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命运。郝修女怀疑它的年代比大家想象的要久远得多，便打电话给观护局的局长克礼先生（也就是来参加过写作营的那位前任牧师先生）。克礼先生抢救回这件艺术品，仔细检视一番后，和修女有了同样的结论，不过他没有把作品收藏在观护局，而是当作礼物送给了郝修女。
郝修女从厨房出来，把手上拿的饼干和咖啡放在我面前的一张矮桌子上。我有沙发可以坐，而修女则是双腿交叠坐在地上，一派长期练就而成的自在与闲适。
“我必须警告你，”修女对我说，“如果你去听凯文的审判，可能会让你感到心碎。一旦你看到我们的司法系统是怎么对付这些孩子的，就很难再继续抱有希望。”
事实上我还没有主动要求出席凯文的审讯会。我只是路过修女的家，进来和她讨论小说的最新定稿，我的这本书描写一位卡梅尔教派修道会的修女，而仁慈的郝修女愿意先试阅并给我建议。然而与修女交谈时，话题的转向总是出乎我的意料且非常具有建设性，我已经习惯并开始喜欢上这种对话的模式。
“审讯会在哪里举行？”修女问。
“托伦斯法院，在长堤附近。”
“噢——要开车到那里实在太远了，而且塞车会很严重！不行，这样太辛苦你了！”修女低头看着点心盘，突然笑了起来，“看看我做了什么？我把咖啡壶拿了过来，却没有拿杯子！你等我一下。”她站起来走进厨房，“你要不要奶油和糖？我连问都还没问你呢。”
“如果方便的话。”
我听见修女打开冰箱，“用牛奶代替可以吗？”
“这样更好。”
“我希望你尝尝我做的那些饼干。”
修女拿着杯子和小碟子回来，还拿了一个装满脱脂牛奶的罐子，以及一个起码装了五十包糖的碗。
“凯文这个可怜的孩子，”修女边帮我倒咖啡边说，“我可以想象他现在一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又没有父母在旁边支持。但我每次看到这孩子，他总是表现得愉快又有礼貌。”
“凯文能参加写作班实在是太好了！”我说。
“而且他真的很喜欢上这门课。你还有时间吗？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修女再次从地上跳起来，走进较远的一间房间，是她的办公室兼卧室。她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装满了信件的档案夹。修女拿出其中一封信交给我。“我请一些孩子把他们这些日子以来上课的心得写下来。管训院最近有一些改变，情况不太乐观，我们必须更努力才能让教育计划继续实施。这些孩子写的信，可能是支持我们坚守理想的力量。”
敬启者：
自从我加入了马克老师的写作班，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有许多改变。写作帮助我对其他人敞开了心灵，并有更豁达的心胸去接纳别人的意见。写作也让我发现了许多以前从不自觉蕴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由于我受到的法律指控，社会大众认为我是个“冷酷的罪犯”；其实没有人了解我真正的一面，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直到写作帮助我探索自己的灵魂，把真正的本性吸取了出来。我的写作老师马克不断给我帮助和鼓励，并尽他所能地为我们这些人做了很多事情，远超过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他是我们的朋友。我很高兴自己有幸能参加写作班，这是我最值得珍惜的人生经验之一。
凯文杰森
1998年8月5日
“看到了吧？”修女说，“你已经为凯文做了很多，不用担心审判的事，可能会拖拖拉拉好几个星期的。你可以出席他最后的判决听证会，只需花一天的时间，这对凯文而言就已经是够好的了。”
我离开郝修女的家后，便直接前往托伦斯最高法院。在我之前的一位访客，因不愿接受金属探测器的搜查被拒绝入内，而我则通过了警卫人员的盘查，进入法庭。凯文的两个阿姨都坐在旁听席上，她们告诉我审讯还没有开始。
检察官罗丝小姐一身端庄的打扮，金发在脑后整齐地梳成一个髻。她的表情非常严峻，但年纪其实非常轻，我猜她只有二十几岁。而罗丝小姐的对手，被告的辩护律师保罗肯尼先生，却和她相去甚远。肯尼先生是个吨位超重的中年男人，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头发也该剪了。他不时地拿起一个很大的塑料瓶喝水，一副轻松的样子，但看起来不怎么令人有信赖感。他的模样让我联想到一种体型庞大、友善而短腿的看门猎犬。
凯文坐在肯尼先生的旁边，穿着粉蓝色的西装，别了一条深黄色的领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橘色的囚服或内衣以外的穿着。他看起来非常紧张而消沉。我在休息时间走到凯文的座位，并向他的律师自我介绍。
“喔！是你！”肯尼先生说，“我本来要回电话给你的。但我一直忙着准备这个案子，找不出时间。”
我再度向肯尼先生表达出庭作证的意愿。
“如果凯文败诉的话，在判决听证会上才会需要你这样的证人。现在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争取胜诉上面吧！”
审讯一开始是检察官罗丝小姐的发言，她描述三名被害的黑人少年在命案发生时，本来正要离开一个购物中心的附设电影院。凯文杰森和他的女伴以及另一对朋友，也刚好从停车场走向电影院。当双方人马擦身而过时，发生一些言语的冲突，随后便扭打成一团。凯文朝三名被害人开枪，其中两名男孩分别是胸口和臀部中弹，不过都活了下来。但是另一位叫兰登托克的孩子背部中枪，在医护人员赶到时已经不幸身亡。
枪击案发生后，凯文和朋友们开车离开事发现场。但他们没有四散逃匿，而是到了另一家戏院打算看同一部电影。因为错过了放映时间，他们只好开车回原路。一名托伦斯市的警察根据命案目击者的描述，认出了凯文一行人的车子，便跟踪并拦下他们。警察在凯文的后座位子下找到了凶器。那天晚上凯文在警局接受盘问，承认是他开的枪。
罗丝小姐告诉法官，她可以提出证据证明，这场枪击案毫无疑问是一项冷血的谋杀，不是出于自卫或过失杀人。“而一切的起因为何？”她说，“是因为彼此挑衅互殴，还是红、蓝帮派之间的斗争？是为了表现勇气，还是只想炫耀？事实上什么也不是。”罗丝小姐强调被害人是在没有特殊理由下被谋杀的，因此被告凯文罪无可逭。
轮到辩护律师肯尼先生发言时，他先承认这是一宗艰难的案子，但坚持法庭必须根据证据，而非情绪化的愤慨来评断这个事件。
肯尼先生对案件的了解是：三名被害人以为凯文是红血帮的成员，于是他们走近凯文身边时说了一句：“兄弟，最近混得怎么样啊？”这句话在我们听起来似乎无关痛痒，但对帮派分子来说，带有一种挑衅的语气，凯文对这句话没有做出回应，而三名男孩又说：“活得还好好的吧，老兄？”这句话也是具有严重的挑衅意味，很容易挑起双方的流血冲突，甚至有人因而丧命。
凯文故意不理会这些话，以避免双方的对峙，但那三名男孩仍不罢休，还重重地打了凯文的脸。凯文在无路可退的惊慌下才拔枪的。他原本不想伤害任何人，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开枪。
“这是一宗自卫杀人的案件。这个年轻人有权开枪保卫自己，不受敌对帮派的伤害。”
在接下来的审讯之前，肯尼先生走到法官席与法官讨论一项程序问题。我看惯了电视上演的法庭戏，原以为当天会有很多听众，但座位席上几乎是空空的。除了凯文的阿姨以外，算算房间里只有六个人。一位是地方报纸的记者，而我猜想其余的听众都是被害人的家属。
审讯继续进行，法官传唤了当晚和凯文在一起的两名女孩之一。女孩声称自己看到凯文被打后就转身逃跑，她只听到背后有枪声，但什么也没看见。当他们进入车内时，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她也不知道车里藏了一把枪。检察官指出女孩的证词，和当晚命案发生后她对警方的供词有几点出入。但女孩坚称她不知道，也不记得那晚说了什么。她似乎为了必须出庭而感到很恼怒。
午餐之后，凯文的女伴被传到证人席上。她指证被枪杀的男孩说了好几次挑衅的问话，但凯文没有回应，那个男孩就故意问得更大声，还对他们吼叫。女孩说她想把凯文拉开，以免双方打起来，但三名男孩阻止了她，并打了凯文的脸。她像另一个女孩一样立刻转身逃走，所以没有目睹之后发生的事情。
休息时间过后，与凯文同行的男孩也出庭作证。法官必须一再提醒他提高音量，才能让全场听得见他的证词。男孩承认知道凯文那晚携带了枪械，不过就像前面两位女孩所说的，他也只看到了凯文被打，而没有亲眼看到枪击的过程。他的确有很多帮派的朋友，但自己没有加入，也否认他那晚穿的红色上衣、运动鞋或驾驶的红色跑车，是红血帮的象征。男孩表示案发后前往另一个电影院并非他的主意，而是应女孩们的要求。
那天的审讯快结束前，我才想通为什么是凯文的朋友，而不是他本人被传唤发言。他的朋友们虽然看起来很不成熟且毫无说服力，但至少他们没有朝任何人开枪。陪审团可能假定凯文是这群孩子中最顽劣的一个。然而他们的证词和警方的调查的确有相同之处：凯文受到了三名男孩的挑衅，而不是他主动攻击对方。男孩们问了好几次话想激怒凯文，但没有得到响应，其中一名男孩就打了凯文的脸。凯文往后跌倒，从口袋拿出了手枪并开火。凯文是不是因惊慌而误以为那群男孩携有武器呢？他有理由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吗？还是他真如检察官所说只是一个冷血的小混混，不敢徒手而非得用武器对抗敌人的懦夫呢？
如同郝修女的预言，那晚我带着破碎的心上床睡觉——但我并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