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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1948年，哥哥成了众多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有走，我觉得共产党不喜欢你也罢，国民党不要你也罢，你毕竟是中国人啊。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6年，我考进北京编译社，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就在我觉得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1979年，我给*写了封信，我不是要求*，我是想有份工作。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几天后，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当年在日本东京女子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分隔几十年，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还嘻嘻哈哈的，甚至有人还不相信我坐过15年的牢。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我还是那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人。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现在这些后人有姓金，有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可以用八代人，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
毁于战乱的肃亲王府
肃亲王府位于东城区正义路东侧，肃亲王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一个皇子，从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上来看，当时肃亲王府还称为“显亲王府”。在王府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是府门、银安殿、东西翼楼、神殿、后罩楼等。西面是花园，北面还有家庙。乾隆四十三年（1778）恢复肃亲王世袭封号，从此就一直称呼为“肃王府”。
因为肃王府环境优美，富丽堂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曾要求将肃王府作为使馆。但肃王府系“铁帽子”王府，当时负责谈判的恭亲王不敢轻易许诺，后几经交涉，法国才勉强同意将使馆建造在纯公府，肃王府暂时逃过一劫。但肃王府还是没有逃过八国联军那次浩劫，义和团运动后，肃王府被划为日本使馆，今为北京市政府所在地。
1900年6月24日，肃亲王善耆携家人趁混乱逃离肃王府后；与慈禧皇太后逃往西安，1901年随慈禧皇太后回到北京，但因为老府已经毁于战火，不得不在东城北新桥船板胡同重新建造新王府。新王府虽有房屋200多间，但已不是按照王府规制建造。王府建造有寝室、书房和花园，在花园的最北侧还建有一座二层小楼，楼内装修完全按照法式风格布置，楼内建有发电机，屋内摆放有西洋定做的钢琴、洋床，连吊灯都是完全从欧洲进口的。北新桥船板胡同内的新肃王府，也于1947年被善耆十九子宪容和善耆长子宪章，一起出面卖给了法国天主教作为神学院使用。1949年被政府没收，现原王府部分为北京袜厂使用，东部为居民住宅。
（2008年1月28日）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1）
∷∷口述 张传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声中黯然离去，皇帝美梦只做了83天；在其背后极力鼓吹复辟帝制的袁克定也从此被打上“欺父误国”的标签。此后，这位袁家大公子似乎一下子从历史大视野中销声遁迹。
袁世凯之死，给庞大的袁氏家族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衰落，袁克定，这位年轻时过惯钟鸣鼎食日子的袁大公子最后竟至经济窘迫之地步。晚年的袁克定与其表弟张伯驹生活在一起，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关于袁克定的记忆碎片，现在也成了关于这位曾醉心于帝制的“皇太子”难得一见的宝贵记录。
承泽园里的袁克定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后来有一部描写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影叫《知音》，袁克定在里面一副*倜傥的形象，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我第一次见袁克定是在承泽园的家里，按照辈分，我一直喊他“大爷”。
1941年，父亲在上海被绑架，母亲怕我出事，让我跟着孙连仲（注：著名抗日将领，后任河北省主席）一家去了西安。母亲将父亲救出后，因日本入侵，我们一家人在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记得那时候跟随父亲一起躲避在西安的还有一些京剧名角，比如钱宝森、王福山等，他们都是原来在清宫里唱戏的伶人的后代。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北京住在弓弦胡同一号，这个有15亩花园的院子原来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1946年，父亲听说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为了不让这幅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落入外国人手里，毅然卖掉了他很喜欢的这座老宅，又变卖了母亲的一些首饰，才买回了《游春图》。我们一家于是就从城里的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承泽园始建于雍正年间，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现在北大西门对着的那个院子叫蔚秀园，穿过蔚秀园就是承泽园。在父亲买下承泽园之前，它的主人是庆亲王奕。承泽园很大，大大小小30多间房子，里面有假山、有人工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荷花池，很是雅致幽静。父亲生性散淡，但对朋友是有求必应。他的朋友大多是和他谈论琴棋诗画的同道中人，我记得吴小如、画家秦仲文都曾在我们家住过。那幢房子现在是北大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学科研和办公场所。
印象中我们搬到承泽园后，袁克定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奶奶住在承泽园最后面的房子里，而袁克定的房子在承泽园前面的东偏院，我进出回家，都要经过那里。那时候袁克定已经70多岁了，和他的老伴老两口一起生活，但他们各自住在各自的房间里，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注：指袁世凯的第17个儿子袁克友）的女儿，在照顾他们。
袁克定的老伴是他的原配夫人，很胖，像个老大妈，特别喜欢打麻将，和又瘦又矮的袁克定在一起很不协调。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湖南巡抚吴大的女儿，袁克定属虎，她属龙，按旧时说法龙虎相克，但袁家结亲也有政治目的吧。袁克定后来又娶过两房姨太太，最后还是和这位原配一起生活。
前面的房子有个空阔的大门楼子，夏天时，常见袁克定在那里纳凉或吃饭。解放军入北京城时也曾住在这个门楼里。袁克定并不太爱说话，给我感觉脾气有些怪，没事就钻进他的书房里看书，我曾到过他的书房，记得他看的都是那种线装书，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2）
袁克定比父亲大9岁，父亲对他很尊重，有空就会到前院看望他。父亲的朋友多，每每在家谈诗论戏，袁克定从来不参加。
1948年，父亲被燕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导师，担任艺术史课程，以后多次在京津各大学举办诗词戏曲讲座，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那时很多燕大学生周末也会跑到承泽园的家里来拜访父亲，对袁克定多少有数面之缘。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还提及此事。
袁氏家族
张家与袁家的渊源应当从我祖父辈说起。我的爷爷张镇芳与袁世凯是项城同乡，又系姻亲。张镇芳出身书香门第，29岁时中了进士，留京任职，在户部做了六品郎官。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同父异母的长兄袁世昌为妻，因此袁家子女称呼爷爷张镇芳为“五舅”。
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延揽大量人才、培植亲信，善于理财的张镇芳便是其中一位。袁世凯将张镇芳从户部调出，主管盐政，最后升任长芦盐运使，官至从三品。长芦盐运使，主管河北、山东一带盐政，是晚清最大的盐官。“盐运使”是个肥差，据说当时即便一个地方盐运使，一年进项也有10万两白银，何况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张镇芳后来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在袁世凯支持下，1915年3月，以擅长理财而出名的张镇芳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成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
袁、张两家专就亲戚交谊而论，实非如何亲近；并且袁世凯与其长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袁世凯起用张镇芳且委以盐务重任，应更多是出于对张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