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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因素造成了美国今天所处的军事危机：贪婪、嫉妒、误算、意识形态障碍、国际体系的性质、前人罪恶招致的报应、文职军人的傲慢。所有这些都值得一提。但在《美国士兵》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因素被生动展现出来：指挥不利，扭曲了战争的目的。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四个教训归结为：事态表明，美国精通战争只是一种虚幻的自命不凡。即便今天，战争依然受制于潮汐或天气，很难说顺从于人类的控制。表现更为努力、投入更大资金、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设计新颖战术，甚至提高指挥水平，都不可能让美国逃避这个现实。
更进一步说，冷战后美国占据军事优势的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使用军事力量不可能让美国摆脱由经济文化危机带来的困境。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是自找麻烦，必将导致不可避免的过度扩张、破产和毁灭。
从结果方面看，美国在冷战后尤其是“9？11”以来的军事表现，一直不令人信服。这种平庸的“成功”记录让一些观察家，尤其是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需要规模更大的军队或者不同以往的军队，实际上是想再次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
但是问题不在于美国的军队——他们很好，每个公民都希望维持现在的水平——而在于国家强加给士兵的一些要求。国家与其扩充或改革军队，还不如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这意味着保护他们，不再让他们承担2001年以来滥用军力的后果。
美国不需要更大的军队。它需要一个更小（也就是更谦虚）的外交政策，给予士兵符合他们能力的任务。谦虚意味着放弃冷战后和“9？11”催生的狂妄自大，也意味着约束帝国总统，不要指望依靠军队实现这些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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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1）
在银装素裹的艾奥瓦州，大获全胜的总统候选人在一片欢呼中宣称：“变革的时代来到了。”他誓言将削弱游说者的势力，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削减中产阶级税务负担，终结伊拉克战争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团结美国和世界应对21世纪的共同威胁”。在最初的年代，渴望得到这片土地上最高职位的人大胆地承诺让家家有肉吃。当今时代，奥巴马则放眼应对“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气候变化和贫穷、种族灭绝和疾病”。
这个议程令人赞赏。但是，如果说某个人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就能在所有这些方面采取决定性行动，这简直就是在屈服于世界上最大的幻想。不管候选人放言什么和普通选民相信什么，四年一次的总统竞选不是推动变革的运动。真正的目标是确保连续性，保持当今华盛顿所有机构和安排的完整。受雇担任竞选顾问的前政府官员，对遏制总统过度膨胀的权力没有兴趣，他们只是想分享并使用这些权力；站在候选人背后的退役将军们，也不想拆解这个强调国家安全的国家，他们只是想维持并扩展这种状态。那些谴责金钱对政治的影响的候选人，非常善于向有钱人献殷勤，以聚敛数百万竞选捐款。
毫无疑问，总统竞选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并不像媒体极力渲染的那样。2009年1月20日不管谁入主白宫，美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即美国人的期望与愿意或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将依然顽固棘手。总统任何有关旨在消除挥霍浪费、改革政治体制、设计更现实军事政策的倡议，可能顶多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
自相矛盾的是，认为合适的人承担起总统和总司令之职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对维持现状是有好处的。依靠新总统解决所有问题让人期望有简单、无成本的解决办法，允许普通公民免除自己对当前国家困境的责任。那些宣称鄙视华盛顿所代表的一切的人，按照自己的政党归属，期望又一位约翰？F？肯尼迪或罗纳德？里根再次让事情回到正轨。他们坚守一种幻想，认为一位得到明确授权的首席行政官员会“改变”华盛顿运行的方式，让美国恢复健康。可是，根据过去半个世纪历届总统的表现来判断，那些依靠白宫实现超度的公民肯定会失望。这也包括肯尼迪和里根，因为他们留下的遗产也是毁誉参半，远不像他们的支持者宣称的那样。
“政治圈里的人都会撒谎，但他们撒谎时如此轻而易举，这是让人苦恼的事情。”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时，好莱坞大腕戴维？格芬（D*id Geffen）对克林顿夫妇作出的这一激烈评论，立即成了新闻标题。对有些人来说，格芬的评论有些讽刺挖苦的味道。但实际上，他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
政治需要巧妙的掩饰。那些有志于总统职位的人许下宏大的诺言，但同时又慎重地回避复杂问题，避免人们质疑他们变承诺为现实的能力。大谎言不是有关减税、全民保健、恢复价值观、通过展示美国领导地位实现世界和平的许诺，而是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实：自由也有阴暗面；国家与家庭一样，最终也必须量入为出。尽管许多信誓旦旦的声明谈及这一点，但历史的目的依然是高深莫测的。最重要的是：实力是有限的。政治家们在沉默中故意忽略这些问题。结果，美国人性格中最为持久的元素（自觉性）一直不知去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2）
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仪式一再确认了这种倾向。在上天选定的时刻，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这个典礼成了“美国的早晨”。竞选获胜者已确定。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入主白宫，欢欣鼓舞地期望历史很快恢复正确走向，这个国家将重新走上正轨。这些期望的确有动人之处，但也有令人难过的地方，就好像受到家庭暴力的妻子期望这一次丈夫会真正履行诺言，不再向她举起拳头一样。
对于受虐待的妻子来说，依赖性肯定会让她继续遭受折磨。当她拒绝这种倾向并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改变才会真正开始。这样的比喻也适用于美国人民。
对美国而言，在消费主义时代追求自由就包含一种依赖性，依赖进口商品、进口石油和信贷。不管承认与否，美国人民的第一欲望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们获得这些商品、石油和信贷。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满足这一欲望，部分通过在国内分配这些赏赐之物（国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部分通过在国外追求帝国野心（主要是行政部门的职责）达到。
许多公众人物（甚至总统）时常声称依赖性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情，但降低这种依赖性的有意义行动却一直难得见到。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华盛顿权力的核心（首先是白宫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层官员）实际上受益于这种依赖性：它提供了地位、权力和特权的来源。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真的实现了能源独立，对五角大楼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中央司令部会失去工作，中东及其周边的数十个基地将被关闭，海军第五舰队将被遣散，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火合同将可能取消。
所以，美国政治阶层并不是在解决依赖性问题，而是在刻意加剧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承认美国的实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寻求加速消耗这种实力的政策。“9？11”以来就是这种情况。
对铁杆民族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而言，承认这种极限意味着战线的收缩或不可逆转的衰落。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承认美国实力的极限是遏止近几十年损失的前提，是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数代人来之不易的成果的前提。继续假装美国无所不能只能加剧美国面对的问题。美国人忽视依赖性的意义，决策者继续认为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管理世界，这种状况持续越久，当账单到期的时候，美国将下滑得越为急速。
另一方面，现实地认识这些极限会创造调整政策、补充资源甚至更新机制的机会。极限会让美国重新思考古老的真理，推动创新思考，释放创造能力。
以外交政策为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把治国的精髓描述为寻找“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交会点”。这一表述抓住了启蒙现实主义的核心。尼布尔知道自我利益决定国家政策，睦邻爱人适用于人际关系，不适用于国际政治。尼布尔曾经评论道：“要求一个国家‘自我牺牲’不属于道义责任的范畴。”可是尼布尔也知道，当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时，一个国家才能更容易满足自己的利益。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处理与重要盟国的关系时，美国坚持了这一理念，尽管有许多不完美。在美国领导下，西方实现了有限、有条件但同时是真实、可贵的团结。虽然破坏盟国团结的事情经常出现，但美国及其伙伴修补了分歧（或同意保留不同意见），从来没有让争论导致彼此彻底疏远。许多因素促成了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西方团结的显著持久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政治家愿意严肃对待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同伴的关切。对付苏联的威胁是首要任务，但降低全面战争风险也是重要使命，这就是利益交会点，它成为盟国团结的基础。在对待伙伴时，美国不只是发号施令，还与之协商谈判。简言之，美国之所以能够领导西方，是因为它避免了滥用领导权。
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3）
“9？11”之后，布什总统抛弃了这一做法。他确信美国实力无人能敌，对寻找交会点毫无兴趣。相反，他开始发号施令。以前没有哪位总统顽固坚持要求众多他国政府“必须”做什么。布什却要求各国作出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共戴天。通过其自由议程，这位总统甚至发誓“清除邪恶世界”，声称他的政府有权惩恶扬善、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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