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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简朴同志是在延安鲁艺平剧团认识的。那时，他从党校调来，被选为支部书记，我一有解不开的事儿，就愿意找他谈谈，他能帮我分析解决。简朴是因为喜爱戏曲，才从党校调来的。他能唱能演，嗓音又宽又亮，非常甜美，是一个好小生。我觉得现在的小生也很少有他那样好的嗓音。
说实在，我被组织上分配搞京剧后，心里是有压力的。因为那不再是业余玩票，而是得参加专业演出，完成任务。可我从小并没有拜师学过京剧，懂的太少，会的太少，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很多都得现学。怎么办？只有向懂京剧的老师学习才行。而且我必须下大功夫，勤学苦练，才能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所以，我在延安跟好多位老师学过传统戏。他们一招一式地指教，一腔一声地指导，我才有了上台演出的基础。
那时，主要教我传统戏的有陈冲、陶德康、任桂林、王斌亭等同志。我从小没进过科班，学起来才知道学戏不易。
任桂林同志教戏时，特别有耐心，百教不厌，总是到我完全学会了，才结束，还鼓励我。他教我唱《奇双会》时，教了一遍又一遍，边教边讲解。我会唱了后，他又组织乐队跟我伴奏合练好多遍，直到配合得非常严实了，他才满意。看着我练得不错了，他开玩笑说：“任均呀，你可以灌唱片了。”得到任桂林同志这样的鼓励，我心里很愉快。
陶德康同志教戏要求严格，比较严厉，我们跟他学戏时，不敢反复地问来问去。可是学两三遍学不会，又不敢问，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那时候，我们学戏的土房子里面，隔间的墙壁都是多半截儿高的，这屋子说话，那屋子听得清清楚楚，可以隔着墙聊天儿。我们便把会记谱的李纶同志找来，请他偷偷地坐在隔壁房间里。陶德康同志在这屋教唱时，李纶同志就在那屋悄悄地写下谱子来。等陶德康同志走后，我们就照着李纶记的谱子唱。当然，按谱子唱，肯定会丢了京剧的韵味，我们就等把旋律唱熟后，再请陶德康同志教几遍，努力学韵味。这样我们就学得快多了。
那时候，在革命队伍里，老师们都很辛苦，却从来没有过要钱要物的念头，我们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概念。大家觉得，教戏，学戏，演戏，都是工作。所以，在延安的京剧事业上，老师们付出很多，贡献很大。作为当时延安京剧舞台上的主角，我在心里永远记着他们，永远感谢他们。。 最好的txt下载网
没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鼓励和教导，我哪敢演？（2）
在延安时，我曾经演过《大登殿》，主演王宝钏，也演过代战公主，很受欢迎。这个戏我也是在延安现学的，教我这个戏的人，是当时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冯牧同志。他用业余时间教会了我。他还教过我两出戏，一是讲明代薛广的三房妾含辛茹苦教导二房妾幼子的《三娘教子》，二是讲鲁国大夫秋胡故意戏妻以验其贞的《桑园会》。但因当时战争形势紧张，都没演出。冯牧很懂戏，还会唱老生，唱得很有味儿，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早在鲁艺时，冯牧在文学系，我和一达在戏剧系，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了。我和一达在天津工作时，他还跑到天津去看我们，后来一直联系不断。我们二十来岁相识，几十年间来往挺多。我有困难或遇到什么问题时找他帮忙，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有求必应，是个让人信得过的人。到“*”时，好几年的时间里，谁也见不着谁了，也都不知道彼此的情况。“*”后期的一天，我和一达到王府井买东西时，碰见了冯牧。一见面，亲切极了，简单地交流了一下在“*”中的情况后，冯牧反复地说：“这回我算大彻大悟了！这回我算大彻大悟了！”后来我们又约在马伯峰同志家聚会，马伯峰给炖了很香的羊肉，准备了酒，一起跟冯牧聊“*”、说江青，等等，谈了很多很多。
1947年以后，我在贺龙司令员属下工作。贺龙同志向来重视京剧，以前的战斗平剧社就是他支持搞的，对晋绥军区平剧院，他仍很上心，尤其关心主要演员和老教师。我在晋绥时，剧院来了刘元彤、殷元和、张元奎几位出自富连成京剧科班的演员，专业水平很高。他们本来是王一达为延安平剧院招收的演员，因为胡宗南进攻延安，就都留在晋绥了。富连成是对我国京剧繁荣发展影响最大的科班，马连良、裘盛戎、袁世海、谭元寿都出自那里，梅兰芳、周信芳也曾去那儿搭班学艺。刘元彤是富连成元字科的尖子学生。他进入晋绥平剧院后，教我演了《御碑亭》的孟月华，和《凤还巢》的程雪娥。《御碑亭》演的是，明代书生王有道怀疑妻子孟月华在御碑亭避雨时不守妇道，因而休妻，后知真相，向妻请罪，言归于好。《凤还巢》是讲经过种种误会后，程雪娥终遇如意郎君，成就美满姻缘的故事。刘元彤教戏非常认真，我跟他学戏，便很细致。他演旦角身段漂亮之极，尤其是教我的《御碑亭》“跑雨”那场戏，美极了。他还教了我各种水袖的舞动手法。他舞的水袖，非常美丽。还有位王桂山老师，是戏曲老内行，年轻时也是个名演员。他教我《樊江关》里面樊梨花的许多武功动作，都非常漂亮。《樊江关》说的是唐太宗、薛仁贵被困时，薛金莲怪樊梨花不即刻发兵解围，姑嫂反目、几至动武的故事。可那时，我已经二十大几了，没有科班的童子功，学习这些东西，感觉挺难的。我就每天早上跑到老乡的打麦场上，下大工夫练它们。工夫不负有心人，后来的演出效果还是不错的。在晋绥学的这几出戏，使我觉得自己在传统戏的演出技巧上，又提高了许多。
在晋绥时，我们剧院驻在一个叫扈家沟的村庄里。一天刘元彤他们几个人吃完饭出去溜达，在村里走着，遇见个瘸腿乞丐正在向老乡乞讨。他们一看，这个乞丐居然是他们的老师唐富尧！唐富尧也是男的唱青衣，曾经挺有名的，是富连成富字班的，后来在富连成教戏。可是他的腿被车撞伤，没人让他演戏教戏了，他就没饭吃了，只好瘸着个腿，走出北京，乞讨为生。其实他也就四五十岁，但因贫病交加，显得挺老的。他觉得解放区社会安定些，要饭容易，就一路乞讨往晋绥走来。不知怎么的他要饭要到了扈家沟，遇到了刘元彤他们。刘元彤请他稍等，赶紧跑回剧院，找到院领导张一然、王一达，介绍唐富尧的情况，问能不能请他到剧院来教戏。就这样，唐富尧成了我们的老师，也算是加入革命队伍了。剧院给了他教师待遇，吃中灶。对此，他感动之极，工作格外地积极和认真。可惜他病体缠身，一年多后，死在晋绥了。我们把他埋葬在扈家沟后山的向阳坡上，还开了追悼会。
那些年里，一些我的直接领导阿甲、罗合如、邓洁、张经武、柯仲平、刘芝明、杨绍萱、王镇武、高士一、张一然等同志对我的重视和培养，都使我难忘。还有齐燕铭同志，当年我们排传统戏，有时请他来指导，我因此得到他不少教导。一次他看了我排的《宇宙锋》“金殿装疯”那场戏后，给我提了很具体的意见。某个动作，他表扬了我；某个动作，他说我做得不够。不够之处，他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帮助我理解剧中胡亥与赵高之女艳容的戏剧关系，使我觉得真是受益匪浅啊。齐燕铭同志对我们延安平剧院的帮助也很大。他能写、能导、能演、能教，很是内行。当初杨绍萱同志写《逼上梁山》后，齐燕铭同志给做了改编，给导演出来。我们剧院创作《三打祝家庄》阶段，齐燕铭同志参加了多次讨论，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齐燕铭待人亲切，对同志非常友好。建国后我曾有事请他帮助，他帮助解决后，没找到我，就给我写信告知结果，托阿甲把信转交给我，使我十分感动。所有这些老师同志对我的帮助、鼓励和教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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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开延安，我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辈子，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京剧，是在延安；我最后一次登台演京剧，也是在延安。1949年2月，我作为西北大区的妇女代表，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坐着大卡车，从延安到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那以后，我再没演过。
我搞京剧，是服从组织分配，本非所愿。我也自知，我演京剧，并不是很有才华，只是“此地无朱砂，红土以为贵”，当时延安没有更好的京剧旦角演员，我就歪打正着，成了“主演”，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领导同志的肯定，甚至得到了诸如“延安梅兰芳”那类名不副实的过高美誉。这当然能促使我尽力为那时的京剧工作付出努力。从在鲁艺戏剧系学习起，到出席第一次全国妇代会止，我在延安和晋绥解放区参加演出了京剧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共三五十出，几百场，时间长达十年。
但我明确地知道，我的条件和才能同我那时所受到的赞誉是不相称的。因此，我考虑，即将全国解放，京剧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和优秀演员大有人在，我的艺术水平是不能满足更广大观众的要求的。在解放区从事京剧事业，就像是冥冥中安排的我的使命，我已经力所能及地完成了它，走过了那段历史。现在，应该愉快地退出舞台了。
那时，我的爱人王一达也愿意改做其他工作。我们便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改行要求，经安子文同志批准，把我们俩留在北京分配工作。
从此，我再没有登上过舞台。
当年，我父亲送我到延安后，跟我二姐和维世一起商量，让我进了鲁艺。父亲知道我是去学戏剧，话剧，知道我的工作是搞文艺，搞新文艺的新艺术形式。但是他不知道我在延安竟然搞了十年戏曲，演了十年京剧。我从来没告诉过他。他直到“*”中去世也不知道。
我离开延安已经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