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狼共舞
——中日交往的浪潮
与日本交往首先我们得做好随时受伤的准备，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任何人的努力能够消除的矛盾。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如此复杂的关系，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更是文化沉淀下来的，当然也有经济的成本在里面。
在世界承认的中华民族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时期，由于交通工具和地理环境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没有和日本有过任何交往，当然也有人曾经猜想，日本人到底是不是徐方士带走的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3000童男童女？或者是有没有可能使这些人与当地土居居民的杂交后代？因为徐方士的目的地就是海中间蓬莱仙阁。从地理条件上来说，这种假设肯定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秦汉帝国时期，日本人应该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时代，与秦汉帝国的文明相比较，同化的基础都没有，即使徐方士到了日本的国土上，被当作食物的可能性极大，3000童男童女刚好被他们饱餐一顿，更不用说那艘排水量那样小的船更笨不可穿越东海到达日本。中国与日本的第一次交手应该说在东汉末年，也就是徐方士已经走了近千年，刚从树上下来的日本人突然面临中华文明的波及，其惊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其实在此时，东汉的军队还是从朝鲜半岛进入的。从这个方面看，徐方士率领的3000名童男童女被大海吞噬的可能性就增加了，毕竟中华文明在秦汉时期的发展速度是飞速的，工具的更新速度也是飞速的，因为没有工具的更新就不会有上千年中华文明的奠基。可惜好景不长，东汉只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昙花一现，而且也是外强中干的最真实的表现，此后中华大地陷入了长达350年之久的战乱，日本人从惊愕中寻觅着东汉军队带来的船甲碎片，再经过近300年的研究，终于能从朝鲜半岛走进中华文明，这样的惊愕与恐惧还是迎来了中华文明的第二个高潮——隋唐帝国的建立。
杨坚的军队虽然只是在朝鲜半岛耀武扬威了一番，可是对日本人来说，那根本算不上噩梦，真真的噩梦来自薛仁贵征东，也就是李世民的铁军。中华民族的大统带来的强权外交，全面展现了汉字的同化力量，高丽和日本只能区府臣下。公元663年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噩梦，在唐军7000将士的炮火中，日本人屈膝投降，但是日本人却是一个很注重现实的，因为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野人的血，他们开始了开昧求知，向大唐学习，万里遥遥派遣唐使到长安。当时文明古都——长安城市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更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日本的遣唐使在惊愕和崇拜中，不遗余力地学习着大唐的政治、文化，全面引进大唐的商品和文化，至今在日本还保留着学习中华文明的痕迹。当然这个过程同时给我们在案塌之侧安放了一个喂不饱的狼。隋唐帝国灰飞烟灭之后，当中华第三帝国时期来临之时，日本已经变成了十足的不可理喻恶狼，当然这些冲突都被浩瀚的日本海淹没了。最让我们记忆犹深的是明代的倭寇，他们跑到浙江沿海打家劫舍，最终引起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大打出手，结果也是明将李靖挥军入朝，日本人辛辛苦苦建立的丰臣秀吉政权灰飞烟灭，彻底粉粹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垂延之举。
至于近代，道光的愚昧和反复无常、咸丰的羸弱和耻辱，到了光绪虽然试图变法维新，但皇权已经旁落到了一个只知玩弄权术、以求私利不顾及家人的慈禧手中，结果中华文明最好的崛起机会以百日寿终正寝而告终。而日本却在强权天皇的倡导下，肃清了幕府势力，励精图治，改革社会，开始迈向了自强之路。
纵观历史，日本作为生活在中华文明下的属国，面对中华文明恨不得每一个人张有三个脑袋、八只眼睛，十条腿，从文化超级模仿到服饰的全盘照搬，日本人就变成了中华文明的东施效颦，中华文明的一举一动，对他们而言都是奉若神明。当然这样结果必然会出现日本的狼性在一夜之间骤然爆发。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日甲午海战、七七事变都印证了这个思路。
日本和中国的交往为何从唐代的百依百顺转变为狼性窥视？
这个原因还得从宋代的懦弱说起。宋代是中国儒家学派兴起的高潮，尤其是半吊子儒家学者赵普标榜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再经过陈氏两兄弟的发挥，以理性学说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成为中国治国的大政方针，再加上宋王朝对朝鲜半岛的失控更加让日本人的狼性成就起来，尤其是徽宗父子沦陷金国，让日本人变本加厉，侵略地大物博的中华就成为日本历代政府的基本方针，所以倭寇横行准确的讲是出现在南宋时期。宋代灭亡后，日本人看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虽然忽必烈两次攻打日本都是无功而返，这让日本更加看到侵略中国的希望。虽然日本在后来断断续续与中国交好，但侵略的本性日益显露出来。
西方列强的兴起，日本和中国都沦为西方列强的肥肉，但日本很快在泥坑中爬了起来，中国却在慈禧的淫威下日渐沦丧，这样爬起来的日本首先想到是从中国掠夺点什么，甲午海战就变成了势在必行。当然中日甲午海战中国的失利不仅仅区限于日本狼性的展示，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软弱，李鸿章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漠视主权的沦丧，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的实力输给小小的刚刚从泥坑中爬起来的日本，就连当时的西方列强都不敢相信，用费正清的话说就是“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仍坚持中国陈腐的自命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同时又不积极争取对朝贡国的宗主国地位”的失利。甲午海战是中国在对日作战史上的首次失利，更是让日本人狼性全面发挥的第一次演示。
这样我们就得有必要再返回来研究一下中国人的性格。
首先，中华文明是产生在先进的农耕文明基础上，就如同中国人的性格——外干内强。在几千年文明进化史上，中国人都是善于在自家田地里精耕细作，这与西方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文明是在草原上驰骋产生的马上文明，粗犷而有棱有角，是典型的外张性文明；中华文明既然产生于自家田地，内含中就没有外扩的性格，对自己的家人中国是严格教条主义，宗室为上，一旦走出家门就没有自己的田地，紧紧的讲自己的性格收敛起来。而日本人在学习中华文明的过程中还处在四不像的阶段突然发现西方文明，那更是如鱼得水，深深地陷进去，拼命吸取养分，尤其是非常适合狼性的成分，如侵略和战争。
其次，中国在历史的进化中，尤其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已经固化了创造能力。虽然，中国的封建王朝几经变更，但这些王朝的变更基本与老百姓没有啥关系，我耕我的田，你打你的仗，遇上盛世日子好一点，遇上乱世日子也过得去，方块字还是方块字，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只是在性格中我拥有它。当然文化的传播没有在老百姓流传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问题还是出在统治阶级当中。纵观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对农业生产进步有帮助的外，封建君主哪一个主动鼓励更新农业生产工具的，每年例行的农间田作只是在告诉上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在元、清两代马背上民族的统治下，圈田为牧更是一种风尚和权利，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这样的条件下固化创造能力就成为必然。
第三，耕读之家风尚成为社会主流，财富的标志就是田地拥有的数量。田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动产，既然为不动产，那么它必然要失去流通性，不流通的财产那是死的，是不会再创造财富的。所以，围绕这个财富，守好自己比看好别人还要重要。这也许就是“一人一条龙”性格的由来。
这样话题还是抛开为佳，否则里我们的主题太远了，尤其是研究日本狼性太远。甲午海战之后，所发生的很多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我也不再一一累赘。
展开历史是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卷，尤其是近代历史，也就是日本狼性成就以后的历史。有人曾不负责任地说“中日关系和平是长期的，战争是必然的”。如果说中日关系可以浓缩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话，那么两千年友好的基础是什么？那是在两千年强大的中国面前，而不是已经成就狼性的五十年强大的日本那边。
悬于孤岛，日本人为何猖狂？经济强大仅仅是一个方面，民族性格才是决定未来关系的关键。日本在甲午海战之后，当看到中国没有和平和统一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这是大和民族的本性。我也否定两国和则利的观点，但日本会与中国和吗？我看不然，只要中国不够强大，日本发动新一轮的战争那是必然。要想和平，我们做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力量那是重中之重，也是防止战争的权衡之术。但是，中国会很强大吗？现在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和日本在一个水平线上，赶超日本就如水中探月，而且日本已经放出了“###”，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可以想想，在小小的日本头上悬一个强大中国，他们会安稳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即使中国没有侵略的性格，也不会让中国强大的，因为日本早就把中国划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内，中国一旦强大，在东亚日本就失去话语权，就失去资源和侵略对象，这是日本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日本首相要参拜靖国神社，要强行供奉1000多名战犯的牌位，还要修改教科书，让后来的日本人都知道大和民族是战争中强者，这要比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