复到古老的本位制，只是我们用一个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没有真实物品的储备。这是我们选择的确认自己的币值的方法，与所有其它外币的汇率是自由浮动的。」当然，要防止通胀，以一个可以成交的实物价格的指数为锚，远胜一篮子用纸造的货币。
央行没有接受建议我不感到烦扰，但两三年来他们的操作使我担心。上述提到之外，我的感受是他们要尝试美国的无锚货币制。货币政策早晩会大手采用。这会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到后来可能把县制度破坏了。
让我重复上文说过的一个重点。互相竞争的县的权利结构不容易瓦解。任何不明智的政策，侵犯了县的利益而县有权说话的，我不担心。例如我不担心价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如果这些管制出现，我敢打赌要不是不被执行，就是执行也不会持久。我担心的是县无权过问的政策。这方面，货币政策居于头痛项目之首。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结语
这篇文章我集中于中国做对了什么来解释他们的经济奇迹，想着到结尾时说些负面的话来平衡一下，但写到结尾我不愿意这样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中国的传统教我们，一个人生日之际不要把污泥掷到他或她的脸上。也不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曾经那么丰富而又有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这文化产出的陶器与玉雕我们今天还没有本领复制出来。为这传统我感到骄傲，而任何人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会同意那是人类足以为傲的一个源头。今天，这传统是在复兴了。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投票来改革。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与一群老同志在北京会面时，我不客气地直言：「你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要替我把国家修理好。」我们成为好朋友。伤感的是，他们之中多位已经不在了。他们后来做到的，远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时我幻想着要是这些老同志还活着，见到今天的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拚搏——而还在笑。二○○四年，在国内的荒山野岭摄影，太太与一个在田中操作的妇人闲谈。这妇人说久不久会有一日有受薪工作，雇主会以大车接送她及其它人到工业园去作园艺。天还未亮起程，天黑后才回家，带着面包与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获七美元。我见她在笑，问她为何这般开心。她说生活改进了，有生以来她的植树知识第一次有外间的需求，而女儿刚在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月薪二百美元的工作。是像这个妇人的人，数以千万计的，把国家建设起来了。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热衷地下笔是一九八三的秋天开始的。今天在盛年的干部与企业家，那时是大学生。很多读过我写的，所以这些日子，作为一个老人，在国内所到之处，不愁没有免费饭餐吃。跟他们当餐对酒是乐事，也从这些聚会中获得一手的资料来写这篇文章。这里我要以深深的诚意感谢他们，也要再感谢他们的工作，把国家从漫长的黑洞推出来，见到曙光了。
流行的报道说中国的干部例行地贪污，不可能对。他们之中很多有智慧，对国家有贡献。一种竞争的风气使我想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作学生时的感受。在一组同学中大家知道或听过谁是谁，对大家的本领互相估计，然后玩那成绩排列的竞争游戏。彷佛没有其它目的，只是要看谁能爬得高一点。
那位到我家来求喝一杯葡萄酒的县长是个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资低——每月约三百美元——使我怀疑是些什么驱使他奔走。是贪污钱吗？是升职吗？是声誉吗？我试图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动力根源。过了好一阵他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说：「教授呀，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不难想象，气氛环境适当，可以有很多像这位县长的人。
回头说中国奇迹吧。那史无先例的经济制度之外，我选两个现象为奇迹之首。其一是约一九九三开始，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伸延到国家的中西部去。这个现象出现的时期，开头有人民币的崩溃，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跟着是百分之三强的通缩，而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二是大约二○○○年起，通缩终结，农民的收入开始爆炸性地上升。从二○○○至二○○七，我的估计是农民的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了。只要这趋势继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趋势当然不可靠，但如果真的继续，我的估计是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
结笔之际，我要对一个我批评过的人致敬。他是*。老师艾智仁当年屡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热情──来衡量的。上述我排列为首的两项奇迹，都出现于朱先生掌管经济的时期。将来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
不愉快的后记（1）
上文写于二○○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银行把*的货币制度左改右动，我当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有数之不尽的理由要大事庆贺一番。我没有注意到新劳动合同法：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二○○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没有征求过县政府的意见。
二○○七年十月我收到该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内里的九十八条就知道是灾难性。当时正在写一系列关于通胀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机会评论该新法。十二月十三日发表第一篇，批评该法的文章，支持的声浪高得很（注四十七）。然而，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个政府性质的部门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反对我的说法。我前后写了十一篇评论文章，主要是解释北京不明白的市场与机构或公司之间的关系。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八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中，有关当局显然固执地要推行该法。
基本上，新劳动合同法说，雇用劳力或员工的合约再不能自由了。这些合约要服从政府规定的严格条件。超时及假日工资加倍，雇主提供的食宿不能从工资扣除，合约要用文字写出来，员工的假期及福利要这样那样，工会受到鼓励，革职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也引进了近于美国大学的终身雇用制：一个员工在一家机构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职，直至退休。
虽然时间刚好吻合，我不敢说中国股市的暴跌是新劳动法与北京的三月会议引起的。正如牛顿所说，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变动（注四十八）。我也不敢说二○○八年头两个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与成衣，是新劳动法的效应。雪灾是记忆中最严重的。可以说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区，约一百二十家韩国人拥有的工厂，在春节假日中悄悄地关闭，员工假后回来见大门锁上，内里无人。该新法对旧机构的损害比新机构为甚，成千上万的在旧工业区的工厂关门，骨牌效应推到工业的后援行业去。员工被革职的无数，不少旧工业区的食肆破产。工人有联群上街的行动。
见到工业的发展一时间转暗，北京某部门认为次贷风暴与美国不景是原因。不对，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输出是上升了。没有疑问，新劳动法触发了工业转移到其它廉价劳力的国家去。好些档次较低的在中国的工业投资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兴建工厂，可开工时会把客户一并带去。
不能想象北京不知道这些事。他们一定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到了二○○八年三月，负面效应那么明显，他们还在坚持新劳动法的执行呢？除了律师与一小撮劳工，所有的人都受损。广东的省长说，政府的政策要考虑到员工、雇主与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劳动法对这三方面都有损害。明显地，北京的三月会议这位省长之见没有受到欢迎。
我看不到有什么压力团体会因为新劳法而获益。几位律师朋友也反对该法，说预期的生意增加补偿不了处理员工问题的麻烦。考虑到该法在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及北京奥运的大日子推出，难以明白。
我有三个可能的解释，最可能是三者的合并，虽然经济逻辑加不起来。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年开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