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全本阅读-第11节-木小说

　　见到蔡澜，他彬彬有礼，让座，倒茶，很儒雅。很难与他狂放的文字联系在一起。开始聊天，他竟然还有几分腼腆，有时候记者说了一大堆，他连说几个是是是就过去了。
　　“是不是因为在你的办公室，对着你的员工，你才这样？”
　　蔡澜说：“不是，我一向如此。”记者不信：“能与倪匡相交莫逆，怎么能是这样一个拘谨的人？”
　　正好他和倪匡有个约会，和倪匡熟络的记者要求同去：“我要去看看你在倪匡面前是不是真是如此。”
　　蔡澜狡黠地笑笑：“好。”
　　倪匡见了我，哈哈大笑，蔡澜也跟着笑：“他非要看来看看我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还是那样，彬彬有礼。
　　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说：文如其人，缪于蔡澜。
　　不信，且看蔡澜如何说。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1）
秦晖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秦晖研究领域涉及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等等，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口述：秦晖
　　1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很偶然。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很难治好。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所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那里去了，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去了上海的汾阳路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在那里做完了眼科手术。直到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当时的手术在现在也是不容易做的。但是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做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中了。可以说，我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先天性视神经萎缩后遗症，一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的视力。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没有，因为体检总是不合格。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赵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很多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所以我说，人生有些事情的确是很难说的，我虽然在学校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上的教育，实际上只有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1966年一进中学就搞革命，搞到1969年又开始下乡，在农村呆了九年。后来读研究生的那三年基本上也是以自学为主，当时带研究生的方式类似于老师带徒弟，一个老师带极少的研究生。兰大那么大一个学校，当时的第一届研究生在全校也不过几十个。也没有开什么课，平时都是自己看书，然后跑去找老师聊天。所以说我在课堂上正规地听老师讲课的生活很少。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家庭中的读书氛围比较浓，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到农村的那几年，我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那几年读的是“早稻田大学”。
　　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别的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没有“文革”，我的人生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如果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我下乡的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知青下乡的时间都很短，下乡时间长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在兵团，在由知青组成的小社会里面生活，并不是真正地和农民在一起。一般来说，插队的时间都很短，在兵团里的知青号称是农业工人，算是就业的，八小时工作制，也比较有保障，让我们那些插队的知青很羡慕。但是到了后来真正吃亏的却是那部分人，因为算是已经就业了的，所以招工招干的机会很少，一待就是九年十年。像我这样在农村一下子就待了九年的插队知青也很少。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2）
2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我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也是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弄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在走之前，我已经是插队的那个地方知青积代会的代表，因为被招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去参加。我回到县城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开积代会，知青们听说了这个消息，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不过我也觉得很气愤，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我在农村期间，应该说表现一直不错，那个时候很多表现不错的人成了积极分子，后来那些积极分子虽然也一直在农村，但是他们在农村的身份已经变得比较特殊，成了所谓的“知青官”。我虽然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一直被认为没有什么政治发展前途，既不喜欢领导别人，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组织能力。所以一直在生产队里，基本什么官也没有当过。在生产队，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赤脚医生”。最近几年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由于有那样的经历，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我还曾经安装过我们那里第一座小水电。当时的情况是，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也有过几次招干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当时的演唱材料。当时中国的文艺现在看起来很滑稽，主要是演给上面的人看，各级文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在调演中被领导赏识，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有专业创作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打算留下我，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有留下，指标总是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关系。在那段时间里，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当时我们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县文化局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他们对于地方文艺比较了解。我们采集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因为怀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搞得都很认真。由于我们那些人在下乡之前接受的东西都是一些正统的居多，所以回过头来想，在当地的农民看来，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经。农民在一起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感兴趣；农民唱“酸曲黄歌”，我们总是不搭腔。只有在农民谈什么歌颂共产党的，我们才有一些共鸣，但是这种东西只是在报纸上有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虽然当地的农民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不错的人，但是要说很知心，确实谈不上。跟农民比起来，我们缺少一些芸芸众生的味道。真正的张家长李家短他们也不会对我们讲，就是跟我们讲，我们也是兴味索然，我们当时感兴趣的都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这样的集体事物。　。　想看书来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3）
我插队所在的那个县城很小，只有两千多人。所以机构也比较简单，文化馆、文工团、文化局、图书馆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人。图书馆也就是文化局的人管着，“文革”期间所有的书都是不开放的，也没有人来借书，所以也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只要你认识里面的人就可以跑进去乱翻。我当时整天都到图书馆去翻书，其中包括可以公开借的书以及不能公开借的所谓“灰皮书”。但是最后我并没有能在文化馆留下来，还是回到了农村。
　　我在农村的最后几年，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虽然我一直没有成为很大的标兵，最多只是县里的积极分子，但是我做积极�

《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

下载本书

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 第11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