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奈，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冒险坐飞机呀？
爸妈亲亲热热手拉手走进了严阵以待的机场，不时回头向我挥着手，“一个人多小心！”
“没事，放心吧，我习惯了。别忘了上飞机戴口罩！”我隔着栏杆喊，喊完转身就走，不想让爸妈看见我流下的眼泪。要是看见了，我保证妈妈能退了机票跟我回家！
开着我的小吉普“蓝风筝”，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吹干了我流下的第一行泪，没有第二行流下。我恨机场！从小就恨！习惯了寂寞，是我心甘情愿的吗？从有记忆开始到现在，机场里有我太多的悲欢离合。北京、成田、伦敦、戴高乐……我就像一个没有写清地址的国际包裹，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被不同的人接来送去，怎么也到不了家。回国后，终于有了一点儿家的感觉。爸妈走了，这点刚刚在心里萌发出来的感觉也一起被带走了。
我常开玩笑说，至今我还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爸妈太好，我感觉不到寂寞。每天下班往家跑，不像有些快到30的女人，一到天黑，心就慌。这次爸妈走了，心里真是慌得紧，没着没落的。SARS还紧随我们身边，还是让工作把自己填满吧。
寂寞的日子也是要过下去的。经验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照老法子，逼着自己把承受孤独变成享受寂寞。
这段日子不好熬，前两天录《欢聚一堂》的时候，嘉宾演员都已到场候着了，突然一个指示，根据防控“非典”的需要，不能聚众集会，所以立即取消了录像。众人在一片无奈声中离去。这种情况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箭在弦上，真就不发了，活生生地给嚼了吞下去了。
动真格的了！
两家医院做出相同的诊断
我抖得像一只病猫
SARS的阴霾终于散尽，爸妈早就在日本呆不住了，经不住二老的再三恳求，二姐终于放行。2003年8月底的一个明媚下午，爸妈回到了北京。爸妈的归来填补了我心灵的许多空间，在二老身边；我高高兴兴地忙着筹备去西班牙和法国举办的“手拉手”专辑和《欢聚一堂》的特别节目。
一天，在看完采访一位医生的节目后，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爸爸说：“你是不是该复查了？”
2002年3月，父亲曾因房颤住进了宣武医院。我记得全身体检的时候，他还像小孩儿似的怕疼、害羞，不想做肠镜。在我“大棒加面包”的政策下，好不容易进了检查室。结果查出来肠道里有5块息肉，当机立断就“斩草除根”了。医生叮嘱，一年之后要复查。到了今年，由于“非典”的肆虐，好长时间不敢去医院，把复查的事给耽误了。眼下已经风平浪静，该把这一课早些补上。
肠道息肉是常见病，嘱咐他一定要复查之后，我就踏上西班牙和法国的浪漫之旅。谁料想在巨大的紧张和压力下，在多瑙河冰冷的寒风中我病倒了，病得很惨。在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做完在法国的“手拉手”专辑之后，我突然发烧，烧得失了声。住在巴黎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里，蜷在一张巨大的床上，我抖得像一只病猫。好冷、好想家！
对面墙上油画中的一位贵妇在冷冷地看着我。我躺在床上和她对视着，几乎也是在恶狠狠地盯着她看，她的高傲激怒了我，让我坚强了起来。在日本生病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咬牙挺着，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说不出话来，更怕父母担心，很多天没打电话，终于熬到了回国的日子。回到家已经是憔悴不堪，只说是倒时差的劳累。这时候，爸爸已经做完复查只等结果了。
憋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月，一个明媚的中午，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三三，”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反常，“你能抽空回家来一趟吗？”妈妈从来不在我上班时间打搅我，今天很奇怪，她的声音在颤抖。我的心开始往下沉，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下午虽然约了人，但已经顾不上许多，匆匆打电话通知对方更改时间后，开上“蓝风筝”一溜烟地跑回了家。
二老都在客厅里坐着，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爸爸看见我有些吃惊，“怎么回来了？今天这么早下班？”侧头瞄见妈妈正紧张地看着我，“回来取个东西。”我明白了，“妈，我的稿子您看见了吗？帮我找找。”说着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妈妈跟了进来，没张嘴眼睛里已经噙满了泪，“怎么了？”不祥的预感更强了。一行泪顺着妈妈的脸流了下来，“你爸爸得的是癌症，宣武医院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不信，根本不可能！爸爸好端端地坐在客厅看武打片呢。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10月，大家刚刚热热闹闹为他过了70大寿。而且只要我有时间就会带着二老四处品尝美味，这是他们的一大乐趣。爸爸是个地道的美食家，胃口极好、饭量惊人。跟他在一起吃饭简直是一种享受。他对每道菜评头论足，细心研究，吃得是滋滋有味，声声叫好，看得我们是兴高采烈，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这样乐观的人怎么会……
妈妈的眼泪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爸爸知道了吗？”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还没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妈妈的眼泪已经无法控制，“消化科的主任医生悄悄告诉我已经基本肯定是癌症了，让我跟外科联系，赶快手术。”
不能在房里耽搁太久，爸爸会起疑心的。我替妈妈抹去脸上的泪，却无法抹掉妈妈的伤心，“先别哭，给爸爸看见就瞒不住了。”妈妈看上去是那样无助，“有我呢，我来安排。”我安慰着，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走出房间，爸爸还在那儿坐着，“找着了吗？”
“找什么？”
“你不是稿子找不着了吗？”我这才反应过来，“可能忘在车里了吧。”
“三儿，”爸爸轻轻地唤我，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在钢琴上翻翻找找不敢看他。爸爸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说：“我复查的结果出来了，好像不是很乐观。”每当他有心事，总喜欢用一些谨慎的词。
“大夫怎么说？”我明知故问。
“大夫说‘长了一些新东西’，我有些担心是不是癌变了。”
爸爸的直觉已经告诉了他真相。“别乱说话，”我像训小孩儿一样打断了他，“我们再去别的医院检查一下，有比较才好做判断。”爸爸很乖地闭上了嘴，可脸上挂满了忧虑。
“医院，医院，哪个医院有熟人呢？”焦急中我猛然想到了王志，在“非典”期间他奔跑于各大医院，应该上上下下都很熟悉。躲进书房，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我是王志。”他的声音轻松而快乐。
“我是朱迅。”憋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有事求你。”
第二天，我和妈妈陪爸爸去301医院检查，2天后，加急化验的结果出来了，诊断书上写着：“初中期结肠癌”。看看拍出的照片，癌变的地方就像是在肠道里翻着长出的一朵菜花，让人作呕心寒。两家一流的大医院，做出同样的诊断，已经再无侥幸可言，这开膛破腹的一刀是挨定了。
我跟妈妈商量有两条路。第一，瞒着父亲说是良性瘤，在宣武或301做手术；第二，直截了当地告诉爸爸病情，然后尽快送进位于潘家园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肿瘤医院做手术。家人都很了解，最终，瞒是瞒不住的。爸爸这一辈子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和变革，他有一种特殊的敏锐。就在这时；王志从湖南出差回来了，他到家里看爸爸，聊了聊天，然后悄悄地跟我说：“告诉他吧，你爸爸很坚强！他已经感觉到了，再瞒无益。”
摊牌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困难。爸爸看上去很平静，好像早就料到了一切，表示将全力配合医生的治疗。这几天一直背地里偷偷哭的妈妈，也变得坚强起来了，打电话把爸爸的病情告诉了二女儿和大女儿。她们听说后，以最快的速度分别从东京和多伦多飞回了北京。全家人拧成一股绳；
如临大敌、全力备战，与癌魔抗争。
一个叫爸爸的人（1）
我隐约听到隔壁屋里有火车跑过的声响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得癌症？
肿瘤医院的病床极其紧张，就在焦急地等待的时候，台里通知我11月22日离京，随《正大综艺》摄制组到阿根廷出差20天拍摄阿根廷专辑。这是早在半年前就定下的事，这几天为了爸爸的病，早就急得把出差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可临出发了，若是请求组织上换人，办手续都来不及，势必耽误整个摄制组的行程。但这个时候我怎么走得开呢？急了，我找爸爸商量到底该怎么办。爸爸笑着说：“一旦住院了可就没好吃的了喽，怎么样？请老爸吃顿好的吧。”
爸爸自从知道自己生病后，平时谈笑风声的他变得有些少言寡语，好久没有提这样的要求了。难得他有好胃口，赶快找了家他最爱吃的上海菜馆。很久没有见他这样大吃了，哪里像个生病的样子，我却一口也吃不下。心里知道，他是在吃给我看呢。
吃完后他一抹嘴，很满足地打开了话匣子。“宝宝，能吃会做是福气啊，你看你瘦得像什么了？”他指着我，“你知道爸爸的这手好厨艺是在哪里练出来的吗？就是在拉丁美洲。我在那里住了6年，那时候你还在你妈的肚子里呢。”
幼年时候的事儿我还依稀记得些，其中就是没有爸爸的影子。记得妈妈说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被派驻拉丁美洲，直到我上小学他才回国。爸爸在那里采访了10多个国家。当时新中国和许多拉美国家都还没有建交，车马未动，记者先行。毛主席的一句“把地球管起来！”，让多少人满怀壮志，告别亲人，在六七十年代就走出国门，奔赴天涯海角，去铺铸新中国通向世界的道路。爸爸1958年进入新华社后不久也远走高飞了。遥远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