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呤投效太平天国，违抗了英国政府的禁令。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到上海和其他清廷统治区去为天国采购欧洲军火和粮食。当时欧洲的军火是可以在通商口岸买到的，但英国政府严禁为太平天国供给武器弹药。一旦截获，将处以死刑。
太平天国与洋人往来，并非从呤与李秀成的交往开始的。
太平天国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崇尚西方的宗教信仰。由于这层关系，太平天国在清廷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西方官员进行外交往来了。因此，太平天国的洋务活动；较之于清廷，其实早了很多时间。
西方列强一度企图以太平天国为突破口，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初期，入侵中国的外国列强，表示要支持这场造反运动，他们扬言，用实力去支援一个既衰弱又腐败的政府，只会降低他们国家的信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860年，咸丰十年（20）
李秀成后来在自述中承认，洋人派使者到过天京，与天王洪秀全交谈，只要洪秀全愿意与他们平分土地，他们就愿意帮助太平天国。天王不肯，说他的意图是完整地占领中国，事成之后，与别人平分，会叫天下人耻笑。如果大业没有完成，反而引狼入室，更非他的本意。
洪秀全令列强非常失望，但天国领导人在通商贸易、外事往来和接纳西方先进器具等问题上的开明态度，使西方列强兴趣犹存，于是才有了天国官员与西方人士的频繁交往，有了天国区域内洋务活动的率先起步，有了列强对天国“保持中立”的许诺，有了天国对“西方兄弟”的居住地和利益所在地暂不攻取的保证。
不过，这种“兄弟关系”，没有持续到使天国把握全国政权、操演洋务运动的地步，因为两者的利益存在根本的冲突：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目的是要取代清朝“异族”统治，他们因而必须攻取“异族”统治着的一切地方。西方列强的目的则是兑现南京条约中的侵略权益，扩大这个权益并逐步变中国为殖民地，因而将太平天国攻取已被定为通商口岸的城市看作是在损害他们的利益。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侵略者首先撕破“兄弟”的脸面，暗助清军防守，抵制太平军的进攻。他们在“中立”面孔尚未摘下之前就已开始与清军联手镇压太平军了，恰如李鸿章等人在清廷还撑着不屑与“夷人”握手言谈的尊严时就已“忍辱”“虚心”请教、借用西洋长技一样。
在这三方的关系中，各方都是出自务实的需要，出自维护集团利益的本能的需求。正是利害关系构成了侵略者与清政府之间的“合作”之桥。此时太平天国仍认为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不应受到外来者的干涉。他们不肯放弃攻取“异族”统治的每一个城市的目的，不愿原谅列强暗助清军与太平军为敌的行径，甚至宁愿与“洋兄弟”对抗也不屈服于他们的“好言相劝”。这样，原有的一种比较有利于太平天国的三角关系倾斜了失衡了，太平天国站到了与两敌联合势力相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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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奉调离开湖南以后，六十七岁的骆秉章也在招募部队，将要起行。这位老人以前不曾亲自打理军政事务，现在到四川去管军事，仍然需要一位左宗棠那样的高人来做幕客。但左宗棠现已领兵前往江西前线，他只能另请高明。
胡林翼早已给骆秉章写过一封密函，推荐时年四十四岁的湘乡人刘蓉，说他才干非凡，可以派上大用场。左宗棠在自己被官文弹劾的时候，也曾向骆秉章推荐过他。骆秉章其实早就从其他渠道听到过刘蓉的名声，便请他加入幕府，来做高参。
刘蓉是桐城派古文家，和郭嵩焘一样，也是曾国藩布衣之交的兄弟，曾在家乡操办团练，与郭嵩焘、罗泽南等人同为曾国藩湘军元勋，曾跟随曾国藩转战江西。他的弟弟刘蕃在蒲圻一役中身亡，刘蓉为送弟弟的尸骨回乡安葬，于是辞去军职。
祸不单行，不久刘蓉的父亲去世。家中亲人接二连三撒手而去，使刘蓉心中的伤痕久未平复。胡林翼请他到大营协助军事，他坚持不肯复出。曾国藩将他视为挚友，说他渊博沉静，严谨谦恭，清心寡欲，超然物外。骆秉章能够说动他出山，颇感荣幸。
湘军名将大多数跟随胡林翼、曾国藩和左宗棠，只有刘岳昭久在湖南，一直跟随骆秉章。骆秉章自然要带上刘岳昭同行。此外，骆秉章在咸丰三年起用的江西鄱阳人黄淳熙，和刘蓉关系亲近，于是他也作为大将，跟随骆秉章前往四川。
骆秉章还把三十八岁的醴陵人黄彭年请入了军幕。此人在十六岁就写过一篇七千字的《选将论》，对军事素有研究。后来他中了进士，选进了翰林院，仍然热心军务，于咸丰初年随父亲在贵州举办团练。
二十岁的耒阳人刘厚基也加入了骆秉章的队伍。他在十八岁那年以武童身份投入湘军萧启江营中，随军转战江西、广西和湖南，有了一些历练，可望成为湘军的一员大将。
清廷把湘军派向全国各地，就是不肯调湘军救援京城，宁愿让苗沛霖的团练去拱卫京师。于是形成一种的奇怪的局面：尽管京城危在旦夕，湘军仍在各地有条不紊地对付清廷的敌人，似乎京城里发生的事情，与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帅毫不相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60年，咸丰十年（21）
曾国藩曾请求清廷允许他提兵北上，直到和议谈成也未接旨意，于是作罢。
英法联军于10月13日从永定门攻进京城。而各地的内战仍在照旧进行。
从安徽进入浙江的太平军，于10月20日攻占严州，分兵长驱北上，袭击富阳，再次接近杭州。清军将领刘季三和刘芳贵战死。
钦差大臣奕訢于10月24日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议的达成，对苗沛霖产生了刺激，因为清廷下诏，阻止他的团练北上。
恰在这时，安徽的太平军进兵淮北，苗沛霖和李世忠的部队屡次被太平军打败。有人说他们与太平军有所沟通，互相照顾。
苗沛霖见中原多变故，便纵兵四出，变本加厉地掠夺民圩，占据关卡。袁甲三和翁同书严加诘责，无法制止。他常率轻骑兵往来寿州，名义上是参见翁同书，言行之间却没把巡抚放在眼里。翁同书只得以温言抚慰。有人进谏说：“苗沛霖居心叵测，找个机会干掉他，不过费一点武力而已！”
翁同书认为苗沛霖势力太大，如果杀了他，恐怕激起兵变。苗沛霖更加横行霸道，派部队掠夺寿州和六安的民圩，堵塞南边的道路。
京城的动荡致使京畿以南起义军蜂起。捻军攻打山东济宁，清廷派僧格林沁领兵前去攻打。捻军纵横菏泽与济南之间，山东大乱，德楞额的部队在峄州战败。清廷专派道员联捷防守黄河，准许他专门上奏。
僧格林沁到达济宁后，上奏说，捻军部队很杂，兵力很多，其出兵袭扰，都是趁着清军兵力空虚，避开清军，焚烧抢掠，胁迫俘虏百姓，兵力日益增多，骑兵和步兵达到几万人，列队一百里。清军兵力少，捻军兵力多，众寡悬殊，如果想攻击捻军的根据地，则相距一二百里以外，就只有枯井和荒地。清军携带粮食和饮水，不能持久，撤退时又被捻军追踪，往往失利。十年以来，清军每次进军，都无法与捻军交战。
僧格林沁所部只有一万二千人，请求清廷批准他与傅振邦和德楞额两人的部队会合，一起直攻捻军根据地，一举消灭捻军。文宗亲笔写了诏书，告诫他作战不要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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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所部于10月下旬再次攻打南宁和武缘，袭击南宁以北的宣化、宾州和上林。李青靛的起义军攻击南宁以东约两百里处的永淳，吴德徵等人率部将李青靛部击退。忻城和迁江的太平军四处出击，东袭来宾和马平，北袭宜山、天河与融江，进入永宁。刘坤一和李明惠率部跟踪追击。
代理湖南巡抚翟诰于11月1日受印，为骆秉章饯行。骆秉章所部还未出发，彭大顺等部太平军已于11月13日攻占湘西南的绥宁。杀死知县吴熊。又于11月14日攻占城步，杀死知县安和。
彭大顺挥师北进，于11月17日进围武冈，遭到江忠义、江忠朝和邓子垣所部湘军阻击，被迫撤围。第二天放弃城步东进，路经新宁，于11月28日攻下东安，击败从武冈追来的江忠义所部，然后进入道州和永明。
白衣太平军于12月上旬抵达江华，围攻尾追而来的江忠义和魏喻义湘军。
刘长佑坐镇全州指挥，派部队进入湖南，在江华逼攻彭大顺部，屡屡获胜。彭大顺被迫撤消对江华的包围，东进蓝山、临武、桂阳、宜章和桂东，沿途作战迅猛，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
彭大顺和朱衣点深感在湖南难以立足，率部进入江西，占领崇义，然后东奔南安与瑞金。
刘长佑返回桂林，增派李士恩等人率部助攻太平，又派张志功所部南下梧州，会合广东清军攻打苍梧下郢，将浔州起义军击退。蒋益澧的部队再次在竹洞和英洞打败起义军，迫使他们返回浔州。
曾国藩仍然被困于祁门，指挥部队与太平军绞杀。
11月12日，张运兰与鲍超的部队联合打败休宁的太平军。
杨载福感到湘军水师作战线太长，上奏请派江南水师将领李德麟和吴全美还守镇江，分兵驻扎大通。
由于徽州和宁国相继被太平军攻占，湘军陆师自顾不暇。安庆虽已合围，但陈玉成派部队向湖北的蕲州和黄州运动，企图绕到湘军后方，湘军不得不防。
太平军进占宁国之后，宁国的许多百姓逃进南陵。皖南镇总兵陈大富不断派人潜出城外，终于把求援的血书送到了曾国藩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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