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望，相反，刺激了他的新的欲望。这种现象是否推翻了递减律？如果毫无变化地重复同样的行为（完全相同，既无扩展，也无变化），则其结果也是必然走向厌烦或厌恶。因为，这里同样存在总体效用与个体效用的区分：具体到某幅画，比如说唐寅的仕女图，如果同样的一幅，则任何一个字画收藏家都会异常兴奋。但如果某收藏家再拥有同样的一幅画，则兴奋的感觉将削弱，如此增加，直到N幅（N取值在3到无穷大），则对他来讲，唐寅的这幅画可能连废纸都不如了。我想，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收藏家手头有两幅同样的名画，会毁掉其中的一幅。
收藏家之所以欲望无穷，是因为他已经获得的画或者还没有获得的画，是不同的，各幅画给他带来的效用加总，就是他的总效用，而“每个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即使拿汪丁丁先生所列举的酒的例子，同样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在炎热的夏天，喝一杯冰啤酒会使你感到神清气爽，舒服极了。喝第二杯，感觉也不错；喝第三杯、第四杯甚至更多杯，感觉会怎样？如果第二杯啤酒给你的满足度跟第一杯一样的话，我们说边际效用恒定。但是，第三、第四、第五甚至第Ｎ杯啤酒，给你的满足度，跟上一杯相比如何呢？满足度或者效用，还跟上一杯一样吗？显然，良好感觉会逐步降低，若觉得不胜酒力了，说明边际效用达到了零；如果再喝，则会醉酒、呕吐，那么，边际效用就是负的了。
同理，毒品的消费也遵循这个规律。如果在某一时间，吸毒带来的效用，抽第一口必定快感强烈，抽第二口的感觉次之，依次类推到抽第N口时，则达到均衡点，无感觉了，再增加则吸毒者必定产生难受或其他不良感觉，也就是说，吸毒带来的效用成了负的了。当然，吸毒这个事例的推导，是我凭空想象的。毕竟，我没有吸过毒。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修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如果是周期性或连续性发生的个体商品或劳务消费，不论这种消费品是否为生活必需品或非生活必需品（包括烟酒、毒品等“上瘾品”），消费者得自其中的边际效用必定递减。
2002年9月20日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1）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兼与科斯、茅于轼等先生商榷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一些学者认为：“人不过是一条用绳子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狗的绳子的长度。”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制度决定论”，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现象就无法获得科学的解释。
有一家西方刊物称，科斯及制度学派说出了一个道理，即在既定的制度下面，“每个人不过是一条用绳子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卢周来：《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三则）》，载《书屋》，2002年第4期）。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着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也决定了人的行为的选择余地。一只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狗，总会使自己的活动半径尽可能地增大，但是，它的活动半径决定于绳子的长度。而在既定的制度下，人的行为选择也总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于是，科斯及其追随者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制度设置，也就是研究“拴狗的绳子”。
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这种观点颇有市场。一些学者甚至对这个观点做出了进一步的拓展。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在题为《中国改革的制度观》的文章中称：“经济制度正像地心引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它们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并不感觉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之前，人类之中并没有谁说出过地心引力的存在。现在经济学家需要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即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这段话可以看做“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的翻版。
不可否认，多数人是在一定制度下选择行为的。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人类的行为截然不同，比如腐败现象在很多国家很严重，但在新加坡较少，这并不是因为新加坡的公务员素质高，而是因为其有一套完善的游戏规则（制度）——“高薪养廉”（很多人到目前依然存在误解，以为给了高薪，公务员就可能开始清廉了），也就是说，公务员的待遇很好，从工资待遇到其他种种福利（涵盖其家庭成员）都非常优厚，没有必要去受贿。但是，一旦某个公务员受贿了，这些待遇全都不存在了，甚至他一生都难以翻身。邓小平也曾说过，好的制度，坏人也会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但是，上面“拴狗”例子的分析还不够完善。第一，我们不能忽视“树”及其周围环境的因素，否则，你将“狗”往哪里“拴”？“狗”在哪里立足与行动？“树”及其周围环境，可以看做是人所依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等）；其次，“绳子”并不等价于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表述是：“人的行为无不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化选择”，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约束条件”，除了制度，还应该包括信息、生存能力、智慧、时间等。比如说，“囚徒困境”为什么会出现？简而言之，就是个体在约束条件下做出的最优化选择的结果。而这个约束条件，除了检察官所规定的外，就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对方将选择的策略，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又如在战国时期，齐威王喜好同臣子赛马，大将田忌却屡赛屡败。后来，孙膑发现田忌用马不妥，于是出谋略：用田忌的三等马同齐威王的一等马比赛，用一等马同齐威王的二等马比赛，用二等马同齐威王的三等马比赛，结果三局两胜。田忌的胜利，是因为他知道了双方赛马脚力的情况以及齐威王的策略这个重要的信息。
第二，如果我们单纯地强调制度的作用，或者说坚持“制度决定论”，那么，现实世界中大量的事实就无法获得解释。制度（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我也一直强调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制度只不过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函数中的主要变量之一，但不是主要变量的全部。例如，最近美国众多大公司不断曝出财务造假丑闻，就不是单纯的制度问题。美国人讲究透明、专业、效率、诚信，企业主管对此四大原则信守不渝，视为教条，这在世界是出了名的。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及查账制度，被评为全球典范。但是众多大公司和相关机构还是勾结起来造假。我在《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载《羊城晚报》，2002年8月10日）中分析过，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超越游戏规则行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
第三，制度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我们从民生银行的运作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产权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银行业的内部经营管理依然会出现问题。据报道：专注于民营银行试点的学者、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徐滇庆教授曾对媒体表示，民生银行在账面上确实比四大银行好得多，但是坏账增长的速度一点不差。他引用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先生的话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眼看着坏账就上来了，四大银行有的毛病我们全都有了。”连自己的不良贷款是如何增长的都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
事实上，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始终忽视对“体制外”经济活动的研究，仅有的研究也不过把这些活动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黑色经济”而已，远远低估了“体制外”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它们比大企业和大银行所主宰的经济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它们之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它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的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在制度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大企业和大银行也开始逐步失去了活力，因为它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现有的制度而生存，不再开拓生存的空间，守成、短见、专家综合症开始成为它们共同的症状。有研究证明，人类最近30年的主要发明与产业化几乎都是民间的个人活动。当前信息产业的发展更加说明，恰恰是“体制外”的活动在制度和技术创新中担当了关键的角色，民间力量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如果没有风险资本的出现，没有风险投资家和投资基金的出现，没有创业板市场的出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经济”。毫无疑问，“新经济”就是这些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但这个创新过程不是政府组织和规划的结果，而是民间活动的产物。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2）
2002年10月12日
谁也没有“家”（1）
谁也没有“家”——与汪丁丁先生商榷
汪丁丁先生认为，经济学的母体是哲学等学科，经济学一经出走，就永远“无家可归”了。我觉得，哲学是人们尚处于糊涂状态时的学问。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说哲学对经济学的“意义是很小的”，经济学的哲学外衣是可以去掉的。
说实在的，汪丁丁先生的文集《我思考的经济学》（1997年），我很喜欢。但是，在出版那本文集之后，丁丁先生走的路子我有些不赞同。他曾在题为“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的报告中说：“在学说史上，行为学、心理学在前，边际效用分析经济学在后。所以，我同意Homans的看法，经济学原理可以从行为学原理推导出来。”阅读丁丁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