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某些必要的点染上，他都十分讲究。他熟练地处理着画面基本调子的反复和变化，节奏的强弱和快慢，以及种种呼应在变化中的巧妙平衡，让人从画面上获得一种近乎自然天成的音乐享受。
再从永玉作画的过程来看，特别是看他画五六米长的大画。此时此刻，他俨如音乐指挥，让线条、色彩在自己意志下，自由自在地流转和铺陈。又可视为他自己在演奏一首乐曲，忽高忽低、忽强忽弱、忽快忽慢、忽断忽续，最后凝定为五彩缤纷，生趣盎然的画面，在这一过程中，他专注非常，近乎“郢匠运斤”、“庖丁解牛”，十分过瘾。看他作画，不要多嘴，眼睛追逐着那布线敷色的过程，便会如听音乐一般，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
关于永玉受楚艺术精神影响而格外“重情爱美”这个方面，是我今天这个专题讲话的重点所在，所以讲得多些。以下，谈永玉在楚文化艺术精神影响下“吐纳百家”的情况时，便会简要一些了。
“吐纳百家”，这指的是楚人学习别人艺术优长时的一种不拘一格的开放态度。当年，他们学习别人，不论华夏，不论蛮夷，广为吸取，为发展自己艺术所用。永玉也是如此一种气概，他以家乡给予他的一份深厚的楚文化艺术秉赋为基础、为依托，广泛“杂食”，包括思想观念方面的，更包括艺术技巧方面的。
永玉“吐纳百家”，在艺术技巧方面的表现十分惹眼。他说：“一个画家要有许多技巧，要视野开阔。”又说：“我画画绝不停留在原地不动，不像一些外国画家，总爱把自己固定在一个风格上。我也不泥古，仿什么‘八大’，但我尊重传统技法和理论。”“有人说要固定自己的风格，我从来不固定自己什么风格，什么都试试，都吸取。”还说过：“我永远不停地在探索和产生新的形式。在原地停留，我忍不住，也许只有我们湘西人、凤凰人才可以有这种劲头！”这些话，都很实在，他可说是欢欣鼓舞、手忙脚乱地在古今中外各个相关领域里乱捞，捞来就试，看得出他连西方点彩派画法、梵高观念的画法都试过，从不见他“食古不化”，也不见他“食洋不化”，他声称：“我大量吸取西方思想和技法，加以熔铸，最后变成我们楚人的、凤凰人的！”不止于此，他最后还要“让每一笔都姓黄！”
永玉这气概，可说是响当当的了，如此这般带着几分野气和霸气的吐纳作风，恐怕也只有楚人、凤凰人才会具备！
永玉今年八十岁了，还在兴致勃勃地创新，去年见他荷花画法变了，最近又见他画松有了新招。他说：“艺术家不要倚老卖老，再老，也得卖真本事。”信然。
顺带说一下，有人问及，永玉绘画，成绩斐然，为何还要不忘情于木刻、雕塑、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甚至工艺美术设计，以至让人产生“抢我们饭碗来了”的嫌疑。这现象之所以产生，我想首先还在于他有着太多的人生经历、太多的情感积淀和审美感受，快把肚子撑破了，得充分表达，而形式各有所长，内容各有所宜，于是产生了依托多种艺术形式的“必要”。但“必要”不等于“可能”。这“可能”的实现，关键有赖于永玉对多门艺术相通处的感悟能力，有赖于永玉对每一门艺术技巧要领的把握能力，同时还得有超凡的精力和勤奋，才能出类拔萃，否则就只属打滥仗了。不过，永玉如此多处涉足，从深处看，还是与楚人吐纳百家、好越界扩张的性情相关。无独有偶，沈从文不是在还没有离开文学创作时就开始了古代漆器、瓷器研究了吗！
若干年来，常见一些美术期刊或报纸上有人著文，大谈什么岭南画派、江浙画派，什么东北画家群、西北画家群，证明许多人都注意到艺术家特定风格之形成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了。惟独说及永玉，常只涉及他的幽默，甚至连其幽默的深沉处也不曾充分注意到，也有涉及他文章和绘画的，只觉得好得出奇，却常疏于考察其艺术秉赋的特征和渊源，于是只好大呼“天才”“鬼才”，应酬过去，真可惜。
总之，永玉有幸直接从凤凰活生生的楚文化艺术中获取一份重情爱美的气质，吐纳百家的气概，从而为他的创作，特别是为他的绘画带来了气势非凡，活力充沛，情趣纵横，浪漫奇诡，惊采绝艳的一系列楚风楚式的特征。同时，又因他长期置身于进步的文化事业之中，走南闯北，广泛吸纳，也为他绘画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技法。以上种种，共同形成了永玉其文，特别是其画在总体风格上大异于当代同行们的深层根源。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永玉这风格独具的大量绘画，应属于灿烂的楚艺术的现代伸延和现代版本。而其本人，也因之成为一位楚艺术精神在当代的继承者和张扬者。像永玉这样有幸与楚文化艺术精神直接接轨的杰出艺术家，目前在中国还有哪些，尚有待发现，开展研究。我想，仅面对一个黄永玉，敏感的中国当代美术史家们也是应当有话可说的。
二、永玉和凤凰群体性格的关系
与永玉交往，所得印象，最突出的足他的雄强尚义和幽默通达。这既是他鲜明的性格，也是帮助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大湘西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又因见其锄强扶弱、知恩必报、重然诺、轻生死、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种种表现，与《史记》中一些间巷之佚、布衣之侠的作风近似，因而又呼之为“游侠精神”。这主要看重在那个“侠”字，而不在于那个“游”字。凤凰这地方并非满城金庸小说中那类整天东游西荡，找岔子打群架的男女。凤凰男子大都是战士，社会要求他们具有的是楚辞《国殇》中所提及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勇士性格。
永玉的雄强，除家乡传统影响外，也与他独特经历有关。童年时代漂滩钻洞，打架逃学，待到外出谋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再之后，则长期在政治运动狂涛中过日子，种种折腾，养就了他不怕场合，遇事沉稳，宠辱不惊的气概。他说过，“我们凤凰人，面临大事时反而安静下来了！”他不见风驶舵，唯唯诺诺，惹翻了，拍案而起，“不瓦全”，破罐破摔有何不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永玉不像当地祖辈那样结成团伙，号称“筸军”，去打英国鬼子、打长毛反贼、打日本鬼子。他从事艺术，孤身一人，去打谁呢？打击小人，又常常下不了手。爱打猎，也不曾遇过老虎豹子，因此，他的雄强，在主动进攻敌人方面，乏善可陈。倒是遭人打击，被动抵抗的机会甚多。曾经有那么二十余年，属于知识分子经常挨打受骂，饱受欺凌的时期，特别是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势头，显然是要文化人的小命了。恰恰也就在这种场合里，永玉的雄强，有了充分表现的机会。
一次，中央美院受“四人帮”鼓动起来造反的学生，决心要通过触及永玉的皮肉来触及永玉的灵魂，当众对他进行一番羞辱。学生们用皮鞭劈劈啪啪地抽打他，他任他们打，就是不叫喊，不求饶，挣扎着决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回忆这事的人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那年代，对知识分子来说，活下来真不容易，一些人就活不下来，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被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便投北京太平湖自杀了。人们道路以目，永玉偶尔与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相遇，谁也不敢停下来说话，怕被人看见及检举，惹出是非于对方不利，只是擦肩而过时，沈从文匆匆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就是我们湘西人、凤凰人在危机面前的态度。永玉则把当时十分流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口号改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用以激励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千万不可因活比死困难时，一时软弱，死了，让别人开心，还可为你加上一条“自绝于人民”或“畏罪自杀”的罪名。那环境下，你能拖队伍上山与万恶的“四人帮”对抗吗？只能是“不怕活”，活下来等待“第二次解放”。“四人帮”倒台后，一次永玉同廖承志在一起，廖问：“听说你和四人帮作过斗争？”永玉答：“没有，我只是不曾向他们求饶。”
至于在专业进取方面，永玉的雄强则表现为无论从事哪个门类工作，不做则罢，做就要争个第一流。且不说绘画，就说写诗，他第一本诗集在某年就获了个一等奖。之所以又来写长篇小说，我看其原因之一，也许是见当今不少小说写得不那么好，他想写个好的让人看看。当然，其雄强性格对他从艺的好影响，更重要的是让他顽强地坚持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从艺路子的选择上，他不听文艺界以“鸣鞭”为职业的那伙人的吆喝，不扛艺术教条主义的顺风旗，也不在意艺术界同行出于狭隘门派观念对他的嘲讽和排挤，他走自己的路，而取得了独具一格的成功。
雄强，作为一种良好性格，需要培养，养成它，是一种目的，但毕竟不是最终目的，雄强要以义为引导、为归宿，才算走上了正轨。
永玉尚义，不过这义的内涵太宽泛了，受时代、阶级、政党、领袖的影响极大，这里不讨论。我想，根本一点，“义”至少是“利他”的。前面提及的凤凰人锄强扶弱、知恩必报、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应当都属一种古典义行的表现。
在朋友间，义有着广阔的展现空间，有人问永玉，这辈子有何特别的感想，他回答“遇见了许多好人”，“也错过了许多老人，因为动乱，自顾不暇。”他因对曾帮助过自己的长辈和朋友不能一一报答而深感不安。几年前，他得到六段�