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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粮食市场会出现“蛛网效应”吗？
放开粮食市场，不仅仅是中国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中国农业迈向产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可是，直到今天，很多经济学者认为，由于粮食市场存在着“蛛网效应”，粮食市场中的任何一个外部冲击都会被逐级放大而发散，市场无法自动调整至均衡状态，它将对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譬如，经济学家盛洪先生认为，一旦放开价格，棉价的振荡幅度可能会比较大。这可能就会对棉农、对生产发生影响，形成蛛网循环。这就决定了政府可能还是要干预的。
经济学家秦晖先生认为，蛛网循环的问题，就是说在人们需求弹性较小、供给弹性加大的情况下，市场自发调节会出现问题。他认为，在正常条件下，棉花的需求弹性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的棉纺织工业是国有的，这样一来我国的棉花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比较小了。这样的话，发散型的蛛网振荡几率就会更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从逻辑上讲，很难绝对地说市场机制调节会比政府行政价格调节更具有稳定性作用。
国家统计局的姚景源先生说：农产品有个经济规律，叫做蛛网理论，就是本期产量决定本期价格，本期价格决定下期产量。就是说，如果本期产量高了，价格就得下降，如果本期产量低了，价格就要上涨，而这个价格上涨和下降又决定下一期产量。因为价格上涨了，农民就会多种、多养。按照这个规律可以预测，上一年和现在粮价上涨肯定会刺激次年的粮食增产。
上述这些认识成为粮食市场不能放开以及政府干预的主要依据。这实际上是沿袭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蛛网理论。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将蛛网理论作了发展。如天津大学的李忠民、张世英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非线性蛛网模型的动态分析》中，甚至将线性的蛛网理论扩展到非线性的情况下。
告别“广积粮时代”（2）
有的经济学者还拓展了蛛网理论的应用领域。如经济学家###先生在《战略中国——跨世纪中国的发展选择》第四章中，不仅认为农业领域存在蛛网效应，而且把这个所谓的原理推广到金融领域：
“所谓价格大起大落的‘蛛网效应’，在中国表现得更加触目惊心，生产的波动甚至超过了价格波动。湖北苎麻的种植面积，从40万亩增加到138万亩，又跌回40万亩；云南的兔子，从20万只增加到120万只，又下降到20万只；河北的农民养貂卖不出去，一张貂皮2000元，外贸收购后积压20000张，就是4000万元。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水平是不高的，不该管的事急于要管，说是‘促进发展’；该管的事又放任自流，说是‘不干预市场’。90年代，问题发展到金融领域，就更加严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旧是一个有待认真研究的问题。无论如何，政府少做一些盲目鼓励经济增长的事，多向社会提供一些公共产品，特别是市场规范和经济安全，是不会错的。”
此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蛛网理论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最先提出，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它是1930年由美国的舒尔茨、荷兰的丁伯根、意大利的里奇各自独立研究，在分别写出的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卡尔多首次提出“蛛网定理”这个名称，因为价格运动的图式犹如蜘蛛网。蛛网理论研究的是产品供给的时滞对市场均衡的影响（就是“蛛网效应”），所依据的假设是：完全竞争；价格由可得到的供给量所决定；生产的产品不是耐久品。按照美国经济学者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蛛网效应分三种情况：需求弹性等于供给弹性，这就引起价格和产量的经常的有规律的波动；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于是形成一张向外扩张的蛛网；供给弹性低于需求弹性，形成一个内敛的蛛网，并最后导致价格与产量的均衡。中国那些学者认为的蛛网效应是上述第二种情形。
我认为，蛛网理论是不正确的，放开粮食市场会产生“蛛网效应”的说法站不住脚：
（1）无论什么产品，市场都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早在1933年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指出完全竞争理论是错误的。当然她依据的是垄断因素。但是，即使不考虑垄断，完全竞争也是不可能的。完全竞争的前提条件：同质产品，极大量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完备的信息，资源的自由流动，在现实中不可能达到。蛛网理论的第一个条件不成立。
（2）蛛网理论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非理性预期的假设。根据这个假设，生产者的调节要以上一期的价格作为参照，这在预期理论中是一个诱致预期的假设，就是说生产者永远不会调整自己的预期。所以，如果按蛛网理论来看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不能得到检验，国际价格并没有一个发散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除了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关系以外，就是这个非理性的假定是不合理的，人总会犯错误，但同时也会调整错误，而蛛网理论假定人们永远会犯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3）蛛网理论只是教科书中出现的情形，它在农业领域从来没有实证的检验。为什么很难对蛛网理论做检验呢？这个模型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问题。但是，对需求弹性和价格弹性的估计，在理论上很容易说，实际操作起来很难。比如对粮食的需求弹性的估计，我所看到的文献，从到的都有，并且这都是国际上著名的学者计算出来的。199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丹迪任教期间，也验证过蛛网理论。在题为《诺贝尔之路》的书中，科斯说：“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蛛网理论）。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作了一项统计研究调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所以蛛网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教科书中的情形，但不符合实际情况。
（4）由于蛛网理论的价格预期方程并没有考虑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只是简单地把前一期的市场价格作为本期的市场价格，因而，这种价格预期只能被称为静态预期。但很显然，在现实中，预期不可能是静态的。
（5）从逻辑上退一步讲，假设我们认为蛛网理论是正确的，会导致发散的蛛网效应，导致粮食价格大起大落，但是，我们还是没有采取价格管制的必要，因为，随着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现实环境中像蛛网理论所说的会出现市场大幅波动的机会已经很小。事实上，设立期货以及其他衍生工具市场的原意，正是为了减少市场波动。
2002年8月9日
何来 “危险信号”？（1）
何来 “危险信号”？——就土地拍卖问题与包宗华先生商榷
包先生所谓的“危险信号”并非土地拍卖所致，土地拍卖是不能限价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地价决定房价”（反之，也不对）。中国也许需要吸取日本的“泡沫经济”的教训，但问题是，日本的“泡沫”并不是土地拍卖这种价格安排方式所致。
在2004年6月9日的《中国房地产报》上，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包宗华先生发表了题为《土地拍卖“拍”出的危险信号》（以下简称为“包文”）。包先生认为，中国的土地拍卖中，出现了三个问题、一个危险信号——大幅度地提高地价并殃及房价，开始产生一种“不全面”的扶强抑弱作用，进一步揭开了亏损、微利、暴利行业之谜，许多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执行土地政策的偏差等等。
我不反对奇谈怪论，相反，如果其行文具备充分的论据，论证在逻辑上前后呼应，可以自圆其说，不失为读者欢迎的“一家之言”，我是非常赞赏的。但是，观点没有什么新意，又缺乏中立，行文中倾向于为某个利益集团正名、抱不平、唱赞歌，则不是学者所为。
对包先生的论点和论证方法，在下不才，斗胆商榷，请多指教。
土地拍卖需要限价吗？
包文第一部分说：“拍卖没有最高限价，只要有竞拍者举牌，就不能停拍，因而很容易哄抬出高价。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当前的特殊情况，高价来自中国的土地十分紧缺和人们对土地总会不断涨价的‘认识’，而在拍卖过程中，还缺乏调控价格过高的办法。这就是近年来许多土地拍卖拍出高价的主要原因。”
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土地拍卖要不要最高限价？
我的答案是：否。一般地，拍卖的规则是“价高者得”，限价了，还能称之为拍卖吗？抛开这一点不论，限价也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措施，可能适得其反。例如，土地价格为每亩50万元的时候，有很多单位用不起地。当价格降低到每亩30万元的时候，增加了一部分能够支付这个费用的单位，但土地供应量无法有大的改变。所以，以前是10家单位抢购一块地，现在变成了20家或更多，那么，这块地出让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