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世对养父母周恩来、邓颖超也很孝顺。两位长辈觉得她懂事儿，所以喜欢她，连她的妹妹，也关怀照顾起来。周总理和邓大姐之所以这样，最主要的，是因为维世是孙炳文、任锐的孩子。他们觉得，抚育故人遗孤，是一种责任。这是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现象，从“赵氏孤儿”那会儿就开始了。周恩来抚育维世，朱老总培养孙泱（宁世），包括黄志烜抚养粤生（新世）、帮助济世，其实都是一个字，忠孝节义的“义”。他们三个人，是孙炳文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管孙炳文的孩子。邓演达、房师亮、冯友兰他们帮助我二姐和孩子们，同样是因为这个“义”。我父亲一生，也是把抚恤辛亥烈士后代视为责任的。现在的文化中快没有这些了，没什么人理解了，所以才能产生出一些龌龊的想象。不管最后维世和宁世是怎样的结局，我作为家人，永远感谢周恩来、朱德那些年对二姐的孩子的抚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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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世“文革”三次溜到我家，
她让我烧掉了江青送的照片
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主要的，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儿子学校没事儿，爱在家里玩剪纸，自己把一些画儿和毛主席的照片设计成剪纸图案，再剪出来，弄得挺好的。维世在我那儿聊天，偶尔看到了那些剪纸，可喜欢了。她很高兴她的小弟弟们有这样小小的创造性，乐呵呵地欣赏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想起来小时候宁世带着我们一起淘气，难过极了。然后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不知道是“杀功臣”。我和维世还议论说，江青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了，毛主席应该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于太坏了吧？
维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戏剧故事中的乱臣贼子，对一哄而起的“*”，忧心忡忡；对维世的处境，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而且我觉得，有周总理、邓大姐在，维世起码能有生命安全。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
谁料，今生今世，我们再没见面！
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
江青他们那时整维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总理。但是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她的性格像极了她的父亲孙炳文。一定是这样的。维世被捕后，直接被关进了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死在了那里。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这么阴险，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我想，邓颖超同志说的“你们得给个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总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这说明他这次批捕的对象，是他自己的人。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待，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她们胡来，不按规则出牌，使总理失算，没保住维世。现在有文章怀疑说总理为了政治计算，想让维世死，这也太不着边际了。
“*”初期，维世的哥哥宁世——就是孙泱——也来过，谈话都是围绕“*”，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干。宁世也在外婆家住过。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是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又乐观积极的人。他早年留日，颇有才华，很受人尊敬喜爱。在延安时，他曾多次到鲁艺来看我，结果我的几个女同学都喜欢上他了。“*”开始时，宁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副校长，受冲击很厉害。不久后，人家说他自杀了。听说他死了，我心如刀割！我绝不相信他会自杀，一定是被人杀了。他和妹妹维世一样，没有留下骨灰——被处理了。我想，革命烈士的后代，怎么会遭如此劫难？对此，我无法释怀。他的妻子石崎也失去自由时，他那几个幼时淘气可爱的孩子，度过了很长一段艰辛的日子。
短短的一阵昏天黑地、疾风骤雨，宁世、维世兄妹俩，就都没了！我回忆起从小和他们兄妹在一起玩耍，到延安后时常相聚，建国后更经常往来，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想着这些亲情、友情，我悲从中来，但是又不能有丝毫流露。那时，我们单位给我贴的大字报都跟我们这个大家庭有关系：“请看任均的社会关系：日本特务孙泱、苏修特务孙维世、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连地上都铺着。真是岁月荒唐呀。
“*”中*同志复出时，有了给维世*的希望。我和一达，还有新世、金山，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维世和李莎，还有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莉，在苏联相识相熟，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维世只要有戏票，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江青掌控的“中央*”，找不出维世的问题，就拿十多年前的这件小事，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
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她们，却连借口都不用找，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是一达还是金山来着，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以这个结论为根据，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给姐姐孙维世*。
*主政期间，批准了给维世*的事。但是还没办，他就被“四人帮”和造反派们鼓噪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整下台了。“*”结束后，才正式开了给维世*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