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国家政府发生对抗。迄今为止，中国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经济增长上。2007年，*中央总书记*在*十七大上发表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详尽地阐述了经济、金融、工业、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但对外交政策却所涉甚少。
谈到所谓的“中国崛起”时，中国的许多退休外交官忧心忡忡。“这种说法让我感到震惊，”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前法国大使吴建民表示，“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不希望人们谈论我们的国家时……夸大其词。”原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也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请记住：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25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围绕如何表述其外交政策方针进行了一场有趣的争论，上述担忧在这场争论中得到了应有的体现。2002年，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创造了“和平崛起”一词，用以表达中国安安静静地顺着全球阶梯向上攀登的愿望。郑必坚的说法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然而，这一提法后来却失宠了。
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这一提法的问题出在“和平”一词上，它有可能限制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国内并没有多大分歧。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自己的内政，并认为有采取武力手段的权力，尽管动武是最后的选择。正如郑必坚对我说的：“林肯为了捍卫联邦而打了一场战争，但你们仍然可以说美国是和平崛起的。”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担忧的是这一提法的第二个词：“崛起”。把“崛起”一词译成英文，更准确的译法应当是“thrust”、“surge”。中国高级外交官不愿到世界各地推销“中国崛起”的论调，他们尤其担心美国的批评者会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开始采用“和平发展”的提法。“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回事，”郑必坚说，“只是措辞不同而已。”事实的确如此，但提法的转换表明：中国十分注意在前进时不要张扬。
中国政府还在采取措施，让中国人民也能很好地领会这一战略。2006年和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12集的专题片，名字就叫《大国崛起》，显然是要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鉴于这一话题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播出的内容肯定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以确保把政府的立场传递给人民。这部专题片按照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方式制作，体现了较强的思想性和高超的智慧，内容涵盖了9个大国的崛起，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讲到前苏联和美国。专题片包含了大量的人物访谈，采访对象都是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国别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是准确的，各国所占的篇幅也大体保持平衡。例如，日本的崛起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专题片对此的处理却非常公允，丝毫没有煽动对于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的意思，而且一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大加赞扬。需要强调的是，专题片中的有些观点是有导向性的。例如，在有关美国的部分中，长篇累牍地讲述西奥多·罗斯福和福兰克林·罗斯福管理和驯服资本主义的做法，以凸显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而且，专题片对美英的代议政府制度保障自由、提供合法性和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赞不绝口。
专题片包含的基本信息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在于经济上的实力，而军国主义、帝国和侵略扩张是自取灭亡。专题片反复重申了这一观点。最后一集是所谓的经验教训，直言不讳地列举了大国崛起的几个关键因素：民族凝聚力、经济和科技成功、政治稳定、军事实力、文化创造性和魅力。最后一条被解释为“一个民族观念的吸引力”，这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是一致的，而约瑟夫·奈正是制片人采访的学者之一。专题片在结尾处断言，在当今的新世界上，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不断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实力，才能保持竞争力优势。简言之，通向权力之路的是市场，而非帝国。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1）
中国有关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没有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从很多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专题片从大国崛起的历史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与西方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事实上，片中采访的许多人都是西方学者。专题片反映的观点与近年来指引德国和日本行动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与世界交往时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这体现了它所处的环境、本国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知。尽管对世界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但中国坦言它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的外部关切大都集中在发展问题上。
然而，中国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更广意义上的文化因素。人们很容易夸大文化的作用，用它来粉饰受利益驱使的政策。然而，中国人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世界观确实有一些重大区别，对这些区别进行深入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区别源于各自对“上帝”的认识。佩尤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当被问及人是否必须认为上帝是道德的化身时，回答“是”的美国人稳居多数（57％）。但在日本和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做了否定回答，中国的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2％！这一调查结果是非常反常的，它严重地偏离了西方人的常识，就连在亚洲地区也不例外。但这并不表明两个国家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有确切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而在于这两个国家的人都不信仰上帝。
这一情况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震惊，但对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东亚人不相信世上有一个造物主的说法，更不相信是他确立了一套人们必须遵守的抽象道德法则。这种说法是亚伯拉罕式或闪米特人的上帝观，犹太教、基督教和*教也都以这种观点为基础，但对中国文明来说这却是荒诞而离谱的。人们有时把中国的宗教称为“儒教”。然而，著名儒学专家李约瑟指出，如果把宗教“界定为关于‘超凡的造物主—神灵’的神学”，那么儒家学说根本就不是宗教。孔子是一位教师，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先知或圣人。孔子的著述，或者说留传下来的著作片段，很明显都不带有宗教色彩。孔子直言不讳地警告人们不要相信神灵，并确立了一些学习知识、修身养性、保持社会稳定和造就井然有序文明的规则。孔子的著述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作品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同宗教典籍的相似之处。
事实上，启蒙运动时期，孔子在西方非常火暴。李约瑟写道，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先驱，如伏尔泰、卢梭、达朗伯尔和狄德罗等，都如饥似渴地研读孔子的经典著作。在1600~1649年间，欧洲每10年就要出现30~50部题名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09年间则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国热的出现恰逢30年战争（1618~1648）刚刚结束之际，在这场战争中，正是宗教造成了惨无人道的流血和伤亡。因此，在这之后一段时间内欧洲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并把它视为与“神圣法”相对立的“自然法”的基础。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的著述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的传说，也没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条。”后来，伊曼纽尔·康德更是把孔子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坚持世俗主义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进一步声称：“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将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2）
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之所以热烈欢迎儒家学说，是因为他们把理智而非神灵视为人类事务的指导原则。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欧洲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许遥遥领先，但中国有着“更加先进的伦理道德”、“更具优越性的公民组织”（以美德而非监护为基础）和“更加实用的哲学”，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宁的社会局面和组织良好的社会等级制”。1759年，伏尔泰出版了《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一书，使欧洲启蒙运动中向往中国的情结达到“高潮”。根据德国学者福克斯的说法，伏尔泰在该书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政治乌托邦和开明专制的理想状态，并以中国作为镜子敦促欧洲的君主们进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开明的欧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写了《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书，这是一本虚构的“中国驻欧洲大使”向中国皇帝写的书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把天主教会的固执与中国人的理性进行对比。
西方人经常发现，要理解宗教在中国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区别是很困难的。让我们根据耶鲁大学的伟大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记述，看一看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在远东的经历。①16世纪80年代，利玛窦刚到中国之时，为了凸显自己是一个高贵之人，他把头发和胡须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长袍。短短几年之后，利玛窦就发现这样做是多么地愚蠢，因为中国人并不高看和尚与圣人。于是，他开始坐着轿子到处游玩，或者雇用仆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贵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利玛窦后来于1592年在给耶稣会会长艾哥华的信中写道：“在中国，人们一听到外国人和牧师的名字就觉得面目可憎，我们需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面目可憎的牧师。”到1595年，利玛窦丢掉了和尚们穿的袈裟（这种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