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对姥爷彻底绝望了，她没跟他走，而是带着两个孩子到上海谋生。
一个女人靠自己力气撑起了两个孩子的天，就是再苦再难，姥姥都没有跟过其他男人。不知是曾祖母的那座贞节牌坊压着她，还是她心里一直藏着一种老观念：
再嫁的女人，死了之后在阎王殿要被一劈两半分给两个男人。
解放后，由于姥姥的出色表现，她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受到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女士的接见。
作为一个女人，姥姥很苦。30岁开始守活寡。她有时还会说：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但在家里我还是看到了她珍藏着姥爷的照片，客观地讲，他很帅。
1985年，姥爷“叶落归根”，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时候，姥姥脸上变得很有光彩。当时我们小，虽不懂得男女之情，但感觉上她心里还是很爱这个被她挂在嘴上“骂”的丈夫。我们常逗她，“姥爷回来喽！姥姥高兴喽！”
现在想想这种玩笑开得很残忍，但当时看见她笑了，羞涩地笑了，初恋般的羞涩。
当得悉姥爷患癌症晚期，姥姥就赶回上海日夜守在他身边。姥爷去世的时候，姥姥非常伤心，常常一夜一夜地暗暗落泪。
妈妈：一起吃苦的甜蜜（1）
妈妈每说起这段往事眼中总荡漾着甜蜜和得意
爸爸的老家在苏州市，原本是小康之家。不幸，他12岁丧父，从此朱家一落千丈。奶奶一共生了11个孩子，因为家贫，最后只剩下爸爸和他的4个姐姐。
爸爸是老十，也是朱家唯一活下来的男孩子，所以他义不容辞地要担起继承香火的重任。
爸与妈相识，是妈在苏州新苏师范读书的时候。
一次团委组织活动，妈妈迟到了。在火车站，她遇见了担任领队的朱老师。“惨了，一定会挨批的。”当妈妈怯生生地站到他面前时，没想到这位朱老师没有骂妈妈，反而给她补了票。只凭这一件事，妈妈便认定这是个好人。
妈妈每说起这一段往事，眼中总荡漾着甜蜜和得意。我一口咬定，“一定是你长得漂亮，爸爸才舍不得批你的！”我见过妈妈年轻时跳宫灯舞的老照片，泛黄的纸上她笑得那么好看。
童年、少女时代的遭遇对妈妈婚姻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她觉得选择丈夫一定要找老实、可靠的。对人宽容的朱老师这人靠谱。
1956年，大学要招收在职青年，妈妈准备报考南京师范大学。说来也巧，朱老师也正在准备报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他们就常常一起复习功课。高考临近，人大先招生，朱老师要到上海参加考试，妈妈托他捎点东西给上海的姥姥，目的是让老人家见见。
姥姥心知女儿的用心，她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还邀请了5位要好的同事共进晚餐。明里是请吃饭，实则是相女婿。饭桌上的气氛亲切、和谐，无拘无束，热情的主人和各位陪客把各种美味的地道上海菜一个劲地往朱老师碗里夹。在说说笑笑之间阿姨们把想知道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这是典型的上海人方式。
朱老师的诚恳和坦率博得一致好评。很快姥姥充分肯定了他，在回给女儿的信中写着：
“这人很好，只是太瘦，身体有点单薄。”
中国人民大学发榜了，朱荣根榜上有名，他要去人大攻读国际新闻专业。妈妈也收到了南京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到大学四年级时，他们在北京结了婚。爸爸被选拔到北京新华社工作，妈妈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州当老师。俩人仍是南北分离，彼此牵挂。
当人变成兽时比兽还可怕
1964年，妈妈为了能和爸爸在一起，满腔热情地对调到北京轧辊厂夜校担任负责人。可是，妈妈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对待干部要看家庭成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妈妈就因为“海外关系”受到牵连和审查，学校也全部停了课。
这一年，妈妈生下了大姐，苏州的奶奶来北京帮助照看这个家。奶奶信佛，有菩萨心肠的善良。妈妈不忍将外面发生的事情告诉她。
奶奶有个习惯：每天不论多晚都在楼门口等妈妈下班。一个星期天晚上，奶奶像往常一样倚在大门口，妈妈老远看见她，就高兴地迎上去。到跟前才发现奶奶脸上是老泪纵横。妈妈一惊，赶快扶住她，“妈，北京太冷，以后，您别下楼等我了。”奶奶颤抖地握着妈妈的手说：“死了，陆组长上吊死了。”妈妈脑海里“轰”地一下，惊恐地看看四周：“回家说。”
陆组长是我们五楼的老邻居，也是街道组长，经常过来和奶奶聊家常，人特好。昨天还看到她好好的，怎么今天就死了呢？
一夜不敢多问。第二天，妈妈又披着星星赶到市东郊干活去了。
天刚亮，楼下人声嘈杂，奶奶从窗口往下看，只见一辆没有篷顶的大卡车上横七竖八地盖着红红绿绿的棉被，老人家眼神不好，又想看个究竟。她下楼走近大卡车往里一瞧，啊！卡车上有一堆尸体，好些脑袋还露在被子外面。奶奶急忙后退，差一点摔倒。她赶紧扶住冰冷的水泥墙，“走开！走开！”身后又传来粗暴的吆喝声，奶奶赶快靠边站。只见已经僵硬的陆组长的尸体从五搂给抬了下来，几个人使劲一甩，把尸体扔到大卡车上。车开走了，奶奶独自在墙边发抖。周围的人说，前些天，有人揭发陆组长是地主婆，她太害怕了，半夜里就上了吊。
当人变成兽时，比兽还可怕。
一个古稀老人目睹了这样的场面，一直吃斋念佛的她怎能忍受这种强烈的刺激？外界的大动乱再也瞒不住了。老人家有不祥的预感，她突然要妈妈剪掉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这两条辫子妈妈已经留了20多年，实在舍不得。奶奶说，这里的人太凶，她去大院门口买菜，看见一个女人的头发被剪成阴阳头，一半被剃秃了，一半给扯得乱七八糟，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样子难看极了。
为了不让老人家担心，妈妈只好拿起剪刀，自己把两条美丽的辫子剪下来了。奶奶喃喃地说：“我会把这两条辫子收好，带回苏州去，放在枕头边，让它日夜陪着我。”奶奶几天睡不着觉，要回苏州老家去了，她怕突然死在北京，魂魄找不到回家的路。
据说逼供时这一招最管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来了，天翻地覆，混沌一片。
工厂里群众从多派发展成对立的两大派相互混战，妈妈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铲煤灰、摇煤球，蹬三轮、送白菜，打扫厕所，成了她的改造专业。形势每天都在变化着，一张名为“知情人”的大字报上说看见妈妈这个“当权派”与“走资派”在龙潭湖散步。
这招挺狠，要搞臭对方先得从生活上开刀。
妈妈挤在人群中看着新贴的整整一面墙的大字报。全部内容都说她是专整周恩来总理黑材料的铁笔杆。大字报上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她通过新华社的渠道搞黑材料，据此勒令妈妈“老实交代”。
妈妈：一起吃苦的甜蜜（2）
紧接着公布了成立的专案组，组长是卢老师，因为他善于辞令，卷舌音又特别重，人称卢大舌头。“文革”前，妈妈推荐并培养他，使他从工人调成干部。可“文革”一来，卢舌头突然变成陌路人。一改笑容可掬的脸面，组织教师整材料，张贴关于妈妈是“走资派、大红人、铁笔杆、有海外关系”的大字报。妈妈被赶下台，他当上了学校负责人，成了赫赫有名的“红色造反派”。
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专案组的脸也越拉越长，妈妈的活自然越来越重。她腰酸背痛，医生诊断是腰肌劳损。她下班回家就赶快热敷。上了班还要拼命干。又开批斗会了，一个人冲妈妈大吼一声：“站起来！”妈妈马上站起来。她已经熟悉了各种对自己大吼大叫的声音。循声望去，又是黑瘦细高的王刚，他大声宣布：
“从今天1969年9月19日开始，赵瑞云不许回家，要在小屋里老实交代问题。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这个宣布像是一盆冰水浇得妈妈透心凉，这天刚好是二姐芳芳一周岁生日。妈妈干活的时候还暗自盘算，下班后，回家煮几个鸡蛋，做碗长寿面，让孩子们高高兴兴过个生日。可一开完会，妈妈被带到一间又冷又潮湿的小黑屋，一进屋里霉味冲鼻。一干人等先后进了小屋，勒令妈妈老实交代“5？16”反革命罪行。
妈妈从广播里听到过“5？16”这个新名词，说这是一个在5月16日成立的反革命集团，专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周恩来总理是妈妈最崇敬的人，她不仅敬佩总理的外交才能，还特别仰慕总理的高风亮节。卢大舌头手握着一卷纸，说是别人揭发妈妈的材料和妈妈整总理的草稿证据。
妈妈一再解释她既不是“5？16”的成员，也从没有整过什么黑材料。几小时过去了，他们气呼呼地走了。妈妈又冷又累，刚想坐下来，又有三个人冲了进来，他们的态度比前三人还要凶，拍桌子踹板凳，非要妈妈交代“罪行”、说出“同党”。
这一轮狂轰滥炸还没过去，又有人进来了，小屋坐不下这么多人，他们只能站着帮腔。妈妈听累了，也听烦了，知道再怎么解释也没用，于是冷冷地说：
“我不会说假话，一害人民，二害自己。”
“你他妈的混蛋，你以为自己还在当老师吗？做梦！”造反派气急败坏，拍着桌子骂。他们罚妈妈站着，不许睡觉。
几天几夜过去了，他们组织三班倒，进行轮番疲劳轰炸，搞得人昏昏沉沉，精疲力竭。他们说：“不说出同党、不交代问题就甭想睡觉！”几天几夜下来，人的神经几乎接近崩溃了。据说逼供时这一招最管用，妈妈低着头，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