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美的一瞬我们离开了
摸黑上路，天色大亮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纳根山口。呼吸有些急促，这里的海拔是5200米，纳根山的路既险又窄而且向外倾斜；下山后还有一片泥泞沼泽。湖边几乎没有路，也没有任何标志，唯一可参照的是前车留下的车辙印，所以车辆误入湖叉或陷在沙地里挣扎是常有的事。
一路颠簸着，到了中午时分，终于看见湖口的两块巨石，犹如一对手掌守护住一颗明珠。走进湖畔，就像到了海边，轻涛拍岸，水明澈得勾着你的魂。天气不是很好，时而飘下几滴小雨钻进我的衣领。霭霭茫茫，周围群山若隐若现，水天相融，浑然一体。
“如果能云开雾散就好了。”就在念头一闪之间，一束金色的阳光撒向湖面。抬头一望，天空就像被整齐地分成两半，一边晴空万里，一边乌云密布。在晴朗的那边，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终于露出了真颜。峰顶白雪皑皑，山脚绿草盈盈，犹如一个威武战士守护着纳木错。
远处的经幡随风飘扬，蓝、白、红、绿、黄五种色布穿在几条绳索上，分别代表着蓝天、白云、红火、绿水、黄土，也被解释为自然中的金、木、水、火、土。近处敬神祈福的玛尼堆随处可见。迎面会碰上三三两两转湖的人。老人手中永远转动着经轮，带着小娃一步一叩首地磕着长头。几百年来，无数人虔诚地来到纳木错，不为游览，只为转经。据说如果能绕湖而行，便能得到渊博的知识和无量功德。
完成了拍摄，我在纳木错湛蓝宁静的湖边独自游荡。记起出家人的话，开始在湖中找寻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时刻，湖面呈现的蓝色变幻出不同的波光。天又变了，对面挺拔的念青唐古拉山又被云雾分割成几个部分。山顶的冰雪被浓重的黑云笼罩，若隐若现；
缠绕在雪山中段的云时远时近，时浓时淡，像恋爱中动了心机的女子将感情拿捏得寸寸得当。山脚下，浓墨的颜色逐渐加重，相接处，是一层淡淡的雾气。现在是夏天，唐古拉山的冰雪融化，悄悄地注入纳木错，山与水便显得更加灵秀。
强巴来到我身边，解释说，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几乎每天到了黄昏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小会儿云开雾散，但人不可贪恋美景，否则就会失去出湖区的时机，该走了。
在最美的一瞬，我们离开了纳木错。回头望时，银辫奶奶正在湖光中微笑……
西藏专辑是我离开日本，正式调入中央台的第一个外拍。两个月，两辆丰田越野车，我们几乎跑遍西藏的每一个角落。也许是因为缺氧的缘故，在西藏的那段日子人总在“飘着”。从进藏那天起过去的一切好像全是上辈子发生的事，那么远。而在都市里无暇想起的事，却全一点一点慢悠悠地飘了出来。就在结束了全部外拍的那一刻，一道彩虹出现在天空。强巴说，那是吉兆。
还没有离开西藏我已经开始想念它了，耳边时常响起老喇嘛的话，人要戒贪、戒嗔、戒执着，要学习生活就是学习放下……
“海归”变“海待”（1）
所有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工作
新的开始，始于焦躁。
抱着一大包从超市“抢”来的薯片，塞进嘴里胡乱地嚼着，好像是要嚼碎那份纷乱的心情。一大包薯片转眼间进了肚，望着空空的口袋，心里更空了。顺手又把一颗巧克力扔进嘴里，舒服一点儿。
从西藏回来后，一切就像静止了一样。回国前定下的工作有了变化，我所有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工作。已经好长时间无所适从了。看着别人忙忙碌碌、跑进跑出，想想在日本时，经纪人桌头我的那张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心失落得就像沉入玉渊潭湖底一样。
“海归”一词是带着光环的，海外归来的人。
“海待”是个新词，就是海外归来待业在家的人。
无形的压力开始包团儿。真是“面随心生”，那么爱笑的我，渐渐笑不出来了。一天，妈妈无意间冒出一句，“三三，你的脸怎么总是凶巴巴？”我心中一惊，真的吗？确实已经有好几个较为亲近的人说我变得越来越厉害了。一个办公室里的雷姐说我刚回国时的那种彬彬有礼、大方得体的神态没有了。张政更说，这种目中无人、桀骜不驯带到镜头上是很令人讨厌的。
失落不仅在于等待，更在于我对自己的能力开始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舞台上的美源于自信。但是现在的我简直就是自卑。像钢琴家失去了双手，我做主持人的突然变得不会说话了。
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年间，为了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训练自己用日语思维，使其滚瓜烂熟、脱口而出。十年后，当我突然站在中央台的舞台上，这才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已经低得如此可怜。不仅描述一件事物时会表达不清，而且常年的日语发音习惯让我的声音尖而软，一亢奋说话往上窜，听着就像被一双无形的手卡紧了细脖子。
再说，中央台主持人的背功厉害得吓人，张政看几遍稿子上台就说，几乎不会有十字以上的出入。而我在日本主持节目的时候，真的从来没有背过稿子。现场导演会把程序写在一块块提示板上，到时自然就会举在你的目光所到之处了。主持人所要做的是如何抓住现场每个细节把问题拓展开去，俗称“现挂”。
现在别说“现挂”了，我连张口的勇气都在一点点消失。那一串串长长的名字和头衔让我经常在录像的前一天晚上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
妈妈眼睛还没好，循声摸来，“怎么啦？”
“妈，我真的记不住，怎么办？怎么办呀！？”
“刚回来，你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环境。”
可爱而空洞的女孩
虽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央台，但扑面而来的巨大困难，甚至比我进入日本电视台时还要来得猛烈。在日本无论你说成怎样，大家会宽容你，因为你是外国人。但在这儿，即使你有千万条理由，也不能原谅，因为你说的是母语，这里是国家电视台，你本应该代表国家级水准。
进台的时候，国际部领导找我谈话：
“你从国外回来，主持时千万要谨慎，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央电视台，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我马上警惕了起来，这句话提醒得好！
在日本的媒体里，我做节目时可谓是随心所欲、毫无顾及。因为我的话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在那种电视制作氛围中，无论你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念头，都是可能的，制片人还盼着你语出惊人，拿收视率呢。可这种“随心所欲”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岗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我的言行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央电视台，代表十几亿中国人。
太神圣了，我该说些什么呢？
回国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切从头开始。但这不是肉体上的考验，而是精神上的磨砺。死了心吧！反正日本是回不去了。那样大张旗鼓的告别直播，没隔三个月偷偷溜回来，不仅朱迅的脸面全无，在日中国人也不会觉得光彩。继续留在中国，如何计划自己的人生？是平平淡淡，还是波澜壮阔？是无所事事，还是大有作为？是追求真爱，还是寻求一棵大树？我的能力到底有多少？我的作为到底会多大？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下子给自己的人生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开始迷惑。
一天下午，我早早地来到演播室，张政已经到了。今天晚上要录《正大综艺》春节特别节目，编导们信任我，把这个重要的节目交给我做。不能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暗地里求张政：“老兄，多帮我对几遍稿子。”
工作灯下，我们的效率很高，接近尾声时，剧组的一个小姑娘跑进来：
“朱迅！”我从稿子里抬起头，她的声音里带着喘，手里挥着一份报纸：“你上中国广播电视报了！”我们平时的关系不错，她看见我的消息总比我还高兴。
我笑了，回国有一段时间了，谁不希望自己受到关注呢？接过报，在版面的左下角有一个豆腐大的一篇报道，一看题目我脸就白了：《可爱而空洞的女孩——朱迅》。根本没勇气接着看下去，把报纸往兜里一塞，张政凑过来：“给我看看。”“别看了，对稿吧。”我的声音冷冷的。
见鬼！整个晚上我的脑子里真的是一片“空洞”！不知道错了多少回？闹了多少笑话？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中，钻进被窝里的。我掏出那张报纸一字字、一句句不知看了多少遍，泪水把那豆腐大的报纸浸得透湿。
从拍《摇滚青年》开始，我就下决心绝不做“花瓶”。十年寒窗历历在目，我现在拿着经济学硕士的学位回国了，得到还是这些字眼，“花瓶、空洞”，究竟为什么？！
“海归”变“海待”（2）
我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愤怒，“谁写的？你真的了解我吗？站出来比比，软件硬件看是谁空洞？”在日本已经习惯了夸赞的我，面对国人的批评没有丝毫承受力：“家里人应该对我更好呀，为什么会这样苛刻？难道这十年的努力白费了吗？”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眼睛肿得有些睁不开，朦胧中看见面前是一些报纸的碎片，也许是被眼泪浸湿后，又被身体碾碎了吧。纸上的“花瓶”还在面前摊着，我心里一亮：
“这有什么不好，至少‘花瓶’有美化荧屏的功能。就从做‘花瓶’开始吧，报纸上说的没错，现在我就是‘空洞’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我的确还只停留在一个高中毕业生的水平上，从现在起，一点点把‘空’补上，把‘洞’添满吧。”我笑了，下次见到这位记者要好好谢谢他（她）。
终于明白了痛苦的原因，“我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失重了。”潜意识里，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