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片刻。这时候，沉默是必要的。双方都在酝酿着，像比赛之前的准备活动。他在想着说什么。我在想着如何谈下去。
他掏出一个白皮的小笔记本，刷刷刷地翻动着，翻到了一页，指着本子对我说：“临到秘鲁之前，我们广播电视部的部长吴冷西同志专门找我谈了半天。”他看了看本子，“是8月19日上午。冷西同志说：‘体育解说是一种相当高级的艺术，是解说员思想状况、文化修养、专业知识的综合反映。解说一次，等于一次考试。’你看，总结得多好……”
体育解说，在国外很早就有。但把它当做高级的艺术，这样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恐怕只有在我国得天独厚。体育解说在我国的历史并不长。解放初期，张之和陈述转播一场篮球赛，恐怕算是撩开了这门艺术的序幕。1953年，张之在天津转播四项球类比赛，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听罢，高兴地说：“有人会‘说球’，这个办法群众很喜欢，可以普及体育。会‘说球’的，也是专家嘛！”
现在，专家就坐在我的面前，一脸愁云惨淡。他好像心事重重，在想着沉重的往事。
他不承认自己是专家。他只是说刚刚开始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追求的目标：
“真的，这不是谦虚。现在，体育解说，观众、听众起码有几亿。体委副主任徐才同志对我说：连老太太现在都知道个‘短平快’。所以，体育解说要把社会教育、普及知识和报道动态、增强人民娱乐性，三位一体。你看，这要求多高哇！我做得差得远着呢！小的方面不说，光是解说中，大的失误就有两次……”
“是吗？那请你谈谈这个吧！”
“这行！”
他的眼睛闪现出光亮来，神情也振作了。好像他马上要讲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失误，倒是自己的一段光荣史。他招呼着爱人：“钟瑞，拿点儿糖来……”
“钟瑞同志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全国联播节目里，你常能听到她的声音。”小战向我介绍着。
一个高高个子的中年妇女端着一盒糖走进屋，放下糖，又端来几个茶杯，为我们一人冲了一杯茶，淡淡清新的茶香在满屋飘散。
关系融洽。采访，像绕过一块礁石，开始顺流而下。
“去年在日本转播世界杯女子排球赛，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中日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喊了起来：‘不管日本队怎么喊，双方的实力差距摆在这儿呢！’而且还说‘我们已经是世界冠军了。这些话，你们肯定都听到了。”
我点点头。这话是欠妥当。缺少大将风度。
“我们女排那是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当时我激动了，转播时说：‘诗人们，希望你们写首诗吧！作家们，希望你们写一篇文章吧……’这话你们一定也听到了！”
我又点点头。这话并没错，倒是很有激情哩。
“你看，要不说体育解说是无底洞呢！它不仅要求我们要懂得各种体育项目，还要有文学素养和政治头脑。一个解说员的语言在于深度，不在于表面，不在于高昂的政治口号和廉价的激动。”
他有更高的追求。
“其实，这方面，周总理早在1971年就对我有过批评！”
“是吗？”
“那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刚开始回到话筒前转播，是一场乒乓球比赛。我尽量用了一些形容词。什么‘流星’呀，‘闪电’呀，‘精湛的球艺’呀……”
那阵子，假、大、空的流行病传染，调门越高越革命嘛。
“总理看完那次电视说：‘体育解说不要把观众带进迷魂阵嘛！’这批评多尖锐，多深刻……”
体育解说牵动着多少人的心！
他不说话了，沉思起来。
“你是一个性格外向、好激动的人。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我笑着说。
“没错！”他爱人先笑着说道。
他也笑了：“的确，一见话筒，我就感到兴奋，就像足球运动员见到了草坪，游泳运动员见到了水面，象棋运动员见到了棋盘……转播完了，更是兴奋。刚开始，年轻，兴奋得睡不着觉。现在，身体差了些，累得睡不着觉。以前，一直没有怎么深入思索思索，既然把体育解说当做一门艺术，就应该研究研究这门艺术的规律。这次，在秘鲁，比赛的时候，体育馆里比在日本还热闹。秘鲁人专门请来一位杂技团的丑角做专业指挥，全场上千名观众全都听他的，一起呼叫。中秘两队争夺冠军的决赛最激烈，我特别注意了……”
我记得当时他说：“我们希望世界所有的排球队都有进步。大家进步了，世界排球的水平才会不断地提高。”他解说的艺术也在不断地提高。
“所以，体育解说不能只是报道实况，它应该体现出我们的政策水平，它应该表露出我们民族的风格，它应该刻画出运动员的性格……”
我想起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谈自己的体会说过的话：“体育广播员应该是一个出色的向导，把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带到欢乐的体育世界。”他不会再把观众引入迷魂阵了。
他毕竟已经43岁，成熟起来了。他不满足一点儿小小的成绩，虽然，为了这一点点，他付出了整整29年的努力。他愿意继续努力。
我忽然注意到他的桌子上摆满一摞厚厚的书籍。其中既有文学史、又有赵树理作品研究专集，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编写的上下两册教材《舞台语言基本技巧》……他在学习。
最可贵的，我采访到了。见好就收，天也不早，我告辞了。
谁知道呢，好事多磨，第二天的采访一开始就不顺利起来。
记体育播音员宋世雄（3）
两个旅行箱，20支蜂王精，三条原则，他谈得正兴奋……
“老肖同志，实话对你说，我昨晚一宿没睡好觉。”这是第二天清晨，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
“怎么啦？”
“我琢磨了一宿，老肖，咱们认识了，就是朋友了，你看你是不是不要写我算了。耽误了你半天时间，真是对不住！”
他说得诚恳。
“为什么呢？”
他说不出，我能理解。那是无形的，像风。现在，并不只是他一个人，几乎形成一种不正常的畸形现象：赞扬和诋毁可以是同义语，同样可以置人于尴尬之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他现在不需要什么报告文学，他需要继续努力探讨体育解说这门艺术。
大概他见我有些为难，又说：“跟你说心里话，要说我觉悟有多高，谈不上。支撑我要把工作搞好的只有两点：一是观众、听众，二是运动员。真的，你写过运动员的报告文学，你知道他们的甘苦。不把他们的精神反映出来，对不起他们呀！”
我又想起自己的任务。采访还要继续下去呀！“那么不谈你自己的情况了，光谈谈运动员是怎么感动你的，行吧？”
“哗啦”，他从床铺底下抽出一个旅行箱。打开来，满满是资料。“这是我这几年积累的一些运动员的资料。我从秘鲁、阿根廷带回国，很沉，但没舍得扔。”
我翻着，这里有许多是排球知识的资料，还有许多是运动员本身档案式的资料。
“你看这个。”他翻开一个笔记本，冲我说道：“这是我在漳州采访的笔记。有一天训练结束以后，我遇到杨锡兰。我问她：‘累吗？’她反问我：‘你看我这样子，像累吗？教练员让练30米变速冲刺跑15趟，我非跑25趟，我就不让他把我练累！’你看，这就是人物的性格。不仅感动了我，教育了我，以后对我转播比赛时解说也有帮助。”
的确，这比他以前光说孙晋芳一吐舌头，郎平一挥双臂，张蓉芳咬嘴唇，梁艳爱笑……更能刻画人物的性格。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心的。
“还有这个，你听听。”他又找到新的资料，对我念道：“5月10日，漳州训练。陈亚琼肌肉受伤，腰又疼得上不了楼，而且赶上她来例假的第二天。疼得她一边扶着楼梯哭，一边上楼。田大夫拿着杯子，默默地走在她的身后。我心情很难受，也不敢上去搀她，赶紧先上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掉下了眼泪……”
他不念了，也不说话了。沉默。我们两人的眼前仿佛都出现了陈亚琼扶着楼梯艰难上楼的画面。那像电影里无声的慢镜头。
“你说看到运动员这种激动人心的情景，我能不把她们的这种精神面貌，通过我的解说反映出去吗？”他说得很激动，眼睛潮乎乎的。
他揉了揉眼睛，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想遮掩一下自己这过于激动的情绪，赶紧把糖盒推过来，对我说道：“快吃糖！你看我也不抽烟，家里也没有烟。”
“你不抽烟，喝点酒吗？”我剥开一块奶糖，随便问道。
“不喝。”
“啤酒呢？”
“在宴会上非喝不行的时候，只喝杯底那么一丁点儿。”
“为什么呀？”
“不行呀！我的这点儿本钱就靠嗓子呢。在飞机上连发的冰激凌，我都不敢吃。”
他牺牲了多少个人的享受，为了千千万万的观众、听众。
“我在秘鲁给我爱人写信，给自己提出三条原则：一、别生病，二、出色完成工作，三、平安返京。”
“有意思！”
“我爱人托体委的同志给我带去了20支蜂王精，还有一大包治嗓子的药。”
说着，他从床铺底下又抽出一个旅行箱，打开盖，嗬，半箱子衣物，余下的空间放着一大包中草药：玄参、桔花、胖大海、麦冬、生地、玉竹、甘草……
“真不少，够你吃一气的！”
“这药倒真是没少吃，20支蜂王精我没舍得吃。”
“怎么，又带回来了？”
“我对我爱人说：‘你在家带着两个孩子，比我还累，你吃了吧！’”
“她说什么？”
“她说我：‘真可气！’”
他笑了。我也笑了。
“那20支蜂王精呢？她吃了？”我问。
“没有。谁也没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