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第六十一回(1)
蒋之奇阴构乱伦罪
老醉翁心冷亳州城
这世界上,什么东西变得最快、最大?不是三伏天气,不是大漠旋风,不是转瞬即逝的彩虹,不是鹘起兔落的攻守。变得最快、最大的,是普天下官员的那张阴阳脸。刚刚还是满面生春,眨眼却已凝霜飞雪!什么有它这样快?有它快,能有它这样大的反差吗?有这么大反差的,也有它这样铺天盖地的能量吗?
怎么会这样呢?所有踏入仕途的,不全都口口声声标榜着为国为民吗?既是为国为民,就该有原则,有操守,就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不至于这样没有骨头、没有廉耻呵?问题是说的与做的不一样。真正躬行己志,为国为民,说到做到,一丝不苟的,不是绝对没有,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不过是打着为国为民旗号的魑魅魍魉,除了追名逐利,唯官是图,什么都不管不顾。要这些人有原则,有操守,不过扯淡而已!那么,他们的瞬息万变,无所不为,也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明白了这一层,该不难理解,那些坚决反对濮王为皇的人,并不全都真正为了维护皇权,皇权不过是个得以发难的借口而已!其中一批言谏官,早在这之前,就与中枢大臣们有过相当的过节了。而范纯仁范尧夫,即是他们最典型的代表。
这人,一代之隔,往往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范仲淹出身孤寒,勇于任事,峭直独立,而到他儿子范纯仁这一代,已经是权贵豪门出身。范仲淹是个儒臣,交接关照的自然有不少天下大儒,像胡瑗、孙复等等,无不都受过仲淹的关照,与他过从甚密。有这一层关系,仲淹要将纯仁他们送给这些朋友去教育,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纨绔出身加上大儒教育,正好煮出天下最地道的夹生饭!他们不谙世事,却以通儒宏才自居,以为治理天下就跟打个喷嚏那么容易;而且,那喷嚏所到之处,便是福音所及之地,必须化云为雨,决不容许半点犹疑、差池。除此之外,作为一种补充,就是毫无顾忌地做张做致,再古怪不近人情的事也照做不误,根本不会脸红,更不会反省。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大儒应该有的一种特立独行的风范: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能不有所表示吗?而既是唯一的醒者所为,岂能因为醉者的无谓狂笑,而无端中辍?那样,还叫醒者吗?
濮议刚起不久,不是发了一场大水吗?淹死了不少人,军营也倒了许多。做了侍御史的范纯仁,当即上了一本,请求尽快修理营房。他想得很具体:每个倒塌的营房,都派一名监修官监督修缮,以便尽早叫士兵们有个安逸的住处。这么好的建议,中书居然不买账!中书有中书的想法:一共倒了五百二十座营房,一座营房派一名官员,就得五百二十位,上哪儿找这么多官人去!而且,一个官员少说也要派四个士兵做跟班。那么,光跟班士兵,又得两千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就是能派出这么多人,这些人的衣食住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上哪儿安排去?
一样做御史的吕大防吕微仲,提了个折中方案:每两座营房派一名官员。这也得二百五十人,还是没那么多人手。而且,修理房子用的瓦箔竹木,一时也筹备不齐,派人去监督什么呢?中书自然还是不理会。
不光这一件。中书根本不予理睬——或者说没法儿理睬的类似事情,还很有一些。这些御史大爷们只图尽快来个名利双收,见事就乱说一气,根本不管调子唱得多高,能不能办成,要理,也真没法儿理!这样屡战屡败,疙瘩自然越结越大。他们瞅准濮议是个机会:只消一役,准能打个翻身仗;万一失败,不成功还可以成仁。至少,可以赢得满朝清誉。而有了这个,就多了一份以退为进的资本,即使暂时失利,有机会还可以卷土重来。御史们这才铆足了劲,加入吕诲一伙,跟中书猛干起来。范纯仁那份叫韩琦跳天的奏折,也就是这样出笼的。
他们不仅火力猛,气焰也特嚣张。
范纯仁居然上书给皇上,说今后御史奏事,朝廷不办的,应当由中书行文御史台,作出解释!
这不是将御史台凌驾于中书之上,变成第二皇上了吗?
另外一个御史彭思永彭季长,也很得意,说:“现在,中书总算知道咱们御史台的厉害了。咱们的折子上去,他们画个押就呈给皇上了,眨眼的工夫都不敢耽误。咱们御史台都快成进奏院了,哈哈哈!”进奏院专管上报各处上奏表章,御史台而成进奏院,正是夸张它有章必达的声威能耐。
濮议争斗的结果,是范纯仁、吕大防他们带着资本,以退为进去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撵走了,也还有一些根本没动。动也好,不动也好,谁也没有真正认输:都猫在那儿,准备随时伺机反攻。
机会终于来了。
有个吴奎吴长文,潍州北海人。当年唐介为张贵妃、张尧佐的事攻文彦博,曾指他为文彦博的同党,他也被贬出了朝廷。后来又几上几下,是个老官了。有一段,还与安石在群牧司同过事。他比安石大了###岁,又风骨迥异,同事虽短,却始终视安石为陌路。安石与他,倒全不经心。英宗继位,他已经做了翰林学士、副枢密使。到父亲去世,他就回去守丧了。神宗接位,他的丧也满了,该回朝任职。韩琦一向看好他,英宗立嗣、接位他又有上书保驾之功,两样凑在一起,神宗对他也颇为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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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一回(2)
接见的时候,神宗先就感谢道:“先帝立嗣接位,大人是立过大功的,朕早已谨记在心。”
吴奎谦虚说:“那都是做臣子应该做的,没有什么。”
或许是因为先帝的勾连,神宗突然想起早先偶然一动的念头,半是自语、半是咨询道:“其实,先帝追崇濮王的事,与汉宣帝崇奉史皇孙并不相同,你说是不是?”
皇上已经有了答案,下面的话还不好接吗?吴奎答道:“皇上英明之至!汉昭帝是汉武帝的小儿子,宣帝是武帝的重孙子,他长子的孙子,与昭帝是叔祖孙关系;宣帝接昭帝的皇位,也是大臣们的主张,与昭帝本人并没有关系。宣帝尊奉他父亲史皇孙为帝,是可以的。仁宗亲自立先帝为子,嗣位也是他钦定的,与昭帝完全不同。恕臣斗胆,尊奉濮王,确实是一种私恩!”
神宗受到鼓励,益发上劲了,说:“这都是上了欧阳修他们的当,被他们误导了。否则,不会这样!”
神宗只点了欧阳修的大名,“他们”不过泛指,并没有确定是谁。这么好的得分机会,怎么能错过!吴奎当时就填空了:“皇上圣明。这事不只是欧阳修一个人的过失,韩琦也有很大责任,叫大家失望。韩琦一直对臣不错,屡次维护推荐我。可天下公论,在陛下面前,微臣怎么敢以私害公,不说实话呢!”既告了状,表白了忠心,又显示出自己并非知恩不报、不过公而忘私的磊落胸怀,可谓一箭三雕!能作这种谈话的心机,自然孔窍不会少。不说比常人,就是比心窍多多的一般官吏,至少也要多出七八头十个吧!
神宗对他益发心折了:“你说得不错。依你看来,应当怎样?”
吴奎叠出四个指头:“从来皇上治理天下,没有别的,不过四个字!”
“四个字?哪四个字?”神宗问。
“就是顺天应人。顺天应人,说法虽然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天意无它,应人而已。所谓应人,就是凡事都要合乎人心。人心一顺,天意也就顺了。老话常说天遂人愿,无非也就是这个意思。皇上只要至诚格物,则物莫不以至诚回应于上,就会感召和气。和气一至,天下太平。所以呢,尽管当今国贫民穷,危如累卵,却用不着着急。只要静心以待,循序顺成,然后慢慢涉及其他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皇上唯一应该念念不忘的,是要严格区分忠奸邪正。具体事情自有大小各衙门管着,皇上只要把住了这一道关口,不叫小人加害君子,君子都在近要位置上,自然不治而治,国泰民安。”吴奎侃侃而谈。
要搁别的时候,神宗早听出这是一大堆空话、套话了,其主旨不过是接着告状来的:要他分别邪正,只是想他采取相应的措施罢了。可现在神宗没那么敏感,听不出那么多道道。当然,分别邪正还是听出来了。他认真辩道:“就是尧帝时候,也还有四凶在朝。”四凶是指共工、三苗等四个臣子,据说都是一些奸佞之徒。
吴奎有的是词:“陛下圣明。四凶虽然在朝,却不能迷惑尧舜。海纳百川。圣人以天下为度,更该什么都容纳了!没有特别明显的罪过,当然应该包涵,不过不让他们掌握大权就是了。”这话也是绕着弯儿的:明里主张宽容,支的实招却是请神宗夺权。他自己,则不啻抢班:夺权之后就是换人哪,不换他这支招儿的,能换谁?
神宗不满奉礼濮王的事,很快就传开了。是不是吴奎吹的风,不大好说。不过,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除了吴奎,神宗实在没与第二个人谈过这件事。
皇上的颖悟,不啻就是动员令,御史们呐喊而出了。
这以前,他们已经有过一次小小的火力侦察。
这种侦察,原是源于大宋朝的一个规矩:凡遇大朝会等重大礼仪活动,都要有御史站在大殿上纠察百官。有违反风纪的非礼行为,当班御史有责任检举弹劾;不检举弹劾,则为失职。像一切条文一样,条条虽是死的,执行起来却充满了变数。同是非礼,检举不检举,弹劾不弹劾,全都因人而异。督察者不同,结果固然会不一样;更多的时候,也会因为事主的人缘、声势等不同,而大有区别。说得直白一点,御史们并不都是包拯,他们往往看菜吃饭。无权无势的总会成为靶子,这无须多说。问题是那些大佬。老是在朝廷混的,谁都知道,光是小有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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